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學者林達有一本談美國政治和文化的書，名字就叫《總統是靠不住的》。其實，非但“總統”是靠不住的，“人民”同樣是靠不住的，正如《聖經》中所說：“你們為兩把大麥，為幾塊餅，在我民中褻瀆我，對肯聽謊言的民說謊，殺死不該死的人，救活不該活的人。”
正是有了大多數的“肯聽謊言的民”，才有了戈培爾和薩哈夫這樣的“謊言天才”。戈培爾的成功，並非他擁有哲學博士的顯赫頭銜；薩哈夫的成功，也並非他擁有一張會誇誇其談的嘴巴。他們成功的秘訣在於：經過特別地處理，民眾的大腦和耳朵就像某種特制的天線，自動接收謊言，而將真話排斥出去。因此，最該警惕的，不是歷史上是否會出現像戈培爾和薩哈夫這樣邪惡的“謊言天才”，而是作為“大多數”的“肯聽謊言的民”。
正是在這個意義尚，謊言的接受機制比謊言的生產機制更為關鍵。
群眾是怎樣默許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這個問題不單是針對德國人的，因為反猶主義在歐洲早已是一個默許的“傳統”。民眾是如何喪失對真理和謊言的辨別能力的？謊言即使重復一千遍不會變成真理，謊言依然是謊言，只是聽謊言的人將其當作真理罷了。
謊言開始起作用的第一步是消除謊言與真理的差異，把質的差異變成量的差異，再把量的差異由大化小，由小化無。下一步呢？民眾深陷於物質主義的泥潭，為獲取或保有一丁點的利益，他們寧願膜拜謊言的制造者，心甘情願地接受集體催眠，拱手讓出自己的未來。人們都患上了埃裡克•霍布斯基所說的“撒謊綜合症”——像電影《再見列寧》中一樣。最後，他們甚至主動去參與對那少數堅持說真話者的迫害，粗暴地讓他們閉嘴。謊言的接受機制在此發揮出了比謊言的制造機制更大的威力：讓“人民”自覺自願地成為劊子手。於是，這個世界徹底淪落為“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
老報人陸鏗曾經是中國少數的幾名歐洲戰地記者，他在戰後千瘡百孔、饑荒蔓延的德國觀察到這樣的情形：“我們接觸到的德國人，戰爭給他們帶來那麼深重的苦難，但他們對發動戰爭的希特勒，並未流露痛恨的情緒，而是默默地承受苦難。”其實，普通的德國人並不都是無辜的羔羊，他們都是“為兩把大麥，為幾塊餅”而接受謊言、參與犯罪的“大多數”。這些德國人知道只是譴責希特勒並不能讓自己順利“過關”，他們只能保持沉默。
一個千古之謎：誰殺死了耶穌？是告密的猶大、是殘暴的彼拉多、還是居心叵測的猶太教的拉比們？《耶穌受難記》是一部忠實於《聖經》的電影，每個細心的觀眾都能在那些過於血腥的畫面背後發現誰是真凶：是“大家”一起殺死了耶穌。在“大家”手上，粘有比猶大、彼拉多和拉比們更多的血跡。“大家”成了謊言的俘虜，“大家”成了殺人的凶手。
必須把民眾從謊言的接受機制中解脫出來。在“兩把大麥”和“幾塊餅”之上，還有某種不可褻瀆的、更高的倫理價值，那就是愛與真。要把“拒絕謊言”當作日常生活的准則，要像約伯那樣毫無虧欠地宣布：“現在請你們看看我，我決不當面說謊。”（《約伯記》六章二十八節）此時此刻，愛與真是抵抗謊言的最後一道屏障。
當某些學者故作姿態地宣稱“啟蒙已死”的時候，我仍然堅信啟蒙的意義——啟蒙不是講訴什麼高深莫測的哲學道理，啟蒙乃是去除謊言的接受機制，乃是讓民眾恢復對謊言和真話的基本判斷，乃是讓民眾恢復對愛與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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