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1日訊】 1999年的提法
1999年的夏天，十分炎熱，我用寫作《論民主本意》的書稿來消磨這個炎熱的夏天。到秋天的涼氣襲來時，書稿已經寫成。年底，我梢加修改後，向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寫了個簡介，想打聽一下可否出版的消息。不難想象，我得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從1974年開始捉筆寫作，到此時爲止已經寫了近30本書稿，這是唯一的一本我認爲拿了出來不會“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書稿，因此，雖然在出版問題上一開始我就吃了個閉門羹，但是，卻不會招來風險，這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麽不好的。於是，我索性把它加到那一摞“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的書稿之上了事。
就在這本書稿中，我對民主作出一種自己的解讀，在我的解讀中，民主這種從西方社會傳到我們中國的東西，卻原來也有著我們中國人自己就擁有的成分，只不過我們對這些成分的看法還處在蒙昧的狀態之中罷了。單就我這樣的看法而言，有的人就可以斷定我替官方說話。其實呢，情況絕不是這樣的簡單。就在這本書中，我說民主是一種極其形式主義的東西，這種東西要能夠有價值，那些被人們看成是形式主義的東西就必須要同實行民主制度的特定民族的特定文化發生積極的聯繫；在這樣的聯繫中，民主的普世價值就可以起到一種相當於一種擔保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還停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那個水平上，認爲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具有排斥民主的性質，那麽，錯誤只僅僅在於我們，而與我們的民族文化本身沒有太大的關係。
本著上述的思路，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問題的時候，就沒有走專家學者們經常走的那種路子，去在古希臘的文化中尋找民主的源頭，在中世紀的義大利城邦國家中去看民主的轉變，最後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中去挖掘民主的第一桶金。當然，我在研究民主時並不是認爲這樣的研究就沒有必要，也不是說類似的做法就沒有價值，而是強調我們這些已經有了民主並且曾經同不成功的民主多次地打過交道的人在研究與我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深刻關係的民主時，就應當提出我們自己的問題，不應該把我們自己的智慧浪費在那些前人已經研究過了的類似問題上。在我的看法中，並不是每一個時代都一定要 “撿”上一個世紀的“鞋子”。這樣的考慮促使我寫作這本書稿。
在說到民主的起源問題時，我從對自己的兒童時代所做過的遊戲的研究中發現了民主政治中的許多的因素，這種發現促使我作這樣的思考：我自己在兒童時代的遊戲生活中是不是已經過上了“民主的生活”？檢討兒童時代的遊戲生活，我發現，首先，這種生活是對所有的兒童們“開放”，而每一個具體的兒童是不是參與——完全地出於他的自願，沒有任何的強迫意義在內，即使在中國社會階級鬥爭升級的那個年代裏，階級鬥爭的意義也並沒有“滲進”兒童遊戲的領域（雖然在這個時候，“階級鬥爭要滲透到一切領域”的口號被喊得震天響），在兒童們的遊戲中“五類分子”的子弟和“貧下中農”的子弟在遊戲中是絕對平等的，不分你我；其次，兒童們的遊戲生活是兒童們對社會的成年人生活的一種模仿，在模仿中，成年人生活的那種階級劃分和政治上的隔離現象在遊戲中給“戲劇”化了，並産生出了美學上的意義；再則，遊戲的生活這是兒童們“虛擬”出來的一種封閉的兒童社會生活，它有開始和結束的兩個階段，所以一旦進入到了這種生活，參與遊戲的兒童們都會遵守我們現在常說的“遊戲規則”，於是，民主就依著這樣的“規則”而存在於遊戲當中了。