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精神运动
和有两千年历史的基督教不同，在1992年(六四后第三年)之后短短数年间传遍了国土的法轮功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古老佛门修练方法。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肆无忌惮。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原因：鉴于中国历朝改朝换代的过程往往由民间宗教如白连教、太平天国等推波助澜、加速完成，共产党对这平地从东北横空破出，奇迹般地愈合了千万个无钱就医的百姓痼疾绝症的古老修炼充满了畏惧。
修炼者通过个人切身经验而体悟的，不落言诠，慈悲的奥迹是法轮功在六四以后的中国洪传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通过切肤的体验而得到检验的真理，对于刚刚从无神论苏醒的人们，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然而使得法轮功从祛病健身的气功蜕变为赋予无数修炼者道德力量的信仰的，是其背后十分完整的本体论。
通过一种基本上与佛家教义合节，统一的宇宙观，法轮大法把人们对于人类生命、宇宙奥秘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其本体论首先是以合乎现代科学语境的话语阐释万物，并通过绵密可感，具象的内容以宇宙本体、伦理原则引导出对于灵魂、终极的盼望，法轮功的本体论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贯彻至真实领域的认知与生活方式。这贯彻真实世界的形上认知提升了整体视境，彻底挑战了人类对自身、对宇宙的理解，从根本上卸解了科学对心灵的束缚，而使人获得了无上的开启。
对于形上的理解(在最深刻意味上的)并非以被动的解经而达到，却是通过实践来一步步艰难地接近的。同样的，对于宇宙特性“真善忍”也是透过艰苦的修炼而体悟。这看似没有什么新意的伦理原则，因此，由于个人的独特体验而获得了极为深刻，切肤的意义。通过这贯彻全体的实践，法轮功给予了修炼者从精神到道德上的启悟，从而赋予他们坚不可摧的信仰力量。
1999年七月，镇压法轮功的运动揭开序幕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此起彼落从怀里扯出自制的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为法轮功正名的修炼人。在北京，一时间聚集了千万名千里迢迢来自各省的，为法轮功请愿的人。为了阻止这些人进京，当时去北京非得骂一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或法轮大法的话方准放行。这些修炼者有些人带上几十元人民币一路乞讨进京，三餐吃馒头，夜里睡公园里的板凳，被捉后遣返原籍，承受洗脑班、劳教所非人的折磨。根据那时滞留北京的修炼者自述，那时手里拿一瓶旧了的矿泉水瓶子，穿不合季节的衣服走在街头的几乎都是法轮弟子。
为了转化这些修炼人而建的劳教所、酷刑室、610办公室和监控系统花费了天文数字，结果是在全国各地悄悄出现的形销骨立宛如风的影子，绝食一百、两百多天后犹剩最后一口气，却绝不言放弃修炼的人。当这些骷髅一般的形体出现在古老的国土上，出现在人们惊惧的眼前，我们不得不问：这一切代表着什么意义？
放置在历史的座标上看，我们必须承认这本身即是一个奇迹：经历了所有的人彼此背叛彼此，更力图背叛自己的文革，人们早已遗忘执著是什么，信念为何物。然而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些修炼人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的酷刑，宁可放弃生命也不肯签下与法轮功的决裂书。
为了转化这些坚信者，迫害升到了不可想像的高度。这是共和国国家机器内部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里十分黑暗的一个：一些修炼人因为承受不住酷刑而被迫转化；转化后她/他们并没有被释放，却是继续关押在劳教所，被迫以最丑陋的方式折磨拒绝转化的人，透过对法轮功义理的扭曲施以心理和肉体的双重虐待，把修炼者逼向疯狂和死亡。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劳教所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人间炼狱。它的狱卒是二十四小时剥夺了囚犯的睡眠，在施暴时一无表情，手上沾满了修炼人血迹的管教；是那些在转化之后被迫成为施暴者的，人格分裂的人。
