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能達:歷史在觀念中的斷層

方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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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9日訊】近來與許多位朋友談論“往事並非如煙“(以下簡稱“往事”)一書,其中年齡五十歲以下的幾位,竟全不知道“往事”中所記述的那些遭遇厄運的人物。這幾位朋友是平時比較關心國家大事與社會歷史問題的,他們對六十年代以來的事瞭解較多,因爲許多事是親身經曆的。他們對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兩黨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內戰也瞭解得不少,雖然其認識不完全正確;這不該責怪他們,因爲中共准許公開出版的史料未按事實來報導。然而,他們畢竟還能從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中知道有那麽回事。至於他們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事幾乎全無瞭解,是因爲既無親身經歷的機會,又極少看到真實報導。

我們不難分析爲什麽中共當局不願多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事。中共奪取政權主要是靠以眼前利益迷惑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貧困農民。貧困農民艱於生計,無法得到足夠教育,難免顧不到眼前利益是否合乎道義與社會發展之需。另外,中共各級領導成員中小農經濟落後意識濃重者爲數不少,醉心於利益家族傳代並發展爲建立特權制度。所以,中共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大陸掌權以來不是一般的專制與殘暴,而是專制與殘暴中體現出極端自私自利和眼光短淺,愚昧獨斷,寡仁報復。從建政之初,中共對於前政權的中下層軍政人員就大肆殺戮。在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錯劃和錯殺了許多人。著名作家沈從文的弟弟原是國軍軍官,反水投共,也就是中共說的“起義,”可是他對中共軍隊軍紀等方面問題善意地提些意見,就被誣爲意圖謀反醜化人民軍隊而遭槍決。中共官員入城不久便成批腐化,甚至毛澤東還發佈指令掩蓋腐化並鞏固特權。1957年中共毛澤東權力集團擺樣子地安排“鳴放,”當人們提的意見稍尖銳些,毛澤東權力集團就不再妝點門面並巧立名目地運用權力以“反右派鬥爭”的幌子開始了對黨外持不同意見者的殘酷打擊。這就像舊時代經營賭場的黑社會,說是顧客可以拿走他所贏的錢,但那只限與不很大的金額。倘若金額甚大而該賭客不主動交還些給賭場,就會有殺身之禍。寧波大學一位張姓教授,曾是國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雙重身份的情報人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大陸被捕後被迫滯留大陸,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位前國民黨少將特工的回憶錄”中就載有張本人在澳門賭場的類似經歷。這位張先生曾告訴朋友,他是有過招供,擔心報復而不得不留在大陸的,並非適應大陸政治狀況。這也證明了“往事”作者所暗示的,中共不以德服人是改造不了別人的。

緊接在“反右”之後,中共又發佈了取締“反動淫穢書刊”的命令,把胡適,林語堂,儲安平等有自由思想的文人著作例如“胡適文存,”“有不爲齋小品集,”“英人,法人,中國人”等學術或文學名著都改置於禁止公開流通,甚至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少年叢書也因並非介紹無產階級革命家而遭禁止。隨後1959年中共因彭德懷公開提意見而對他罷官並批鬥,與“反右”在目的與出發點上並無實質差別。中共在1965年以後的各項政治運動雖然時間更長波及面更廣聲勢更浩大,但從其性質來評判,祗是五十年代專制集權化的餘緒罷了。

1957年的“鳴放”中,及時提醒當局注意人口過度增長問題的著名學者馬寅初,“往事”一書所記述的在國府執政期間就爲擴大民主而奮鬥但不幸被中共利用的政治影響較大的人物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以及名不見經傳但才情洋溢本該成爲傑出人才的許多大學生,甚至中共爲減少抵制而只做批判未加“右派”帽子的許多有公心與有見解的中學生和工人農民,對中國的民主化與經濟文化科學建設都有卓越見解。那一時代的知識份子在中共實行愚民政策前的自由環境已受過較好的教育,在傳統文化未遭破壞的環境中長大,其社會公心度與個人修養都比較高,正如“往事”一書中的人物所體現的那樣。當時中共權力集團的面貌尚未充分暴露,人們對中共尚有幻想,說話的膽量還比較大,以講話,發文章和大字報形式“鳴放”的人數之多,話題之廣,見解之深,熱情之烈,都大大超過1989年的民主運動,只是未採用遊行聚會等視覺聲勢明顯的抗爭形式罷了。這當然受歷史環境的限制。中共領導集團心知肚明他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切政治陰謀是暴露中共反民主實質的轉捩點,所以,嚴格封鎖對於五十年代政治的正確報導,以至於連1989年民運的發起人與明星人物中的青年一代都有很少瞭解五十年代情形的人。“往事”一書,讓老年人回憶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並貫穿中共執政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更深入地洞察中國政治,也給中青年人補充了他們未曾瞭解的史實和榜樣。這本書起到了波蘭人民在抗擊法西斯的年代中肖邦的鋼琴曲同樣的作用,是法西斯徳寇所害怕的也是中共統治集團所畏懼的“隱藏在花叢中的大炮。”中共禁止這一本書是內心有愧,和不敢面對現實痛改前非的虛弱表現。

禁書是中共通過愚民政策來鞏固政權的一種表現。中共鞏固政權的另一招是控制軍隊。“往事”一書記載了中共對“民主”施加限制,使之祗能充當中共禦用工具;卻未述及另一事實。那就是,在中共執掌大陸政壇之初,民主黨派領導人曾向中共要求允許在軍隊中發展黨員,毛澤東立即擺手拒絕說軍隊是共產黨一手創建的,決不允許其他黨派插手。毛澤東可謂深諳統治權術。實際上,控制思想是比控制軍隊更厲害的一招,因爲軍人倘若有了正確的思想也是有可能持消極態度或不聽調遣,甚至起義的。中共對於不利於其統治的書籍,包括向“往事”這樣不直接議論政治的措辭溫和的個人回憶錄,極端敏感與採取禁止措施並非毫無來由。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歷史在部分中青年人觀念中的斷代即是愚民政策的效應。(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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