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一、 政治上的「紅杏處牆」
在中國民主化運動中的今天和未來時間中，趙紫陽這個人的意義的確不好安頓。他不像鄧小平、陳雲這樣的直接向人民和民主運動舉起了屠刀的殺人犯，將來一定要受到人民的審判和批判；也不像毛澤東那樣因行為「出格」和精神的「出偏」而在一個瞬間中忽然地站到了人民一邊，一時間變成人民的「救星」；也不像李鵬這樣的人因為虎作倀而受到人民的唾罵；更不像江澤民那樣貪戀個人權位而蠅營狗苟，倒有點像他的前任總書記胡耀邦那樣可能受到人們的懷念和感激。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駕鶴西去，像這幾天香港某一家媒體所炒作的那樣，他的死亡如果可以引發一個全民性的哀悼運動的話，那麼他的意義可以同胡耀邦相媲美。但是，我們分析問題的眼光可以放遠一點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胡耀邦的前頭還有一個周恩來，「4、5運動」的興起是因為周的死亡的情形和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89民運」的情況就有著一種歷史的聯繫，也正是抓住了這一種歷史的聯繫，那個被共產黨自己的刀子斬為兩截的歷史（前毛澤東時代「錯誤」和後毛澤東時代「正確」）才有可能被我們「超越」，也恰恰是在這種「超越」中，中國民主運動和共產黨大人物們的關係才有可能最後被我們所澄清，也只有這樣的「澄清」，我們才可以承擔起來中國民主化的偉大事業；否則我們就只配給那些我們心中認為是「設計師」的「大人物」們「繫鞋帶」。
趙紫陽從小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19歲時就當上了縣委書記，「文化大革命」時是省委書記，80年末代坐上了共產黨總書記的頭把交椅，因此，我們把他看成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園林中的一枝「紅杏樹」就完全正確，1989年，這棵「紅杏樹」的枝伸到了共產黨園林之外，從而被鄧小平的剪刀「剪」了下來——這就是我們評價他時應該說的第一句話。對這一句話的解釋無非是說，他在「89風波」中因同情學生運動而被鄧小平為首的「8老集團」發動「政變」趕下了台，同光緒皇帝一樣地被「監禁」起來，直到今天也還沒有恢復自由。就這一點來看，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趙紫陽並沒有因此而失去意義，在某種程度上講，一個身陷囹圄的老人倒有點像關在籠子裡的老虎，關他的人對他的害怕程度絕對不亞於人對老虎的恐懼。因此分析趙紫陽被囚禁的這種事情，就可以發現我們中國的政治還處於傳統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政治權力的保持建立在對危險勢力和危險人物的控制與禁閉基礎之上，這和現代政治的開放性和寬容性沒有沒有共同之處。
把趙紫陽看成是中國共產黨社會的一位政治政治「設計師」的觀點，我不反對，認為他是共產黨社會中的一位有心「設計」民主的人我也不反對，但是把一點誇大，弄出一個「趙紫陽是中國民主的設計師」的說法我是非常反對的。但是，這樣的看法如果把人又引導到另外的一個極端，即認為共產黨的那一群黑老鴰全都是一個樣，根本不值得我們中國人民來尊敬，那也不對。在前一個意義上你把中國民主化運動這樣的偉大事業，看成是中國社會上那些有名有姓的當權派和實權派人物們的事情，忽視了它的人民本質，你就談不上瞭解中國的民主；就第二個意義來看，你如果認為人民的運動要純潔和純粹到和共產黨的一切當權派的人物沒有任何的瓜葛和聯繫的程度，你也得不到真理。因為存在於中國的民主化運動雖然是中國人民的運動，但是這樣的運動同中國過去和現在的那些當權派人物們的關係卻是錯綜複雜的。所以，在分析人民運動的時候，給那些曾經在「當權」時期對人民運動的發動和發展提供過積極因素的人以積極的評價也就關係到民主的一個方面。在某種意義上，我可以這樣說，對趙紫陽的評價不光是針對趙紫陽這個特定的人的本身的事情，而且在廣義上也關係到我們中國民主的自我評價和自我批評。
在我的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觀點：雖然趙紫陽是一枝專制花園中的出牆的「紅杏」，但是他和中國未來的萬紫千紅的民主花園卻有著一種十分重要的價值關係，正因為如此，我個人懷著對趙紫陽的敬意寫作這篇文章，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我的文章中也有「微詞」的話，那麼請原諒，這有時候是「形勢所迫」，在某些的情況下，我不得不把某些朋友們為趙紫陽安排的在中國民主化運動這樣的偉大事業中的「設計師」位置給「搬動」一下。這樣的意思如果能夠引申出我們民運人士對於中國社會進入50多年以來的人物分析的興趣，並在這樣的興趣的支配下，我們能夠徹底地擺脫後毛澤東時代（這時代雖然印著鄧小平的名字）在我們身上所造成的不良影響，那麼，本文寫作的目的就算達到了。讀完了本文後，你有可能發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這樣的「紅杏出牆」的事情早先也曾經出現過，到底有一個傳統可尋。因此說到底，中國民主同中國共產黨內的大人物們的關係，是我們迴避不了的問題。
二、道德上正直的老人
如果說我們的手中能夠有一面如《西遊記》中所寫的「照妖鏡」的話，我們用他照一照中國共產黨人們的嘴臉，那麼，我們便可以發現趙紫陽是很少的幾個面目沒有變形的人。就這一點著眼，我們對趙紫陽就可以作出後人也許不會輕易改變的肯定式的評價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真有一點「出污泥而不染」的特徵。但是如果你把這一點再做出進一步的分析，你便會發現是他在政治上的「失敗」導致了這一點，於是，這樣的「失敗」（悲慘的失敗）保持了他個人的政治清白卻也是歷史上的大人物們的一種成功，特別是在我們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中，情況就更是如此。把這一點同我在上一節所說的聯繫起來看，恰恰是「紅杏出牆」的事情決定了他後半世的政治價值。可見是「89風波」賦予趙紫陽以價值，趙紫陽也因為這場「風波」而實現了價值。
