【大紀元12月24日訊】本文就事論事，只涉及中共和政府的關係，並不對政府本身的運作做判斷，也不涉及與此相關的其他因素。
1949年，中囯共產黨打下了江山，雖說流寇習性不改，國家總得有人來管理，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不是什麽別的。
政府一旦成立，就要履行政府的職責。雖然政府官員也是党的官員，党和政府的分家是必然的，因爲黨不從事直接的生産。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就是黨和政府爭奪權力。政府日常的操作主要是國務院、下屬的各部委系統、省市地縣鄉各級政府，而黨卻沒有日常事務可以做，用進廢退，政黨也不例外，所以就要不停地搞政治運動。用一句中國特色的黨語言，叫做“抓革命、促生産”，黨負責革命（破壞），政府管生産（建設）。
文革中有過階段性的 “党的一元化領導”，就是以黨代政的嘗試，結果證明完全行不通。即使在文革中，提到黨中央國務院，人們還是不會搞錯兩者的不同功能。特別是文革結束以後，經過“黨政分離”，政府已經實際上在獨立的管理這個國家了。
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需的一切構架，法律、行政、軍隊、司法、教育等。而作爲一個党，中共從來也沒有試圖進行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幾十年來努力實行的是“政治治國”和“運動治國”。
中囯共產黨的統治機制有多種。一是對党的生存生死攸關的部門，黨直接管理。如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以中央電視臺爲例，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同屬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國家廣電總局黨組代管。集團實行黨組領導下的管委會負責制。照中廣集團自己的說法，“中國廣播影視集團是黨中央的重要喉舌、黨和國家的重要思想文化陣地、國家級新聞傳媒集團，屬於事業性質，實行企業化管理。”前半段和後半段是矛盾的，前面是本質，後面是陪襯。
人民日報則很明確，是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光明日報自己宣佈“是中共中央主辦的立足知識界、面向社會的全國性、綜合性黨報，是黨和政府聯繫知識份子的紐帶和橋梁，是廣大知識份子的精神家園。”這都和政府沒有關係。
第二種是雙重管理。這是一類非常重要的機構，黨必須把他牢牢抓在手裏，但又有必要挂上政府的牌子來掩飾一下。這樣的機構在中央一級至少有5個。監察部與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機關合署辦公，機構列入國務院序列，編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與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即中央610辦公室），以上三個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國家檔案局與中央檔案館也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下屬機構。這些機構的運作其實國務院並不插手，完全是党在管，但各級政府系統必須服從。
第三種是日常操作由政府職能部門完成，黨內有相應的部門操縱。最典型的是司法系統。中國的司法系統習慣上叫作公檢法，雖說這三家的功能完全不同，這種叫法倒也是真實的反映了事物的實質，即中國的公安、檢察院和法院其實是一家，真正的太上皇則是黨委的政法委員會。對於中國的司法獨立而言，最大的障礙就是代表党的領導的政法委。尤其是涉及到異議人士、非官方宗教團體和法輪功的案例，抓誰、判誰、判幾年都是由政法委（610辦公室歸黨委管，大部分挂靠政法委）決定，公安抓人，法庭只是念一遍判決書而已。
中國大陸實行的是行政首腦負責制，儘管爲了體現党的領導，大部分行政首腦都同時兼任黨委副書記，他們仍然要承擔行政責任。而具有行政干預權的黨委卻不用爲干預的後果負責，造成作決定的不負責，負責的不作決定這樣一種怪現象。
九評中囯共產黨發表以後，很多中國人在贊同的情況下多少有些“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怎麽辦”的擔心。其實即使是不考慮任何其他因素，想象一下今天突然沒有了共產黨會怎樣。你所在的學校、企業沒有了黨委會垮嗎？推而廣之，你所在的城市沒有了市委，市政府就垮了嗎？你所在的省沒有了省委，省政府就無法工作了嗎？沒有了政法委，法庭就不會判案了嗎？我們今天不去判斷這個政府管理得好不好，只是去想一想如果沒有了中囯共產黨，小到我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大到國家內政外交，究竟哪一點會受影響，那一點可能會變的更糟？其實這個問題已經有過實踐的結果了。中共統治五十年，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績就是改革開放。什麽是改革開放呢？中共給出的政策其實就是兩條，一條是“松綁”，一條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的成果來自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工作。共產黨不是做了什麽，而是少做或不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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