可見，我們在把兒童遊戲的生活用人爲的方式拆了開來的時候，發現他的每一個片段好象都是民主的。所以在建設中國民主這樣的事情上，如果我大聲說“讓我們回到兒童時代”，使我們作爲人固有的“赤子之心”發揮作用之類的話也似乎並不錯誤。從這樣的意思中，我們如果能夠整理出我們在兒童時代的遊戲生活中已經熟悉了的那種民主和民主的原則、規則，我看，我們在做中國民主化的這篇大文章時，所缺少的東西就不會如某些人所說的那麽多！把這個意思發揮一下，在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上，什麽“西方的民主”，什麽“東方的獨裁”或者“亞洲式家長專制”這樣的調子我們都不唱，又有何妨呢？
兩則兒童遊戲實例之分析
遊戲一：戰爭型。遊戲分成守和攻兩方，每一方若干人，守方成員們排成一行，手拉手，連成爲一氣。然後由攻方高聲唱：“金金翎”（翎子是戲劇舞臺上武將頭上插的雉尾，表示衝鋒時的英武），守方接著唱：“藤馬繩！”（表示防守非常“結實”，包含有沖不開的意思）攻方唱：“馬繩開，”守方唱：“殺過來！”唱到這裏雙方共同吆喝後，由攻方問：“要哪個？”守方的一個人回答：“要你的某某沖過來！”於是，被點到名的兒童就向對方沖了過去，如果他把對方所拉在一起的手給衝開了，就算勝了，可以從鬆開了手的兩人中間任意帶回一人作爲俘虜以壯大自己的一方；如果他沒有衝開對方的防線，他就會被對方俘虜，變成爲對方的一員。然後雙方交換攻防的角色後，再進行新一輪衝鋒……最後，哪一方人少，就算失敗。
遊戲二：典儀型。這樣的遊戲中，最常見的是皇帝出巡，有扮演皇帝、皇后的，有扮演大臣和轎夫的。遊戲起來，很是熱鬧。遊戲的進行主要是對戲劇中的故事情節的模仿，兒童們叫它“作戲”。
現在我就不妨來解讀一下上述遊戲的意義，看一看能不能在其間發現民主的意義和成分。在遊戲一中，攻防的角色是交換的，交換的意義是提供給雙方充分顯示自己力量的機會，如果說這裏已經包含了民主政治上的角色互換的意義的話，那麽，機會平等的問題也就寓於其間了。但是，在這樣的遊戲中防和攻的角色是交換的，所以，遊戲競賽中就體現了民主政治的公平意義。遊戲到了最後決勝的階段，誰勝誰負的問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爲它是一個由數位表示的簡單的數學的量，只要會數數就行了，這相當于民主選舉中的“記票”行爲。因此，裁判的結果被兒童們一致接受，就變成爲不言而喻的問題了。把這樣的事情和民主聯繫起來看，民主選舉或者民主裁判的結果其所以能夠被生活于民主秩序當中的人們接受的原因似乎也存在於其間了。
分析第二個遊戲，我們便會發現，遊戲中的皇帝角色同民主政治中的總統一樣誰都想當，所以兒童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也是民主的，在有的時間中，皇帝是輪流充當的，這個相當於我們所說的輪流坐莊的意思，讓所有的人的都過一過當皇帝的癮；有的時候，皇帝是用“猜手勢”或者拈鬮的方式産生，把誰當皇帝的事情付諸於被“無知之幕”所覆蓋著的命運去決定。因爲在遊戲中，當個皇帝有相當多的好處，他同戲劇故事中的皇帝一樣的享受特權，轎夫們擡著你走，大臣們給你下跪，還有言聽計從的皇后伴配，所以，這樣的皇帝誰都愛當。在這裏，遊戲的意義要能夠維持下去的一個原因也可以用民主的因素加以說明，那就是所以參與這種遊戲的兒童們對於遊戲中的角色選擇要形成一種共識，即最榮耀的角色並不在理論上拒絕任何兒童，從而造成了參與遊戲的兒童們的徹底平等。在這樣的遊戲中，充當皇帝的機會對於每一個兒童來說都是有的，不允許任何兒童例外，這種情況有一點相當於民主政治選舉中的普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綜合地分析上述的遊戲，遊戲的規則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遊戲要得有意義，任何的人都必須遵守之。但是同任何事事物一樣，遊戲也有遭到某些兒童破壞的危機，每有這樣的情況出現，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會隨之出現，兒童們對公開違反規則的處罰也是各式各樣的，有時候打屁股，有時候停止他們的參加遊戲的權利，在地上劃一個圓圈，叫他們立在裏邊以示被罰，反正，只要有了這樣的補救措施遊戲的意義就會維持下去，遊戲就會有效進行。當然最大的危機也會在遊戲中間發生，即犯規者不是幾個人，而是一部分，這個時候兒童們往往用“如果這樣——我就不玩了”的話來挽救局面，因爲兒童們都想著要玩，於是這種方式會發生很大的效率。可見，在我們現代人的民主生活當中許多的制度、規定都可以在兒童們的遊戲中尋找到根源，儘管在很多場合下，這些根源性的東西存在於人的主觀的認識之外。