在評價如趙紫陽這樣的的人物時，我們要掌握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看他對於人民的態度，如果說這樣的話意義太籠統，那豈不是說在發生了人民的政治運動時，特別是當這樣的運動在多少表現出了人民發洩不滿情緒時，如趙紫陽這樣的處於主動地位的人物如何的動作才是最關鍵的。在1966年8月，當「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學生中間出現了偏離共產黨運動的學生自治的跡象時，毛澤東支持了它，反對共產黨運動一貫壓制和鎮壓自治運動的傳統，保護了這場運動，但是當這個運動在表現出了完全的民主和自由的特征（人民在政治上的分化出現後）時，毛就容不得它了，他便開始了以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為理由「取消」運動的行為，直到1976年4月5 日，他最終地作出了鎮壓北京市民運動的決定，鎮壓雖然使用的是棍棒（沒有使用槍，也沒有當場打死一個人），但是，這一行為還是把他最後地放在了「鎮壓」人民運動的人物的那一欄當中了，於是，他在1966年支持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的那種事情，就被這最後的行為給抵消了。把趙紫陽同毛的上述的事情比較起來，他沒有犯毛的錯誤的那種機會，他在同情學生運動的那個時刻中就已經失去了權力，所以這和我們所說的「支持」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但是，僅僅就同情而言，他的作用在那個人民已經有長足進步的年代內，已經是了不起的事件了。他在那個呼喚民主，民主也的確到來的時間中，面對有實力的老人集團公開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旗幟鮮明」地反對出兵「鎮壓」，使他自己立在了共產黨世紀中的道德的最高度。
從這個意義看待問題，中國社會發展的腳步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共產黨「領導」和控制的範圍就是非常明顯的事實。現在的問題是：學生運動對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最低要求」，那就是承認它的合法性，如果說在這一要求的當中，隱藏著一個即將要露面的人民獨立的歷史的話，那麼如何看待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的問題就關乎著如何看待中國社會性質的重大變化這另外的一個問題；而在這一變化中，所有的權力在握的人們都不能不對此表態。於是，1966年的那老個問題——當權派「站隊」的問題，即到底是站在現有的制度一邊，還是站在人民一邊——就會第二次出現。趙紫陽在這樣的時刻中象徵性地站在了人民的一邊，是一個可以被我們認識的事情。除了鄧小平、陳雲幾個一貫反對人民運動的「老傢伙」外，誰也沒有認為1989年的民主風波是趙紫陽「煽動」起來的，但是在這種風波的形成過程之中有著一個趙紫陽的「促動」因素卻是不可否定的。一個人——我說的不是那些極個別的可以與神沾邊的人——只要能夠作到這一點，那麼，他就已經是很值得人們敬仰了。
1989年的趙紫陽實際上處在了這樣的選擇之中：到底是要烏紗帽還是要真理？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而拒絕了前者！這樣的選擇對於我們這個從近代起就失去了古代寶貴的「知恥」精神的民主來說，不啻是一種偉大的鼓舞。像鄧小平這樣的政治上毫不知恥的傢伙，在毛活著的時候，為了東山再起，向毛保證「擁護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在毛死後，又向華國鋒保證：華當主席，中國可以保持「25年」穩定，而一旦權力在握，食言而肥，既「翻案」，又「倒華」，把一個政治上的德行用腳踢了個淨干。相比之下，趙紫陽就不是這樣，他如果在1989年用上述的鄧小平方式欺騙鄧小平，向鄧小平認個錯，顯然，總書記的那頂烏紗帽是絕對不會落在江澤民這等下賤貨的頭上。如果說在鄧小平專制的初期，人們對鄧小平的行為沒有提出道德方面的非議，那麼這表明了中國政治傳統的階段還沒有最後地過去，而在趙紫陽的摔掉烏紗帽的行為中恰恰表明新的政治道德的偉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終於促使部分北京市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發現了囚禁中的趙紫陽，而喊出了一個多年都沒有聽過的「萬歲」的口號。據《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出的《趙紫陽是中共黨內民主化的旗手》的文章的記載，「有一次，」趙紫陽「趁門衛沒有留意，溜到了燈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們看到他時都十分警諤，激動不已，紛紛向他問候和致敬，人群中還有人喊：『趙紫陽萬歲』！」
所以，我認為，趙紫陽對我們中國人民的影響力是在道德方面，在政治上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如何做人？或者說在關鍵的時刻是做權力意義上的人，還是做道德意義上的人？這就是趙紫陽的榜樣，這樣的榜樣在中國的大人物中還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可以說是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的榜樣。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他有意或者無意地維護了中國人的良心，維護了中華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尊嚴。如果說中國的民主化運動發展到今天，有著一個良心上的發動和道德上的提高的內容的話，那麼趙紫陽也是我們民運人士學習的榜樣。
三、改革的失敗者
趙紫陽是一位勇於改革的人，這一點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改革的思想和改革路子被禁錮在鄧小平「改革」的範圍內的情況卻未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如果說這樣的「改革」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是把人民的主動性從「改革」中排除出去的話，那麼這樣的「改革」最終會走上失敗的道路卻有著命中注定的因素。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這樣的「改革」建立在對1966年人民廣泛參與政治這樣的偉大現象的否定上面，從而把一個最有實驗意義上的價值完全地給破壞了，於是，「改革」所依據的經驗與教訓就以否定的方式排除了人民的參與。如果說這樣的「改革」符合西方社會中的「精英論」的特點，那麼在中國這個已經具有了根深蒂固的民主革命傳統的社會中，它就有著一個自我「否定」的意義深藏於其中了。就這個立場來看趙紫陽，他的「改革」的民主性質已經大大地打了折扣，因此把這種「改革」放到民主的架構中去解讀是非常錯誤的。這樣的「改革」如果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能產生的對人民參與行為的排除是一個時間的問題，退一步說，這樣的「改革」即就是沒有正面地排除人民的願望，但是，它的「設計」沒有給人民的參與提供渠道的方式是顯然已見的。在1989年，中國的大學生們參與運動的行為在已經引發了學生之外的人民參與的願望的時候，全國人民坐望北京而不敢有任何的動作的事情難道不是這種短命的「改革」後果的反映嗎？若不是解放軍進城這樣的行為激怒了北京市民，使他們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情況下自發的起來阻止軍隊進城行為，試問北京市民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參與已經由學生們發動起來的運動呢？