这是一名修炼者描述的劳教所。在迫于酷刑而写下悔过书之后：
从此每天都要写三句话，内容是骂李老师，骂大法，骂法轮功，写满一张纸。同时每天还要喊三句话，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扼杀灵魂，它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摧残。如果反抗和拒绝，就会被带到四楼进行电击，时间长度不等，直到屈服。
全国关押在劳教所里的修炼人达数十万，许多人和笃信的基督徒一样，进出牢门不下十数次。逃避关押而流离失所的炼功人达数百万。世界人权组织记录了3万8千人遭受严重的酷刑或虐待。有1千多名完全正常的修炼人被关入精神病院，被强迫注射迫害神经中枢系统的药剂，身心剧烈受创。直到今天，被确定迫害至死的修炼人约2千7百多人；官方的资料则显示人数高达7千。2千多个孩子由于父母受迫害致死或长期关押而成为孤儿。
对于这些数字，对于法轮功修炼人所承受的酷刑，百姓里知情的人不少，然而更多偏远地区的人民仍旧被国家机器编织的谎言蒙在鼓里。当他们终于来到了海外，噤若寒蝉地从发真相传单的法轮功学员身边走过；当他们隔着车窗玻璃饥渴地阅读这些学员手里高举的海报；当他们终于知道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悲剧，明白为了抹黑法轮功而伪造的自焚案真相时，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微妙的，丰富而多变化的痛楚再度提醒了我们：这是一群来自国家监狱的囚徒。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并非宗教取向的话语里试图讲述信仰的形上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挑战了自身理性的可信度。在接受无神论和赛先生洗礼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那里，这样的讨论遭受的阻力无疑将更大。然而一个关于我们所生活的当下十分重要的事实是：随着科技文明弊端的涌现，人类的世界观正在经历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而尖端科学及天文学晚近的发现更使得人类既有的宇宙观历经一场历史性的海变。通过在神学家与物理学家之间坦诚的对话来探讨形上秩序，实验神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崛起。与此同时，试图寻找另一种生活可能的哲学也把道德和神学带回认知的视野。
正如默默重返时代舞台的神学所昭示，在人类还在做梦的时候，被宣判死刑的上帝正悄悄储备一场石破天惊的反扑。关于人类不断随时代而转向的道路，鲁迅的遗言是上好的借鉴：“设留今之众志，移诸载籍，以俟评骘于来哲，则其是非倒置，或正如今人之视往古，未可知也。”五百年后的人们—当然，首先我们得假设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把自己带入毁灭的绝境—将如何看待今天的我们？无数的蛛丝马迹向我们昭示：我们该以最开放的心灵随时准备迎接一场人类意识开启的世纪变革。
从这个视野审视发生在中国的宗教迫害，其隐含的意义或许要叫我们暗自惊诧。在这个拒绝从时间之河里消失，血脉承续，绵延不绝的古国国土上，在人类文明的千年之交，出现了不比罗马时代逊色的宗教迫害，以及与之并生的信仰复兴。为失落的精神所催生的信仰运动预示了在人类的这个历史转捩点，这文明特例的国度背负的特殊使命。在它沉重的脖子上所负的重轭一方面来自其自身的历史罪孽，一方面来自一个更高的，统摄一切的形上意志。
关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宗教情境，人们逐渐获得了较为持平的认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曾经盛行一时的一种预期是：现代化将带来普遍的世俗化与宗教的没落。这个预期并未成真。宗教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婴儿期般的过去。与此相反，由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与日俱增，以及各种成功的精神疗法所揭示的，物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兼以各种临床学、尖端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不知不觉当中，无神论已渐趋没落。在近代各种流行的“终结说”里，赫然出现了无神论的终结。“上帝已死”这时髦一时的词语已不再是通行无阻的金币。从理性主义一觉醒来，人们赫然发现上帝从来没有死去。