問題一：專制與自由
在1999年寫作《民主的本意》時，我只是在起源的意義上，說到了兒童遊戲的問題，隨著我對民主問題的不斷地研究，我發現不僅僅是在起源上我們可以從兒童的遊戲發現民主的意義，而且整個的民主也可以用兒童遊戲的那種模式和價值去解讀。同世界上的各式各樣的專制政治比較起來，民主政治的確是公民圍繞國家政治權力的軸心而展開來的一種“遊戲”，在“遊戲”裏，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因素都存在，只是它的壓力減輕了或者說沒有了。因此，換句話說，同人類社會中原來的政治相比較，民主政治中並沒有增加多少的新東西，只是所有的老的東西的原先的分量給減輕了，不足以造成從政治上壓迫人所需要的最低的分量。在兒童的遊戲中，也有反映奴隸與奴隸主生活的情節的，在這樣的情節中，奴隸主揮動鞭子打奴隸，奴隸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奪回鞭子揍敵人”的場面也經常地出現，但是，不管是揮動鞭子打奴隸的奴隸主扮演者，或者是挨了鞭打做出了痛苦掙扎樣子的奴隸的扮演者，大家都知道這不是真的，是在玩耍，要解釋現代民主政治的許多現象，我們不是可以在這裏發現“玩耍”意義嗎？民主政治把傳統政治中的國王、貴族階級和一般意義的政治統治都做了“玩耍”式的處理，從而把統治變成了管理。
我們如果對兒童生活有一個基本的研究，就會發現兒童的生活是受大人“奴役”的，沒有絲毫意義上的“自由”可言，因此兒童們一旦進入了遊戲生活，那麽他們就立刻獲得了“自由”。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麽全世界的兒童們在熱愛遊戲這個問題上的表現是完全一致的？在這個問題面前，沒有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區別，也沒有什麽文化的宗教的或者民族方面的區別，人類中所有的兒童都愛遊戲，儘管他們遊戲的方式是千差萬別的。在遊戲中，兒童們從“奴役”的生活中逃了出來——這就問題的真諦，因此，所有的家長都可能遵守一個規則：那就是不干涉遊戲中的兒童的自由，讓兒童們的自由天性在遊戲中儘量的舒展，儘管這種舒展的好處，大人們也許並非都清楚，但是有一點卻很明白，那就是對兒童有好處。民主政治如果也是這樣的話，那麽，它對人——所有的人——有好處的問題不就是也被我提了出來嗎？
如果我們把在過去數千年的人類正常生活看成是奴役式的，那麽帶有遊戲性質的現代民主政治的出現，就相當於人類進入了“遊戲”生活之中。遊戲生活雖然在理論上已經被思想家說成是對正常生活的模仿，但是，模仿的意義如果能夠被我們整理出來，不就是明白了民主是一個過程嗎？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對民主的說明替代另一個說明，恰恰就是民主的發展歷史。我們中國人在這個問題吃了大虧，我們把某一個階段上的民主當成了民主本身，從而把自己的身體綁在這樣的民主上，而沒有發現在這個時候民主發揮功能的東西已經被我們的行爲給破壞了。中國人通過經典馬克思主義所抓住的那個東西的確是民主，這一點我現在也不否認，我只是要指出：這個民主是西歐社會維多利亞時代的民主這一點就夠了。
問題二：說教的政治與表現的政治
對於兒童甚至對成人來講，遊戲都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發現在遊戲前或遊戲中，並不沒有發生對遊戲意義的“說教”現象，從這個現象中，如果我們去理解民主理論體系中爲什麽沒有出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這樣的人的問題不就是很明顯了嗎？在兒童遊戲中這個問題就表現得很突出。遊戲對於正常和健康的兒童來講，那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但是對這樣的意義的表述無論如何卻是任何兒童都做不到的事情。民主同這樣的事情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在民主中，任何一個思想家或者任何一種學說都不能夠涵蓋民主的意義的道理也是這樣。在這裏，問題不是民主沒有意義，而是這樣的意義許多是處在言說的範圍之外。