如果說一個持續了10年之久的「改革」，又如果認為這樣的「改革」又是由趙紫陽、胡耀邦這樣的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所支撐著，那麼在1989年人民忽然發現在這樣的「改革」中連一個直接表達自己願望和情感的方式都尋找不到，這樣的「改革」的成果應該如何地評價，不就是一個明顯的問題嗎？如果說這樣的「改革」一開始便走上了權力的非權力機關和非權力結構的「正出」的「歪門邪道」，那麼，在1989年的危機階段，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就葬送於此，不就是給我們以重要而又重大的啟發嗎？誰都知道改革是一個大力、大量應用權力的運動，在這樣的運動中，不規範權力的運行的軌道和法則，讓最核心的權力處於最古老的家長制的水平上，這不就是「改革」的最大的失誤嗎？如果說這一失誤又是建立在對毛澤東的家長制批評的基礎之上，那麼把「一頭」家長制變成了「多頭」家長制就可以說是一種「改革」嗎？
趙紫陽是改革中的人，這一點十分清楚，不清楚的只是趙紫陽所就位的那種「改革」的性質到底怎樣？應該怎樣的評價它等等十分嚴肅和重要的問題已經被鄧小平的「屠刀」所掩蓋，所以，人們在反對「屠殺」的呼聲中竟然失去了對上述問題的獨立的辨別能力，從而以同情的人類本能把這個失敗了的人接納到了人民的隊伍中來，並且錯誤地以為他就是我們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偉大「設計師」。目前在民主的隊伍裡，有的人就尊趙紫陽為「導師」，這樣的現象就不能夠令人滿意。如果說這樣的行為出於一種策略上的考慮，那情有可原，但是把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安排到趙紫陽的「改革」中，那豈不是本末倒置。中國民主化需要接受趙紫陽的價值，這一點十分重要，但是若還由此而得出了趙紫陽是民主化運動的「設計師」，這就不對了，中國民主化有自己的道路，這樣的道路雖然有著很多的人的「設計」，但是它在整體上是一個缺乏人的「設計」的故意是由它的本質所決定的，與此相應的是這同時也是一樁最難理解的事情和最為奧妙的意義。因此要為這麼複雜的運動尋找出一個「設計師」，那麼除了上帝以外，就再也尋找不到第二個人了。在這樣的意義上，你說中國民主化運動是「天意」的產物，你的話就有可能是正確的。這個運動在某個階段上肯定會出現「指導者」，有時候這樣的「指導者」還有可能還是偉大人物，但是這絕對不能夠說他們就是這個運動的「設計師」。因為這樣的運動不可能存在著從頭至尾的「設計」。
在議論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就遇到了如何看待共產黨內的改革者的問題。一方面，我們不能夠因為他們是共產黨中的人，就一竿子把他們打倒，認為他們同民主沒有關系；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夠把他們當中的人看成是我們的「導師」或者「引路人」，認為失去了他們，我們的民主化的事業就會完蛋。問題的價值恰恰就在於上述的兩種傾向之間，我們即要同他們那裡取來為我們之所用的民主的因素，又要把這些東西組織到我們自己的民主的價值之中去，使它最後地變成為民主的價值的組成部分之一。在趙紫陽所代表的「改革」中，我們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價值，也看不到共產黨以往運動的那些有價值的因素，而是發現了一種否定主義的東西濫觴於其間。也正是在1989年的危機中，他個人和他身邊的幾個改革派人物，才真正地遇到了已經被他們的「改革」「否定」了的人民運動的再生問題，當然，在這個時刻，趙紫陽的臨時抱佛腳的行為方式肯定是無濟於事的。
四、是誰捉弄了趙紫陽
這篇文章如果認為是鄧小平捉弄了趙紫陽，那未免太俗氣了，當然這樣的事情在1989年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事，用不著我們來討論，我們要討論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提到認識的一定高度上的那些東西，因此，我說的意思是趙紫陽問題可以分成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趙紫陽自身的問題，另一個是與他自身問題相關的連帶問題。看不到這兩個問題之間的差別，把第二問題同第一個問題混淆起來，就一定會出現錯誤。就趙紫陽本身來看，我認為他在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風波」中並沒有掌握著民主的話語權，在這以前，他所掌握的那些話語不過是鄧小平在橋牌桌子上和痰盂旁邊多次談過了的話，如果說這些話對他來講已經是起了「聖旨」的作用的話，那麼中國社會上的民主運動不可能受到這樣的話語的控制的事情就不是他趙紫陽所能夠處理得了的。所以，當趙紫陽在以共產黨的改革者的身份出現時，共產黨是不是能夠擔當起來中國民主化改革的大任——這樣的問題之於他到底有多少的考慮呢？我不得而知，我所能夠知道的是，他對共產黨的認識處於普通人的水準之上，以為黨只要擺脫了毛澤東的錯誤，就會掌握中國的「改革潮流」，完全沒有認識到從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興起之後共產黨已經喪失了左右潮流的那種能力這樣的問題。他要叫一個已經受了「嚴重的內傷和外傷」的共產黨在傷沒有養好的情況下，又去在「改革」中衝鋒陷陣，就是犯了「錯誤」的指揮嗎？
如果說中國的改革和人類任何一種進步的改革一樣也需要一個歷史和精神性的東西的話，那麼這恰恰是趙紫陽正缺少的。他是一個務實的人，這一點不存在問題，但是中國「改革」在很短的時期內的急功近利式的要求把「改革」內部所需要的那些可以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內發揮重大作用上述的因素排除在外的做法，由此而使「改革」步上了半途而廢的途徑難道就沒有趙紫陽的一份錯誤？在1985年，我動手寫作有關論述中國改革的《錦夫談九篇》的時候，對這樣的改革的短命性的問題已經發表了尖銳的批評，在批評中，我的書中的人物們（他們是普通的軍人、農民、工人、幹部還有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表示出了極大的懷疑，如果說在這期間，「改革」起碼應該是一個讓人說話的運動，那麼，當時的胡耀邦、趙紫陽等等在「前台的人」（趙紫陽語）壓制發自人民社會中間的改革的訴求和呼聲，只注意維護少數人的權利就已經走偏了改革的道路，為他們日後的失敗做出了準備，要不然，一個容納人民改革訴求的運動是很難因人事的原因導致失敗的。可見，改革的內容如果有一個可以避免改革人物不至於因改革而立足於失敗的境地的內容的話，那麼，改革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所能夠包括的了。
