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4日訊】(亞洲時報記者方德豪10月13日撰文)瑞典文學院10月12日宣布，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榮獲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帕慕克的獲獎，也許可以帶出許多中國人值得深思的問題。
今年54歲的帕慕克對土耳其政治採批判立場，他敢於站出來批評土政府對其境內少數民族採取不人道待遇，甚至直揭土耳其中一戰時曾屠殺阿美尼亞人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土耳其人屠殺庫爾德人的瘡疤，並因此成為利益集團的眼中釘。
在諾貝爾文學獎者的得獎者中，不乏利益集團不喜歡的人，也不乏對本國歷史一些看法跟民族主義者不同的作家。例如1994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日本文化、政府、特別是右翼對戰爭歷史的問題，都持尖銳的批判態度。日本人得知大江獲獎時，都驚訝不已，隨後就感到憤怒。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大江獲獎是因為他對日本保持批評態度。其實，大江對歷史問題的看法，跟另一批判日本戰時罪行的老兵史東郎可謂十分接近。
巧合的是，這次帕慕克得獎，據報土耳其政府也十分不爽。另外，獲1987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1996年），就被前蘇聯放逐被逼流亡美國。在1970年獲諾獎的索爾仁尼琴（又名索爾仁尼津，1918年出生）一樣也曾被前蘇聯放逐。
從帕慕克，從大江健三郎，從索爾仁尼琴的例子，就可發現諾獎喜歡對歷史具自省能力的作者，但在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眼中，這些作家都是「侮辱本國民族的敗類」。可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以及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都普遍認為：帕慕克、大江健三郎、索爾仁尼琴他們才是對的。
2000 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旅法作家高行健(1940年 – )對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也似乎有跟中國官方不太一樣的立場。一些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對高行健當年獲獎大力鞭撻，他們的反應跟當年日本的右翼軍國主義者對大江獲獎的反應倒是十分一致。高行健原籍江蘇泰州，那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成長地。不過，高出生於江西贛州，他跟胡錦濤不可能曾有甚麼交集。
帕穆克在其30年寫作生涯裏，只著書7本；中國的作家，有誰可以這麼注重質而不注重量？他對土耳其的國家級獎並不領情，在中國，拿國家級文學大獎，倒是沒有誰得到過諾貝爾文學獎，這難道真的只是「外國反華勢力有心為難」嗎？
可是說，文學是沒有在公權力壟斷的情況下開出燦爛果實的。中國的作協，近年一直被外界批評，指這半官方的設置已成為一些投機政客的鑽營和實施權力尋租的場所。作協的不少負責人，對文壇的貢獻根本沒有得到知識界承認。中國在八十年代未還有一個文化部長王蒙是得到廣泛尊重的作家，但自王蒙之後，文化部長都是官僚出身的居多。
中國文壇，也不一定沒有有良知和具有批判力的作者。2003年7月2日，湖南文藝出版社資深編輯、著名文藝評論家余開偉向湖南省作家協會遞交了退會申請書。在此前一天，同是湖南省作家協會的另一位老作家黃鶴逸也遞交了退出省作協的申請書。兩位作家的舉動引起了各方媒體的關注，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要看一個國家有多少軟實力，觀察其如何包容自我批判的聲音是很重要的指標。像今天的全球霸主美國，它對其過去的種族問題、立國精神等，一直都有徹底的激烈討論。今天的美國社會，對布什的發動戰爭，也有極大的質疑。美國容得下這些聲音，其修正錯誤可以較別國要快要徹底，所以其國力一直保持強大了一百多年不衰。一個國家對批判可以有多大包容，跟其民主的成熟程度，政治的穩定和國民的素質都有莫大關係。今天中國還沒達到美國的水平，但中國一定要朝這個方向發展，才可成為全球尊重和信任的大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