比較地研究你就會發現，任何一種專制的政治，不管它是古代的或者是現代，不管是外國的或者是中國的，都有一個說教的任務，它的意義是由說教這樣的行爲決定的。因此，這樣的政治總是表現出了把“真理”賜於人的性質，而人對這樣的“真理”的恩賜，也應當表現出感恩感德的態度。但是我們如果在兒童的遊戲中發現的那種意義不存在一個說教的功能的話，那麽，由此而思考民主的性質，我們就有很大的收穫的。在遊戲中，“戰爭”是假的，“皇帝”也是假的，這是所有參與遊戲的兒童們都明白的事情，情況既然如此，而遊戲的行爲和遊戲的過程爲什麽會發生意義呢？在這個具體的問題上，人類的智慧如果不加以節制，作出全部的“投入”（如馬克思所作的那樣）是不是就很值得？這樣的問題的確值得思考。我的看法是這樣，當人類要把自己的智慧之光照在那些在傳統意義上是由上帝照管的事情上去的話，就不見得是好事。我們在習慣上把宗教真理看成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真理，但是，我們卻沒有把民主的道理看成是“不需言說”的真理。在民主的東西中，的確存在著許多不用言說的事情，譬如投票時，選民不必要說明自己爲什麽要投票？也不需要說明把票投給誰？爲什麽要投給A，而不投給B等等問題。遊戲中的兒童們就更是這樣的了，在那場“金金翎”的戰鬥打響之後，參加戰鬥的兒童們不需要爲戰鬥的開展和戰鬥的發生作出任何的說明，好象戰鬥就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個當然的存在物那樣。民主政治中的鬥爭，也是不需要說明，它也被安排在人類本性的那種範圍之中。
如果說兒童遊戲的意義可以接受上個世紀的行爲科學的解釋的話，那麽行爲本身就是意義的情況即可以用來說明民主。遊戲的意義寓於遊戲的行爲當中，只有在遊戲展開時才有遊戲的意義的事情就是我們今天需要理解的問題。不然的話，你看一看諸如去年11月份進行的美國第55屆總統大選，你用中國半官方的《嘹望》雜誌一篇文章所引用的《紅樓夢》中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話來批評它，你的批評也是蠻有道理的，只是你不懂這樣表面上的“沒有意義”的政治其中卻包含著人類最有意義的政治！在大選前，克林頓在支援本党的候選人克裏時候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現在還記得起來，面對著一大片熱情的聽衆，克林頓蠻有把握地說：“再過10天，布希就會同我一樣，變成美國的前總統了！”但是，在過去了10天之後，布希又當上了總統的事情，不就使克林頓的話變成爲笑話了嗎？針對這個笑話，達爾（美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在《民主的前言》一書中所說的話就可以令人來很好地玩味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通常所描繪的民主政治，只不過是開玩笑。”在這裏，真理就在於你只要把“遊戲”、“開玩笑”這樣的事情同民主政治“挂起鈎”來思考，民主的最奧妙的意義，你就可以找見。在這裏，如果不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過程的深處預設了一種類似於“遊戲”、“玩耍”的意義，那麽美國的民主黨人，爲爭取“真理”而拿起武器（在美國，普通人有拿槍的權利）的事情不就很有道理的嗎？
問題三：唱諾與公開