事實上也是這樣，在1986年以前，當共產黨的改革在被人們概括為「經濟體制的改革」的時候，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換馬的方式中當上了共產黨總書記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脫口」說出的「政治改革」的話的時候，恰恰暴露了他的「改革」的缺點，而不是象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他個人的智慧。如果說在1979年由鄧小平「設計」的「改革」因急功近利沒有考慮到犧牲共產黨社會的價值觀念這樣的事情，那麼「改革」後的農村土地多打出了糧食的「現實」已經給共產黨的統治的錯誤」作出了判決，無視這樣的判決的深遠意義，認為歷史為共產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行為還留出了巨大的空間，不就是一種錯誤嗎？因此當這樣的錯誤遇到了「政治改革」這樣的關口的時候，趙紫陽就栽跤了。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沒有經歷過民主的革命，也沒有發生過民主的偉大運動，那麼，由「經濟」原因所啟動的「改革」也許會成功地導致出政治的改革，可是，當這樣的改革把近一百年中的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都放在一個「否定」的看法中，就本身意味著改革者的愚昧。但是如果說在愚昧人的眼睛中，人民更是愚昧的話，那麼他們的「改革」之「河」裡的「石頭」到底在哪裡，誰能夠摸得著呢？
「摸著石頭過河」——這樣的話的趙紫陽式的腳注是：背著鄧小平「過河」。在1989年的風波中，趙紫陽不想背了，鄧小平能饒了他嗎？但是歷史有時候為頭面人物所準備的舞台卻是變化多端的，他們這些人在最關鍵時刻的一個動作或者一種表演，卻可以奇跡般地改變角色的全部面貌，使英雄變成了小丑，小丑變成了英雄。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似乎不記他們的昨天，而僅僅是看他們在今天的表現。1989年趙紫陽只要表現出了不再聽鄧小平的話的勇氣，他是由鄧小平這樣的人「扶上馬」的事情就沒有願意回憶了，於是，政治上的那個無形的人類榮耀的冠冕就一下子戴在了趙紫陽的頭上，就連鄧小平看見也乾著急，一點辦法也沒有，學生們在把趙紫陽看成「國之希望」的時候，竟然以群體的力量發出了「鄧小平你好糊塗」的呼聲！也正在這個突然的時候，由鄧小平充當「總設計師」的改革才最後地分出了由趙紫陽「設計」出來的改革的那一股。在這裡，我們即就是認為這新出的一股是「優績股」，但是它「上市」的時間太短，也存在一個風險性很大的問題，所以在共產黨那個70多年歷史的「老股市」上，炒股的「老炒家」們不買他這一股，也就事出有因了。
五、身處於反潮流境地而又不敢弄潮的趙紫陽
最近，在幾家民主網站上所發表的幾種趙紫陽談1989年運動的文字和此前張良寫作的《6、4真相》的書中的大部分內容如果可靠的話，那麼，在1989年的5月這個多事的春天，鄧小平和趙紫陽之間的發生衝突的時間就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遠，事實上這些分歧的焦點就在於任何評價僅僅只有一個月多的時間的學生抗議運動。如果說這樣的分歧導致了鄧小平把社會上發生的事件的根源找到黨內當權派人物的身上的話（當時，8老之一的李先念說：「我老就說，問題出在黨內」），那麼鄧小平在這個時刻中所站的立場是毛澤東當年所站的立場就不用證明了。但是和毛不同的是鄧小平並沒有對已經形成的運動做出毛在1966年所做出的「革命」的評價，而是把它看成是「動亂」，這樣的看法如果和他在1966年對紅衛兵運動和人民造反運動的看法是一致的話，那麼他站在了一個歷史的「角度」上觀察問題的優勢地位就彌補了他在道義上的缺失。在鄧小平的看法中，中國不能夠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鎮壓的「王牌理由」，在這樣的「理由」面前，趙紫陽的確說不出一種可以同鄧小平抗衡的語言卻是一種無庸諱言的事實；正是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趙紫陽的失敗的好像有一個我們中國人常常說的「必然性問題」。
把趙紫陽完全地看成是一個政治上的「軟蛋」不是我的意見，相反我倒是認為趙紫陽是一個有勇氣的人。但是如果我們認為世界上的所有的有勇氣的人都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那不是我的觀點，我倒是在生活中發現了人們的勇氣的不同表現方法和不同的發作方式。在古代的傳說中，有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的事情，我沒有作過專門的研究，可以置之不談，但是在1966年毛一怒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卻是少年時代的我親身經歷過的事件，就從這樣的事情來評論問題，趙紫陽不在上述人物的範疇之中，也是一個明顯不過的事實，所以，我們降一級，把他放在了另一類人物中去研究看一看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1989年，那個被叫作「4、26社論」的東西給正在發展勢頭上的學生運動定了一個「動亂」的性，而這樣的定性被認為鄧小平的「懿旨」，所以也就成了鐵板定釘，誰也改變不了的。因此，趙紫陽對抗鄧小平的時間應該在此之後。5月4日，趙在亞行的講話，可以被看成是同鄧小平唱對台戲的開始，在此後的接見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時候，趙紫陽總算是把鄧小平「抬了出來」，如果說這樣的行為發展到最後，趙紫陽作為共產黨總書記和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反對「出兵戒嚴」就是全部事實的真相的話，那麼，研究以下趙紫陽的這樣一種行為的消極性，我們就可以發現他的政治本色了。單就這樣的事情來看，趙紫陽這個「事務型」的人被鄧小平「推到」中國政治的表面上的最高位置，不就是一種悲劇嗎？同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人物比較起來，趙紫陽沒有自己的東西不就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嗎？所以他同鄧小平的分歧算不上一場政治上的鬥爭和較量，從一開始他就立於準備失敗的境地，沒有作出哪怕一點積極的抗爭的動作，這樣的人要充當10多億人的』「旗手」和「領導」是根本不可能合格的。中國的民主到今天為止，是一面戰鬥的旗幟，所有不敢高舉起它的人都不配作「旗手」或者「領導」。因此，作為中國民主化鬥士的人們對於這樣的人除了表示同情和對他的失敗表示惋惜外，就沒有多少可以讚揚的了。