如果人们的视野不为欧洲中心论所拘束，他们将发现与流传甚广的，宗教在当代已没落的看法完全相反的事实：基督教或许在中欧、西欧拥有日趋减少的教会人口，然而在前共产国家的俄罗斯、东欧，在亚洲、非洲，一场宗教的复兴已拉开了序幕，与日渐衰颓的西欧大陆形成一个意义重大的反差。而即使在参加礼拜的人数骤减的国家，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死后灵魂存在的信念却大大增加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促使我们采取一种对于当代信仰较为真实、慎重的判断。人们与教条式、无法满足个人灵性需求的教会的疏离，以及对于属灵事物更新的投入与探索 – 这些都是烙上时代印记的，当代信仰的特色。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世纪之交的宗教情境，我们将不会把一切简单地归于时代版图的推移，却是对人类整体精神的变革有更深入的同情与探究。
一些较开明的欧美牧师预期，在二十一世纪，基督教的中心将从欧洲转移到教徒激增，并对信仰怀抱高度热诚的开发中国家。在习于以宗教来定义民族文化的固有传统下，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仅以中国来说：以每天1万到2万5千人受洗的速度，基督教正在中国爆炸性地成长。而在酷烈的镇压下毫不退转，反而洪传海外各民族的法轮大法以“真善忍”的信仰预示了新世纪的精神，昭示着信仰在这块古老大陆以及世界的复苏。相对于深陷在优厚的物质条件里，在时代氛围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种折衷神学，并在美国消费主义的薰染下趋于市场化的西方宗教界，中国的信仰者在极度匮乏和受难当中所呈现的坚信，以及其在迫害下近乎奇迹的增长，十分有力地显示了形上信仰在现代化之后的社会获得了更新的力量。
“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宗教有时是所有力量中最具革命性的。”当一切秩序崩毁，未来黯淡而又危机四伏时，人们就会寻求新的答案。而在这时，“由于它在生存的最深层次寻求生活的意义，宗教便成了最先进的反应。”贝尔的这番话是信仰在二十一世纪复兴—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 – 最有启发性的注脚。
对中国自身而言，千万个法轮功修炼人和基督徒肉身流出的血和涌现的热泪与偶然全然无关，却充满了历史与形上的必然。在这块布满了暴力与冤屈、沉哀与怨恨之刻度的国家，没有任何其他洗涤之道，唯有来自人的肉身深处，最洁净的血与泪方能完成这自我救赎的大洗涤。在一本关于中世纪奥迹的《玛格丽之书》里，有这样两段人子基督对时常为圣灵撼动而在教堂、圣地卧地恸哭不可自止，被人视为异端的，不识字的妇人玛格丽所说的话：“若非上帝赐予，你不会有泪水和精神上的对话…。悔悟、奉献及同情之泪是我赐予人世最好也最可靠的礼物。”“因为你的眼泪就是天使的佳酿，而且真正像是加了香料与蜂蜜的佳酿。”
我们在《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里所见证的泪水属于同样的范畴 – 那些泪水的源头固然和心灵的幽暗地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却由于它的突袭、无可控制以及所挟带的热量(尤其是那些在教堂里流的泪水)，无疑是来自一个更高的力量。仅仅以个人意识的触动、赎罪甚至感激来解释是不足的，这其中包含着无以言表的圣灵由上至下的剧烈撼动，而这撼动，由于触及的人数众多及其深刻，必然有其奥义。
上百万名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天主教徒和法轮功修炼人所流的血，由于血的生命含量与浓度，以及这些信仰者所承受的恶，他们被打致残的身躯，使这些血具有更悲怆的洗涤意义。无论是在沙漠中把己身幻化为城池楼阁以供长途跋涉，倦乏饥渴的信众休养生息的法师，或是舍身喂虎的释迦牟尼，这些古典佛教意象都不能表达这远为炙烈的现代牺牲。还是让我援引人子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 – 然而在这佛家命名的末劫时期，人唯有以自身的血来救赎自身。
这因此需要无数人的牺牲。那正是一种真正意味上的奉献。(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