遊戲一中的一個重要的行爲就是唱諾。一方在唱出了“金斤翎”後，對方就要唱“藤馬繩”，“馬繩開，”“殺過來”最後攻方問：“要哪個？”然後防方就指名道姓的叫喊某個人，被呼喊到姓名的那人在唱“到”後才可以發起衝鋒，沒有這樣的唱諾，遊戲就不能夠維持意義，就會半途而廢，由這樣的唱諾的行爲我們就可以發現其中設置了意義公開的問題。無論怎樣說，唱諾行爲的本意是要表明遊戲的開始，而在這個開始的階段呼籲參與遊戲的全體成員提起精神進入遊戲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遊戲對所有的人是公平的意義也可以在這裏找得出來。說遊戲本身是一場競賽，這樣的話沒有錯誤，而競賽的全部價值存在於全體參與者的全身心的投入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就這樣的條件講，遊戲一的佈局是一個傳呼的佈局，在這個佈局中，遊戲中的一呼一籲就造成了遊戲的價值。就這樣的意義講，民主是一種傳呼的政治，在我們中國的今天，沒有傳呼而想要民主，不就是癡心妄想嗎？
我小的時候，對於遊戲爲什麽要唱諾的事情同其他的兒時朋友一樣，完全沒有理解，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在進行遊戲時的大聲吆喝，這樣的吆喝聲事實上還産生出了一種聲音上的美，當時的感覺是“很得勁”。如果說我們依照這樣的思路也可以在民主的政治中尋找出類似的現象和意義的話，在說到民主的時候，我們爲什麽要口不離西方呢！現在，在我們中國，出現了共產黨延安時代的那種“言必稱希臘”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海外民運隊伍中又表現爲“言必稱西方”。事實上，在民主的問題上我們中國人做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的，只要我們對它表示尊敬，善於研究的話，民主的第一桶金同樣可以在我們中國“挖”出來。我認爲，今後我們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將會對人類的民主化作出重大的貢獻。就以上述的問題來說，在民主政治中，傳統的指示性政治變成了一種可以叫作傳呼政治原來是我們熟悉的事物，在傳呼政治中，政治上的個人和政黨的關係是彼此呼應的，根本就不存在誰指揮誰的問題，其情形同在兒童的遊戲一中所看見的一樣。顯然遊戲一也罷，遊戲二也罷，都是有組織的，只是在這樣的組織中組織的權力如果脫離了遊戲那就什麽也不是的了。因此這種組織中的權力不是一種可以轉化爲個人的專制權力的事情也是我們曾經實踐過的問題。遊戲中的權力——我的推測——是一種原始的權力，這種權力在而後的人類生活中如何走上的專制的軌道，這個問題我不關心，我僅僅關心的是我們中國和我們的民運人士如果能夠從遊戲這樣的事情中去理解民主，那麽， 在實現民主的問題上我們就不需要作更多的等待了。就在我還生活在中國的時候，社會上出現的有關“民主條件”、“民主準備”、“民主基礎”、“民主要件”等等的談論的確把許多的人搞糊塗了，以至於使他們相信100年以後中國才會有民主。
問題四：規則
遊戲要有意義，規則必須被遵守——這是遊戲中的每一個兒童都知道的，因此，遊戲要不至於中途流産，“規則一定要被遵守”。今天，我們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話，甚至這樣的話已經變成了我們隊伍當中的一句口頭禪了。情況儘管是這樣，但是我們對其中的進一步的道理還需要探索。在遊戲一中，如果防的一方沒有做好準備，而攻的一方就衝殺過來，那就會“犯規”，而對“犯規”的處罰，兒童們是很有辦法的，上面我已經說過，不需要重復。可見規則對誰都是一樣的，任何人不能夠作規則之外的事情。這樣的東西我們在兒童時代就已經熟悉的了，可是在進入社會後，我們因爲它是遊戲中的存在物，就好象已經過時了一樣對它竟不屑一顧。
在兒童們的遊戲中，規則既然是那樣的重要，但是如果你用記者的方式採訪遊戲的任何一個兒童，問：規則是從哪里來？怎麽來？爲什麽要被遵守？我想沒有一個兒童會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是，誰卻都不能否定兒童們的遊戲是嚴格地按照規則辦事的。如果說民主允許同無知有聯繫的話，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規則或者是大家“制定”的，或者是“繼承”的，或者是“外來”的，在這裏區別並不大，關鍵的是它要被遵守。而遵守規則這樣的事情又必須被推到極端處，即任何的一個人都能夠立於規則之外。