說實在的，在1989年的偉大風波中趙紫陽不相信學生們、不相信市民們、不相信工人、不相信農民，甚至也不相信士兵——這怎麼能夠把他劃到民主的這一方來，如此問題難道不令人納悶嗎？如果他相信學生們的話，他就不會那樣的姍姍來遲，如果他相信工人和市民的話，那麼在北京市政府宣佈剛剛成立的「北京市工自聯」是「非法組織」並且立即取締的話，他也應當站出來說一句話，如果他相信廣大士兵和軍人的話，那麼他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向參加戒嚴的軍人們說清楚真相，也是權力當中的事情，但是這一切的一切他都沒有作，而是總要保持住那個小集團的秘密。他雖然是13大決議的拍板人，決議中白紙黑子寫著「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重要問題要經由人民討論」不就是他手中的「王牌」，但是，他在真正需要按黨的決議做的時候，卻要承認自己是個政治上的「傀儡」：「在最高人事問題上，」趙紫陽說，「我們前台人物沒有發言權，只徵求一下意見，真正有發言權的是兩位老人（鄧小平和陳雲）。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一致意見，就能定下來」。可不是嗎？當人家的奴才做慣了時，你一時間要自己作主，人家就會說你要「造反」，這就是世界最明白的道理了，何況「兩位老人」吃盡了「造反」的苦頭的事情，誰不知道。
六、趙紫陽怕什麼
秦腔戲中有一本戲名叫《三滴血》，劇中的周天祐在批評將要與他結成「虎口緣」的賈蓮香時說了一句話，很值得一提：「你前怕老虎後怕狼，不見老子不見娘」。現在，我們把這句話，用來批評趙紫陽，就再好不過的了。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手，的確是「怕字當頭」，前怕老虎後怕狼，怕學生的運動，怕市民的參與，怕解放軍鎮壓，怕鄧小平，怕破壞了黨的聲譽，怕天下大亂，所以，就有了我上面所說的那種現象的出現。如果說趙紫陽這樣的人是和平環境和平常時間中的一位能幹的人，那麼，一旦他被捲進了一場政治的「風波」就不知所措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分析這個原因，我可以說鄧小平是把人選准了，正如他在事後所說的：「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不合格」。說實在鄧小平的「選」人是「合格」的，這就是在沒有事情的場合中，你工作，我玩牌；一旦有事情出現時，你靠邊站，我來玩權。趙紫陽也正是認準了這個的規矩才被一個本身並不是「一把手的人」扶到了表面上的「一把手」的交椅上了。這就是他的「出身」方面的問題，在目前，我們因多年不講「出身問題」已經對它陌生了，今天在重新說到「出身問題」時，我們發現他被「扶他上馬」的人（鄧小平有「扶上馬，送一程」的話）最後地「拉下馬」也好像是不太冤枉。
正因為他的「出身」有問題，所以他才是一個政治「風波」中的「怕字當頭」的人。在共產黨黨內像這樣的人何至趙紫陽一個，可以說是多如牛毛；但是，趙紫陽最終不同他們的地方在於在最危機的時候他個人良心發生了覺醒，用「辭職」的方式向人民表明了他不怕「丟官」的志向和決心，所以，我認為除了這個「不怕丟官」以外，他怕的東西太多了。但是對趙紫陽的怕如果做一種刨根問底的分析，那麼是什麼樣的東西把他禁錮在一個「怕的牢籠」裡呢？要研究趙紫陽不研究這個問題，我看是弄不出什麼名堂的。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那麼趙紫陽怕的是「動亂」，雖然在這場偉大的民主「風波」中趙紫陽對那時還正在進行著的學生運動作出了同鄧小平不同的民主的判斷，但是在趙紫陽的意識的深處，這樣的運動如果得不到控制，可以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的「動亂」卻是一個很明顯的因素。也正因為是這樣，趙紫陽在應該出頭露面的時候才變成了一個「憂包琵琶半遮面」的人。在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民主化的進程中，都免不了要發生某些重大的事件，因此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不能不過好民主這一關，如何處理這些大事件就變成對人們的一種考驗；在這種考驗之中，認識民主和接受民主的事情有時候就在這麼短短的幾個月，甚至幾天中來決定。如果說10年磨一劍這句意味深長的話說在了這個時候，那麼，考驗10年功夫是不是白費了，不就是在當下的一個瞬間的了嗎？職是之故，就這樣的事情來研究中國的民主化功虧一簣的教訓不就是很深刻的了嗎？在非常時刻，民主和動亂的關係是一個理論上根本無法澄清的問題，所以，也恰恰就是在這樣時刻，民主和動亂已經綁在一起了。於是，在民主的訴求中，如果怕亂的思想成分發展到一種小心謹慎的地步，那就沒有民主安身立命之地的了。
我到今天都不明白，中國是一個經歷了多次民主革命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在到了上一個世紀80年代末的時間內，不但沒有把民主的革命精神組織到社會和公民的生活之中去，反倒把它要從上述的領域清除掉，使革命後的社會從革命的傳統中給「退」了出來——這到底意未著什麼？我實在是納悶。在那些沒有實現民主化的國家和地區中，民主化如果不是在「革命」的意義上被人們所接受，那麼，什麼叫民主化的事情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因此，那些在民主化運動中認為革命妨礙了民主的看法是不成熟的。美國的民主怕是世界上最標準的民主吧？就以它來看，為了爭取這樣的民主，殖民地人民進行了造反，同母國打了多年的仗，在民主建國之後，為了保衛民主的成果，美國人民又一次地陷入了內戰，在上一個世紀60年代，民主的制度為接納非裔人又連續地發生了多次重大的社會騷亂，試問沒有這些戰爭、內戰和騷亂，美國民主的歷史誰又能夠說得出來呢？就這樣的意義而言，趙紫陽作為中國社會的頭面人物，對於民主的理解和認識是十分膚淺，根本就沒有資格為我們中國人民規劃民主的未來，因此，他害怕動亂的那種思想恰恰暴露了他對帶有革命性質的民主一竅不通。正因為這樣，我不認為趙紫陽就是中國的民主人士，我認為他是一個對民主有著善意的理解的人，充其量可以說是中國民運人士的「同路人」。
說白了，在1989年的趙紫陽的頭上戴著一個「緊箍咒」，那就是鄧小平在「4、26社論」中所以說的「動亂」，雖然在這個時間中他是「4、26社論」的反對者。進一步的分析表明，「緊箍咒」的魔力在發作時，曾經大鬧過天宮的孫悟空也會乖乖地順服，何況一個平平常常的趙紫陽。可見在我們中國，「動亂」這個「緊箍咒」的魔力的確太大了，它「咒語」如果翻譯出來的話，就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你發表異議言論，屬於「亂說」，你組織自治組織、進行遊行示威，寫大字報，屬於「亂動」，所以你好好地聽黨中央的安排，讓他們把那個秦始皇式的班「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以至於到「萬代」，那麼你肯定是一個好公民，對於這樣的好公民，鄧小平是絕對不會殺的。如果說趙紫陽這個曾經身居高位的人，同我們普通人一樣也受這個「緊箍咒」的「約束」的話，一條人性的同病相憐的線索就把我們跟趙紫陽給聯繫起來了。
