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飛躍:底層民眾維權代表錄

劉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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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7日訊】 一、被關進“學習班”強制洗腦48天的王道清老師

是湖北省鐘祥市的民辦教師代表,我和他相識得益於我們隨州民辦教師的介紹。2006年上半年,我對隨州市民辦教師們的維權活動進行了多輪報導,在和隨州民師接觸的過程中,我就聽說了鐘祥市民師維權活動很活躍,老師們都很齊心,活動時出錢出物,很積極。湖北省各地民辦教師前幾次聯合到北京及武漢上訪行動都是鐘祥市領導和策劃的。因此,鐘祥市被譽為湖北省民辦教師維權活動的發動機。在鐘祥民師中,王道清是一個領袖式的人物。

2006年6月底,聽說隨州有這麼一個替民師說話的人,王道清老師和鐘祥另一位民師代表張老師在隨州民師的介紹下,慕名找到我。見面後,王老師拿出了一大包有關鐘祥民師的材料,然後向我一一解釋,並把材料毫不保留地給了我。同時,王老師還介紹了周邊幾個縣、市民師的維權情況。談話期間,當說到2005年10月份他們幾個民師代表到北京上訪時,當地政府對他們進行圍追堵截,強行押解回來的事件時,王老師大為激動。他說:“上訪這麼多年了,看不到任何成果,又不能象西方那樣搞遊行示威”。我告訴他:“可以搞遊行示威,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這麼一個權利。哪怕你去搞一個遊行的申請,對政府也是一種壓力”。其實,我這些話只是說說而已,“遊行”“示威”這些詞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談虎色變。2006年7月10日,鐘祥民師又開始了一輪大規模的上訪請願活動,參加的人數有二、三百人之多。當天下午,身在隨州的我和王老師取得了聯繫,他告訴我,他們正在鐘祥市政府門前。他還告訴我,他在前兩天就將一份《遊行示威申請書》遞交給了公安部門,並于當天傳真了一份給我,問我收出了沒有。我以前告訴他的這個傳真號是一個文印店的,聽到他這麼說,我於是立即到該店去拿傳真書,結果店主躲躲閃閃說:“沒有收到過這樣的傳真書”。看來店主是被“遊行”“示威”這樣的話嚇怕了。當天晚上,我再打王老師的電話時,卻怎麼也打不通。鐘祥那邊有老師告訴我,王老師可能被派出所的人監視起來了。由於鐘祥市政府對鐘祥民師這次上訪請願活動進行了干擾和打壓,我和他們的電話聯繫很不順暢。7月11日,雖然對他們的上訪活動進行了報導,但很不完整和及時。過了幾天,我得到一個消息,王老師和其他許多老師起被送進了“學習班”,自此,我便和他失去了聯繫。

2006年10月17日,我和隨州兩位民師代表來到鐘祥市,當一路問到王道清老師所在的村時,看見他正在村頭打牌,整個人消瘦了很多。看見我們來,他緩緩地站起來,領著我們向去他家走去時,他小聲說:“剛才和我一起打牌的有一個是我們當地學校的校長,你們一下車,鐘祥政府就知道了,這位校長是剛趕過來監視我的”。到王老師家後,王老師徑直說:“長話短說,我剛從‘學習班’出來,他們把我關‘學習班’整整關了48天。其中,在黨校關了30天,後又轉移到賓館關了18天”;“我的手機、座機,鐘祥市政法委都給換了號”;“我現在暫時不能出頭了”。這次,我們在王老師家只坐了幾分鐘,當我們出門時,那個剛才還在打牌的校長騎著摩托車趕了過來,他大概是擔心我們又“密謀”了什麼。而事實上,在極短的時間內,王老師還是為我們這次鐘祥之行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二、計程車司機們的女代表

2006年8月7日上午,應一些退休教師的要求,我到隨州市政府門前了解他們的上訪情況。瞭解完他們的情況後,準備離開時,見政府門前,停了幾十輛計程車,並且整整齊齊地停在馬路的兩邊。我當時就意識到,可能這是計程車司機們在上訪。見面前有兩個中年男子,我上前詢問:“你們這麼多計程車到政府這兒來,是在上訪吧?”;“我想瞭解一下你們的情況”。兩名男子見我是一陌生人,很警覺,其中一位很不情願地說:“這麼多車到這兒來肯定是上訪羅”。邊說著,他們邊想離開。這時,有一位40多歲的中年婦女走了過來,剛才的兩位男子說:“這是我們的張代表,有什麼事你問他”。我向張代表說明來意後,她很鎮定,也很大方,她告訴我,這次隨州市的出租車上訪主要是抗議政府客運管理部門胡亂收費,同時黑計程車又太多,搶了他們的生意。現在大家生意慘澹,生活難以為繼。當我提出想在現場拍照並準備把此消息發出去時,張代表爽快地說:“那沒問題”。下午,隨州計程車司機們大規模上訪的消息發出去後,幾位海外記者打來電話採訪了張代表。當我把張代表的電話號碼告訴記者們時,我還擔心她一個婦女,敢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嗎?晚上,張代表給我打來電話,很高興地說她已接受了好幾個記者的採訪,並且她還知道是香港、美國的記者,只不過最後她只問了一句:“接這些記者們的電話,電話費一定很貴吧?”