就這樣的意思來理解1966年毛澤東的“大民主”的失敗，毛本人拒絕進入他自己設計的“大民主”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專制的教育中（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我們總是把政治這樣的東西放在了古代的那個神聖的位置上看待的，認爲它關係著人類的“終極問題”，偉大得可以壓垮所有的人，我們根本就沒有把存在于兒童遊戲中的那些意義同政治聯繫起來，因此，我們認爲政治應該嚴肅到和任何“荒唐”和“隨便”的東西都不能夠有牽連的程度，應該完全建築在完好理性的基礎之上。民主政治就不是這樣，民主政治講規則不講道理（江澤民的“三講”根本就不懂這樣的道理），因此，民主政治的規則才能夠被遵守。試想這個問題，道理是有千頭萬緒的，不同的人可以講出不同的道理，但是規則卻是“幹條條”，他不要求人講，只要求人遵守。民主政治不就是一些“幹條條”嗎，既然是這樣，“幹條條”爲什麽就只能夠從外國“引進”呢？這樣的“幹條條”不是在我們中國到處都可以找到嗎？在兒童們的遊戲中都可以尋找到的東西在哪里還找不到呢？早在上一個世紀的80年代初，我說道，我們中國的民主建設再也不需要“唐僧取經”的事情發生了，今天，我仍然這樣說。
問題五：目的
專制主義的政治是有一個目的的，因此，所有的專制主義政治都可以說成是目的政治。在歷史上，秦始皇的統治不但是要把自己的恩澤賜給天下的黔首，而且甚至要使天下的“草木”也享受到這樣的恩澤（“澤及草木”），在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中，無產階級的政治是要解放全人類的，就是在目前的“胡溫政治”中，政治也是“親民”、“爲民”的，但是，在民主的政治中你就不會做出這麽愚蠢的宣傳，因爲民主的政治不是失去了這樣的目的，而是目的因被維繫在遊戲的意義上而失去了傳統的性質。所以，在民主的政治中公民中的一部分人對於這樣的目的所表示出的厭惡和不滿就構成一個正常的現象。就這樣的現象著眼，民主的目的就失去了壓迫人的傳統性質。
如果我們對於上面所敍述的兩則遊戲做進一步的分析，就會發現在遊戲二中兒童們對於遊戲中的皇帝角色的認同是遊戲意義的支撐點，沒有這個點，遊戲就失去了意義，因此遊戲的價值的維持就要求參與遊戲的人對於角色的認定不能夠發生任何的動搖，也就是說一旦皇帝的角色決定了，那麽，充當皇帝的人不管是誰，他都是遊戲的主角，他說一聲“常隨，叫後宮來”，後宮就要到，並且口稱“萬歲”，跪到在地，同兒童們在戲劇中看到的情況一樣，但是這樣的一種意義已經十分的清楚：即這個遊戲的目的不是要産生皇帝，而是要産生圍繞皇帝角色而展開的遊戲；在這個遊戲中，參與遊戲的所有兒童們所得到的是一種角色組合的愉悅，服從遊戲中的皇帝的行爲實際的意義也還是充實了自己的角色的意義，哪怕某個具體兒童在遊戲中充當車輦。
就在我寫作這個篇文章的時候，從網上看到了布希總統就職典禮的盛大場面，那是過去的如何一個國王的加冕儀式也不可與之媲美的，光憑花去了4000或者5000萬美金這一點說，也可以說是世界政治上之最了。所以就這樣的現象，你說古代國王的角色已經從現代民主政治中消失，誰相信？但是這樣的民主國家中的“國王”（總統）已經是遊戲意義上的“國王”了，那個相當於“王后”的“第一夫人”也具有象徵的意義，你切不可把這樣的事情看得太認真。如果你用目前中國小資社會中的“遊戲人生”的話來解讀這個現象，你會發現人類政治生活也好像是一場遊戲。在中國這樣的遊戲其所以開展不起來，一個沒有被人注意的原因是我們許多的中國人還沒有接受現代政治的遊戲意義的價值。在林彪活著的時候，他說：政治就是殺人，“幾百萬人頭落地”，把這樣的話同1989年“6、4”鄧小平的天安門殺人行爲聯繫起來看，專制政治運行在傳統的水平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事實上也是這樣，只有把人類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改朝換代”的革命改變成爲一種遊戲意義上的“改朝換代”，民主革命的“不流血”的目的才可以實現，民主制度的“換屆”的功能才會正常發揮作用。