在這裡，趙紫陽到底不是《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孫悟空的緊箍咒是佛祖戴上的，他自己取不下來，趙紫陽的「緊箍咒」卻是他自己在此前自願戴上的，所以，從理論上講，他只要願意就可以卸下它，但是，趙紫陽在1989年沒有敢卸的原因就在於他怕升級（學生運動變成為人民運動）後的民主運動打破共產黨社會的「罈罈罐罐」，而在這樣的行為中，他最後地變成為一個孤家寡人的情形也許在他的考慮之列。民主的運動肯定要「打破」共產黨社會的「罈罈罐罐」這一點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此，所有對此心有戒備的人作不了民主化這樣的偉大事業是不言而自明的事情。就這樣的意義分析趙紫陽意識的深處有著一種葉公好龍的因素。其實，我們只要對正在議論著的問題作一個深入的研究，就會發現，共產黨社會的「罈罈罐罐」會不會在民主化的運動中被「打爛」的主動權卻抄在共產黨自己的手裡，也就是說共產黨作為社會的統治者有著用各種辦法「疏導」民主潮流的權力，所以只要他們當中的當權派看清楚了民主化的大方向，對於民主的運動不施加過分的干涉，不動用暴力，在應該讓出政權的時候就讓出政權，那麼，這樣的走向民主的過程不會發生「打爛罈罈罐罐」的事情（台灣就是這樣），如果說上述的措施被拒絕，共產黨當局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如「6、4後的中國大陸」），怎麼能夠保證共產黨的「罈罈罐罐」不被「打爛」呢？就這個意義來講老天爺是最公道的，他老人家賜給每一個政黨的「禮物」都是一樣的，只是那些把這樣的恩賜，當成為兒戲的黨，並以暴殄天物的方式來對待它的人才會受到自己行為的最終的報應！
七、趙紫陽在人民社會的缺位
「89民運」之後，趙紫陽的名字在知識分子中間頻頻出現，但是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普通人民中間卻沒有發生。從這樣的事情中，我們就不難發現問題，即趙紫陽所推行的那種「改革」問題很大。如果說有的人從對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解讀中得出了「讓一部分先自由」的結論，那麼這樣的結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站住腳，能不能經得起推敲，我卻沒有研究。無論怎樣說處於1989年「風波」時期，許多人認為學生們的運動不應該讓其他的社會人士參與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在這樣的事實的面前，政府當局在一個月多的時間內默許了學生們的遊行和示威運動而同時嚴厲地取締了市民們的類似行為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如果說這樣的事情同1966年8月分的情況一模一樣的話，那麼，這個由學生們發動的運動在過不了多少時間很快地就會轉化為人民的運動的事情也就非常的清楚了。就這樣的意義來看，處身於政治「風波」中的人預感到「第二個文化大革命」就要發生就屬於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因此，在這個時刻中，鄧小平、王震、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等人談論「中國要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很自然，他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受過衝突，吃過了苦頭的人，如果沒有這樣的一點政治敏感性，不就是變成政治上的傻瓜了嗎？因此當趙紫陽把這場風波當成為一種正常的民主運動看待時，他事實上在上述人們的眼光中已經變成了傻瓜。因此，在這個時刻要把他趕下台的絕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大群。
在中國，民主不能夠訴諸於人民——這是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在這些「復辟派」人物身上所留下的「深刻的教訓」，所以當「89學生運動」在出現了「文化大革命」的跡象的時候，趙紫陽就不能夠迴避這樣的問題。他事實上根本就沒說出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道理，當別的人在說出了這樣下去可以導致「文化大革命」時，他就會顯得理屈詞窮。在這裡趙紫陽的困境可見一斑。趙紫陽在這個時刻考慮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問題，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推理而論。那就是說如果學生們的運動被中央承認為「愛國的、合法的」，那麼在此時刻北京市民和全國的市民、農民紛紛起而傚法，用絕食、遊行和示威的同樣方式要求他們自己的民主訴求，趙紫陽的中央會作出什麼樣的表態，我們就知不道了？難道民主也可以在理論上「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嗎？
上面的意思如果說得具體一點，那無異於說趙紫陽在人民中間沒有扎根，所謂的「要吃糧，找紫陽」的話是由中國的秀才們造出來的「官話」，而不是農民的話。中國農民絕對不會說出那麼愚蠢的話。在這裡如果說我可以給各位讀者們提供一種原汁原味的人民對趙紫陽的評價的話，那麼剛好，於2002年7-8月間，在我們陝西省城鄉到處流傳著一則對共產黨的「領袖們」排隊數說的順口溜：「一代領袖毛澤東，戰鼓擂得咚咚；二代領袖華國鋒，接班三年沒有頂用；三代領袖胡耀邦，全國土地分了個光；四代領袖趙紫陽，他給學生幫倒忙；五代領袖江澤民，億萬婦女齊賣淫。」在這首民謠中，作者們把趙紫陽放在了毛澤東的那個接班人的系列中去理解的思想是對的，因此，對趙紫陽所發出的評論也是可取的，從一個側面形象地說明了趙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當然，如果我們執意要在這種人民的語言中去尋找智慧，那麼，「他給學生幫倒忙」的主語倒是下得如此的恰當。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在「89運動」要尋找民主運動失敗的線索，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受到了趙紫陽此前改革思路的影響，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這樣的影響使人民中間的民主訴求——一個從法律理論上講求諸於內、求諸於己的行為轉向了求諸於外的行為，把希望寄托在「實權派」人物的身上。於是，民主的鬥爭精神就被乞求的那種心態所排斥了。到今天，我們中間的某些人還是弄不清楚如下的問題：民主到底是人民跪下去乞求來的還是舉起拳頭爭取來的。