政治一旦被維繫在一個終極的目的之上，那麽爲維護這個目的，就需要國家的暴力，因此，當民主政治中的政府不再是一個自然意義上的存在物，而變成了一個完全是人爲的東西的時候，它的政治生命存在的時間由法律決定的情形就不可能産生出到時間之後還要維持政府繼續存在的理由了，而這樣的意義在遊戲二的場合中往往就體現在一個舊皇帝的下臺和一個新皇帝的登基這樣的事情上面。可見，在我們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的皇帝角色也許沒有發生更大的改變，但是在兒童們的遊戲生活當中皇帝的“龍椅”卻是由兒童們“輪流”坐。變化發生在兒童們的遊戲生活當中——這就是本文的主要論點。如果我們認爲到今天爲止中國政治上的民主換屆問題還沒有解決，那麽，在兒童們的遊戲中，這個問題早就解決了！成人的社會嚷著解決這樣的問題就會發生“社會動亂”，但是兒童們的智慧裏它已經化“動亂”爲“秩序”了。
問題六：“赤子論”
中國的道德和政治往往貫穿著一個可以叫“赤子論”的精神，講究以“赤子之心”來對待人和事。如果說這個比喻上的意義被我們抓住，並且加以發揮的話，那麽，我在本文中所說的遊戲中的兒童就可以看成是政治上的“赤子”，把遊戲中的“赤子之心”加以分析，往往們就可以發現那裏的確有許多可以值得提取的價值成分。按照這樣的思路， 我們把那些民主程度很高的國家的政治還原爲“赤子的政治”，那麽遊戲政治不就是它的對應物嗎？在兒童們的遊戲中，雖然自始至終地存在著權力（包括遊戲二的國王的權力），但是這樣的權力不具有對人的傷害；雖然也有等級，但是等級並沒有造成兒童們在價值上的不同；雖然存在著戰鬥和戰爭（遊戲一），但是這樣的戰爭的勝與負卻不以人的傷害爲代價。在這裏如果我們把所有的這些東西加以整理，就可以發現如下的問題：民主政治雖然是一個人類智慧的精華的表現，但是這樣的精華性的東西並不就表現出“超越”普通人智慧的特點，恰恰相反，它完全是每一個普通人所能夠理解和所能夠接受的東西。原因很簡單，在普通人的兒童時代這樣的意義已經潛藏在遊戲之中了。僅就這樣的意思看，我說最複雜的事情有時候是最簡單的事物的産物的話，也許不會錯誤。
不光是民主的思想是這樣，大凡人類複雜的思想無不具有上述的特點。我青年時代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就曾經思考過這樣的一個問題：馬克思爲什麽要在他所主張的人類終極狀態的共産主義社會的最前邊，加上一個“原始共産主義”的開頭呢？其實馬克思所提出的那個“原始共産主義”不是馬克思自己的獨立地發現，在他之前提出類似主張的思想家的確不少，馬克思不過把它編碼在自己的社會發展觀中罷了。即使這樣，我們在馬克思的這種體系中也還是發現了他的錯誤在於他對於類似于遊戲意義這樣的東西的一種過於固執和過於認真的追求，以至於走了極端。民主思想和精神不能夠走極端，也不能夠對自己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如人類的最初狀態和終極狀態）設計解決的方案。 所以它的最簡單和最可靠的辦法是把民主安頓在遊戲意義的基礎之上，這樣以來政治問題就具有了“假設”的意義和“得過且過”的意義，於是一個完全“輕”的意義的架構便成功地接納了從古代政治中遺傳下來的“重”的價值。“假設”使民主的現有真理處於鬆弛的狀態，而鬆弛狀態中的真理就不可能對人造成過大的壓力，“得過且過”的意義把人類固有的追求真理的固執，消磨在一個時間的過程中，使任何的一個人都可能在時間中變成和真理擦肩而過的人。
“赤子論”這樣的思想如果同“無知之幕”這樣的思想聯繫起來，那麽，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性質就被我們抓住了。可見在人類事物中，並不不是人類的智慧之光要照亮一切，在許多的事情上，人類要得平等一個由上帝設計的“無知之幕”是太需要了。譬如，我們假設克裏同布希的政治較量不被“無知之幕”所掩蓋，克裏在選舉前就“知道”自己要失敗，試問克裏能參加這樣的選舉嗎？克裏不參加，選舉會怎麽進行？在這裏公平的意義是通過“無知之幕”的過濾才變成爲人間的可“上手”的正義之物。在遊戲一的“金金翎”的那場戰鬥中，“鹿死誰手”的問題也是懸而未決的，因此，如果這場遊戲在展開前兒童們就已經知道了誰勝誰負，那麽誰還來參加這樣的遊戲呢？把這樣的情況同我上面所說的美國大選的事情聯繫起來看，相似之處就很明顯。