的確，我們也不能夠否認在趙紫陽的看法中是有一種民主，這樣的民主也完全不是沒有價值，但是，當這樣的民主在事實上失去了對中國民主——一個被共產黨民主更大的民主——的指導時，這樣的民主就應當被我們毫不猶豫地超越。可是在我們目前的實現中，這樣的民主倒被我們中間的某些人奉為「正宗的民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太沒有人民的觀念了，當人民在已經對趙紫陽提出了如此幽默而由尖銳的同情式的批評的時候，我們從這樣的批評中如果還聽不出問題的話，我們的智力就太不夠了。在中國這個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國家中，如果民主的設計者們忘記了人民這一頭，就再沒有民主可談的了。
上一個世紀的70-80年代的所謂的「改革開放」有著一個給社會和人鬆綁的意義在內，我們不可能給於否定，但是把這樣性質的運動和行為當成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不二法門卻是十分幼稚的，因此如果在分析趙紫陽這個人的時候，我們若不是把他放到這樣的東西中去觀察，那就一定認識不了趙紫陽這個具體的人，也不會對他所代表的「改革」做出科學的評價。就本質而論，這種「改革」是一種消極意義的行為，其發動也有著一個內在意義的被迫，屬於不能不為之的那種事物。其實在前毛澤東時代，這樣的行為和動作早已經是存在的了，不過它受到了毛澤東的壓迫而不能抬頭，毛死後，這樣的壓迫因著毛的死亡而成為強弩之末，於是就出現了被而後的人稱為「改革開放」的政策。所以就政策來說，這樣的做法肯定是對的，但是這種政策的制定者們所站立的那種很底很底的社會觀望點的事實卻沒有被更多的人所認識，與此相應的是這樣的政策會最終地導致一個高風險社會的到來的情形尤其會被人們忽視。因此，我們把過去中國社會官方的某家「科研機構」所發表的對未來社會的「高風險」預測的事情展開來分析，那麼，1989年的政治風波不就是「高風險社會」的第一次亮相嗎？如果說這種高風險社會的風險之源頭是政治上的當權派無法應付改革行為所帶來的必然的危機的話，那麼。這樣的危機不是已經被「度過」了，而是又一次的蟄伏下來的情形不就是十分明顯的嗎？趙紫陽的失敗，不是他個人的失敗，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些所謂的「改革開放者」們對「度不過」的危機的一種象徵性的「度過」行為所付出的代價。就這樣的意義去分析，鄧小平在把趙紫陽拉下了馬之後所說的「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字也不變」的話，不就是意味著在這樣的「改革開放」中趙紫陽是一個完全可以摔開的人嗎？趙紫陽式的「改革」沒有任何獨立的趙紫陽個人意義的問題就不需要我再來來論論證，以後的江澤民、胡錦濤的「改革」不就是它的「繼續」嗎？
就上述的意思而言，人民社會對於趙紫陽的失敗是同情的，這樣的同情是人性深處中的東西，有著一個人類的普遍性，而這種政治同情如果被我們作了不切實際的解讀，認為趙紫陽的失敗就是人民的失敗，那不是出於誤會就是源於無知。
八、論趙紫陽的意義
趙紫陽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這一點我承認，但是把這一點擴大，最後得出了過分的意義我是不贊成的。據一份很可靠的材料記載：「總書記趙紫陽在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會上老老實實地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向在坐的常委們請示；『什麼是社會主義，誰說得清楚？』他自己則老老實實坦然而陳：『我說不清楚』！」如果說這樣的話沒有一個前提可尋，僅僅出於總書記自己的願意而說，我們就發現不了問題的關鍵，其實，它是對鄧小平的「我們不搞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爭論」的一種腳注，說不上是總書記自己的東西。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對趙紫陽的獨立的人格的評論才不會走調。上述話的意思如果可以引申出「什麼是民主，誰說得清楚」的話，那麼，我們對趙紫陽的認識就會提高一步的。所以說到這裡，我可以這樣說，在可以尋找出趙紫陽個人因素和個人力量的那些場合中，我們根本發現不了趙紫陽對中國民主的發展或者推進，因此，我認為趙紫陽沒有說出「什麼是民主」的問題同他自己承認說「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一樣，但是，在1989年的那個非常時刻，他卻說出了「什麼不是民主」的問題。
上面是意思無非是說，站在民主的觀點上，趙紫陽雖然沒有說出什麼是民主的問題，但是，他卻在民主發生了危機的時候大膽地說出了什麼是「不是民主」。就從這樣的意義的把握和分辨中，我們來研究趙紫陽，就會對他做出比較公正和比較公平的評價。所以在對中國的不民主的批評、批判上，我們可以接受趙紫陽的價值，把它組織在我們的民主的體系之中，但是，我們在正面地主張中國的民主的時候，在提出民主發展的大思路的時候，又不被他主政時期的對民主的褊狹的理解所束縛，就意味著我們在民主上的進步；要不然的話，我們做了他的尾巴而不覺得，豈不貽笑於大方之家。
在上一個世紀的70-80年代，說什麼是民主的問題，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的問題，是一種對於我們中國社會近100年的時間內的民主革命以及民主運動（不管成功與否）的評價和認識，因此，如果把這樣的事情僅僅當成是一個純粹理論的問題，那麼，我們就犯了很大的錯誤。在過去的時間裡，我們中國人民在拿起了槍桿子尋求民主的時候，民主只於他們到底在什麼樣的意義上存在著，這難道不是一個值得人們深入研究的問題嗎？進而，在過去的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的考察中，人民社會中間形成的那些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風氣，以及直接實踐民主的重要行為不都是「什麼是民主」的問題的構成要件嗎？試問在趙紫陽的言論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了這類的問題呢？捨過了這些問題不研究，認為民主就產生在當下的政策之中，這不是明顯的錯誤又是什麼呢？
在我們中國的確存在著一個趙紫陽的意義，這樣的意義如果不用民主來界定，那麼它就是無法捉摸的東西了。因此，在涉及到趙紫陽的意義的時候，我們只能夠使用民主的尺度。問題就在於，我們說的民主的尺度僅僅是一個比喻，在比喻中，我們不可能把問題的說得那麼恰當，但是只要我們能夠清楚地區分民主的多元化的意義，就不會使自己轉向。在趙紫陽所主持的「改革」中是有一個民主的意義，這一點我不否認，但是要把這種有限的帶有民主意義的東西說成是中國民主的主流，並且以為它就是中國民主化方向的代表者，那就完全的錯誤。在趙紫陽主政時期所推行的某些政策中，是有一個符合民主潮流的傾向的，因此也是一種具有進步意義的東西，比如在「89運動前」，主張實行人民和共產黨中央的「對話」制度，主張政治的公開化、透明化，主張法制等等問題，就是如此。目前這些不成功的東西被我們海外民主隊伍中的某些人作出了過高的評價，好像這就中國民主化的前途和希望，其實，這樣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也是十分褊狹的。