在遊戲一中，誰都想贏，沒有一個人愛輸，這也是“赤子之心”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也是在社會道德的座標上可以被讀出的。因此，就這樣的特點來看，古代政治中的許多的道德意義就可以排斥之。你把政治上的好贏的心理叫“野心”，把政治上想使自己榮耀的事情看成是“野心作怪”，把政治上的戰爭看成是“社會動亂”，那麽，政治當中和政治過程中的人不都是失去了“赤子之心”嗎？於是“改心”、“換心”的事情就變成了專制政治賴以實行的口實。在遊戲二中，不存在“改造思想”這樣的問題，進入遊戲程式的兒童們以“自我”和“本我”的身份參與遊戲是不言而自明的道理。在遊戲中，也有皇帝被革命推翻的情節，這樣的情節也同戲劇一樣地對壓迫人的皇帝做出了嘲笑和批判，如果說在民主的政治換屆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現象的話，那麽現代民主政治中的政府的意義就可以在遊戲二中得到解讀。在遊戲二，兒童們認爲一個政府的生命到一定的時候就會結束是“自然現象”，根本用不著去尋找理由。所以，在遊戲當中，一個政府革了另一個政府的命的行爲是輪番出現的，根本沒有什麽正義可言。
在這裏如果我們接受精神分析學的觀點，認爲“赤子之心”也是邪惡的，那麽，我們的上述的論述中的價值是不是就站不住腳呢？我看不是這樣，相反在某種意義上還可以強化我的觀點。爲什麽這樣說呢，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在兒童們的遊戲中，如果說“赤子之心”都是邪惡的，即每一個人都想變成爲戰鬥中的英雄，都想當皇帝，那麽從這樣的意義中可以引申出另外一個意義的現象我們就沒有發現，那就是人人平等的意義——這個意義是隱藏在遊戲之中的又從根本上決定了遊戲具有價值的東西。因此可以這樣說，如果失去了這個意義，那麽，遊戲對於兒童們來講就沒有任何的吸引力了。在遊戲一中，你打了勝仗不被承認，在遊戲二中，你當了皇帝沒有人服從，那麽不就沒有遊戲了嗎？
原來情況有可能是這樣，正因爲“赤子之心”都是一樣的邪惡，所以，才有力地排除了成人生活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現狀，而虛擬了人與人的平等。在兒童們的眼睛中，每一個兒童的外表和內心都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肢體和“不成熟”的臉蛋恰恰是兒童的社會的結合的紐帶，兒童們的社會和兒童們的遊戲其所以不接納成人，原因也恰恰在成人過於地“成熟”了。進一步的分析認爲，這是兒童們的社會永遠産生不了中共黨員的原因，而在中國的成人的社會其所以造成了專制的死結到現在還是解不開，原因不就是這個社會存在著理論上的“用特殊材料造成”的“共產黨員”嗎？一旦一個社會不是用競爭的方式決定哪些人是政治上的優秀人物，那麽，僅憑一個偶然的因素就決定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這不叫專制又叫什麽呢？遊戲中不存在“共產黨員的問題”和不存在“改造人的問題”一模一樣，原因就在於兒童們認爲自己並沒有能夠高出別人的資格，也沒有低於別人的理由，一個“發展中”的人的概念支配了遊戲的世界，於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話，因著兒童們的“無知”既然變成了每一個兒童都接受的事實。
結論
民主是一種普世的制度，這種制度要能夠在一個特定的民主文化中紮根，關鍵的問題是特定民族的文化和風俗一定要和它取得協調，否則，民主就會變質。在這裏，如果避開純粹理論來研究這個問題，那麽，任何一個民族的生活同民主都有“血緣關係”就是誰也否認不了的。有鑒於此，說民主是古希臘文化的産物——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通行的理論和看法，但是，這樣的事情如果不用放鬆式的方式對待之認爲它有一個學術“遊戲的意義”在內的話，那麽，在古希臘民主制度之前，中國西周的“共和制”中，不也是可以發現民主制度的萌芽嗎。所以，當我們中國的普通人不在把精力浪費在考古學上，而在我們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兒童生活）去尋找民主的線索，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大有收穫。
2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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