分析上述的問題，認為在趙紫陽主政的時期，把「實驗階段」上和「試錯意義」的中國民主當成「動亂」來批判是極其錯誤的，而他個人的政治前途的最後斷送，也於這種錯誤有關。在這個意義上，他根本就不會發現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中，民主已經從「17年」（1949-1966）共產黨專政的歷史中走了出來，而為人民所掌握的歷史和事實。因此，他在把這樣的一個時刻和這樣的一個影響了全世界的偉大運動看成是對共產黨這個專政體制的「破壞」的時候，民主已經遠離了他。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當他在把一個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運動中受到了「嚴重的內傷和外傷」黨看成是一個「無辜」的受傷者，如同那時的「地、富、反、壞、右」這些可憐人受到的傷害一樣，就完全的沒有道理。一個已經實行了「17年」專政的黨，即就是它在專政時期沒有推行一項的錯誤政策，而又假設它的道德水平也是全世界第一流的，試問：沒有任何原因，僅僅是因為它「執」了「17年」的「政」，人民要「推翻」它——這種行為也毫無疑問是民主的。民主的第一的同時也是最基本的意義就是：政治上按時、按屆換人換馬，如果連這一點也認識不到，從而把中國人民用政治造反的方式把中國共產黨的當權派人物從下而上地「拉下馬」的行為叫「動亂」，那麼，1989年的民主「風波」如果在中國取得成功，共產黨不「下馬」才是世界上的一樁怪事呢！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是趙紫陽（而不是朱熔基那個大飯桶），因此，我斷言，假如趙紫陽在1989年戰勝了鄧小平，那麼在此後的1年或者半年時間內，他也會像戈爾巴喬夫退出蘇聯歷史舞台一樣的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這個意義上，不是趙紫陽就不好，也不是戈爾巴喬夫不好，這不是道德問題，所以不能用道德評判的方式來評論之，它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和人類發展與進步的問題。就這樣的觀點來看，趙紫陽在有關中國發展和前進的最主要關頭上，沒有作出有損人民利益的事情，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說明了他個人（不是他所代表的共產黨）在道德和政治上已經擺脫了權力對他人的腐蝕。
九、論趙紫陽與中國民主運動的關係
如果我們要對政治運動這樣的事情作出一個確切的發現的話，那麼，我們就能夠回想起來那個導致了趙紫陽下台的運動是由學生們悼念胡耀邦的行為引發的，但是，我提醒讀者們回憶，在運動興起之後，又有多少人還再談論胡耀邦呢？這樣的情形如果被我們正確地複述出來的話，那麼那場本來由悼念胡耀邦的行為所引發了的運動在已經成型之後，就沒有多少胡耀邦的意義了。事實上，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胡耀邦的名字和事跡就已經被人們淡忘了，一直到「6、4」為止，現在，我們也只是在分析這一場風波的來龍去脈時，才提到胡耀邦逝世的事情。如果從這樣的意義去思考如下的問題，即今天，當我正在修改這篇文章時，正式聽到了85歲的趙紫陽逝世的消息時，這樣的消息能不能引發一場新的政治運動的思考時就不由自主的在逼迫我。我認為，只要中國的民運人士善於抓住時機，有領導運動的能力和本事，那麼，趙紫陽同胡耀邦一樣，其死亡有可能引發一場民主的運動的事情就好像有一個歷史的線索貫穿在其間。當然，從這樣的我們假設中的運動著想，我認為它在發動起來之後，趙紫陽的意義也很快地就會過去，不也是一種可以設想的事情嗎？在民主的運動和民主的長河中，趙紫陽即就是風流人物，也會落個「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下場，何況他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風流人物。在涉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回想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風流人物丘吉爾在他那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所引用的古希臘人普魯塔克的名言——「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主的標誌」的話，就會感慨萬千！對於趙紫陽這樣的人，雖然還說不上是「偉大人物」，但是，他總是同「偉大人物」有著相似之處。
論述到此，我寫作這篇文章的動機就已經給讀者們交代清楚了。我雖然反對「趙紫陽是中國民主的希望和民主的旗幟」的說法和看法，但是我並不否認在今天已經仙逝的趙紫陽是一個與民主聯繫最多的人，因此，在可能的條件下，趙紫陽與未來的中國民主運動可能產生出如胡耀邦與「89風波」那樣的影響，甚至比胡的影響還要大的事情也好像是可以預言的。我在我寫作的某些文章中，其所以要用「風波」而不用「民運」表述1989年的政治運動，原因就在於前者沒有「發動」上的故意，而後者卻有。現在，我們如果認準了上述的問題，那麼，在目前的情形下，借用給「趙紫陽平反」「恢復趙紫陽的名譽」這樣的理由發動一次新的民主運動，是完全有可能的，只可惜我們民運隊伍現在正熱衷於內部的攻訐而無有精力也不能夠集中力量以作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遺憾地斷言，由趙紫陽的去世可能引出的運動如果又是一場自發的運動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這篇文章所談論的趙紫陽的問題不是實踐意義上的，也不是操作意義上的問題，而是理論意義上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澄清，那麼，民運人士如何領導中國民主運動這樣的問題就很難談起。所以，在本文中，我只是要說明這樣的一個問題，即趙紫陽是中國民主的一個因素，我們中國的民主收藏夾應該收藏它，其情形和它收藏1966年的毛澤東的意義一樣（前些日子，我剛剛寫作了《論毛三篇》）。在民主體制的構成之中，存在著許多種與專制主義的運動和專制主義的人物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因素是由民主的內在的本質決定的，所以，它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存在物；如果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兼容並蓄的東西的話，那麼，什麼是中國的民主的事情我們民運人士就可以講清楚了！在中國，只有處身於民主運動之中的人才有權利掌握民主的話語權，民主運動之外的任何的人都不配！也只有在民主的話語權中，趙紫陽的意義才不會至於最後流失！
2005年1月17日星期一於漢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