8月8日早上六點多,我的手機響了,拿起來一看是張代表打來的。只聽她哭著說:“昨天晚上我們有兩個司機代表被抓了,你趕快幫我們呼籲呼籲吧”。我說:“行,那你們的車撤了沒有?”,張代表仍然哭著說:“問題沒解決,我們決不撤”。隨後,我趕到市政府現場,見到了張代表,她首先把兩位司機代表被抓的情況詳細向我作了說明,接著又張羅著聯繫兩位司機代表的親屬,瞭解最新的情況,最後,她安排一輛計程車送我去見兩位司機的親屬。事情大概過了將近一個月,張代表突然給我打來電話,她說:“前幾天,我遇到一個看守所的人,他說‘劉飛躍是一個反動分子,你們怎麼信任他?’”;我說:“你看我象一個反動分子嗎?”;張代表說:“不象,要是反動分子政府不抓你”,接著她說:“我們的事還要你多幫忙,我們以後還要找你的”。我說:“沒問題”。

三、硬骨頭代表李德才李德才

是湖北省武漢市東湖管理區湖光村的農民,70多歲了。2006年8月的一天,我在武漢見到了老李,當時快中午了,老李和一些人在省信訪接待處上訪。和一般上訪民眾不同的是,由於他們村位於武漢市郊,較富裕,他們是開著小車來上訪的。由於當時信訪局快下班了,我和老李簡單聊了幾句,瞭解到和他一起來的是他們村一些村幹部,他們是為討回原本屬於自己村的湖泊而來的。老李還告訴我,他手裏還有蠻大一個案子,發生在湖北省枝江市,當地政府強搶商戶們辛苦創業創下來的商業市場。到中午了,我和老李相互留了通訊位址,便匆匆分別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給老李打去電話,我們聊起了枝江那邊的案子。談了一會後,我問老李枝江市那邊是否有一些維權代表,老李很爽快地給了一個枝江代表的電話。那二天,我給枝江這位代表打電話時,她告訴我,“李爹爹”(李德才)已給她打了電話,讓她注意一下接我的電話。接下來,這位女代表較為詳細地講述了枝江豐坪市場案。只是有點遺憾的是,她們沒有相關材料和照片,這些東西全在老李那兒。和這位女代表談完後,我接著給老李電話,他告訴我照片和材料他那兒都有,並且說:“過幾天要到隨州來買花盆子,真是巧,最近認識的兩個人都是隨州的”。

過了幾天的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老李來到了隨州。當晚我們見面後,老李拿出了大量的材料和照片,材料厚厚一本,裝訂整齊。照片有幾十張,老李還對照片進行了仔細的整理,一般的照片他都貼在一張薄紙上,一些重要的照片他把它們全部掃描到一張硬紙上。通過這些材料以及與老李的交談,我瞭解到老李其實在枝江那個市場並沒有商鋪,他只是有親戚在那邊,大家看他敢於仗義直言,就一直選他做維權總代表。由於枝江這個豐坪市場原來是商戶集資所建,市場搞活後,政府眼紅,強行收回政府所有。這期間涉及到宜昌市、枝江市許多重要官員,有的已調任湖北省擔任要職,其間關係錯綜複雜。老李在和我談的時候說,他不怕這些當官的,他曾幾次帶領二、三十名商戶進京上訪,跑遍了北京的很多部門,但結果往往是他們被強行押回。在和政府官員們交鋒時,老李還把一些當官們講的嚇唬商戶、無視法紀的話錄了下來,在他帶來的材料中,我見到了一盤錄音帶。

2006年9月20日,我來老李所在的湖光村,瞭解他們討要湖泊的情況。湖光村所在的團湖,過去一直是村裏的集體財產,湖光村村廣大村民一直靠這個湖維持生存。在六、七○年代,這個湖被無償平調給和平鄉,村民們沒有任何補償,村民們自此失去了賴以為生的資源。從90年代開始,湖光村的鄉鎮企業都跨了,許多村民無事可做,沒有生活來源。現在,他們要求收回這個湖。

這天早上,我來到湖光村後,老李首先帶領我看了他們懸掛在公路上的六組18幅標語,其中有的寫著“還我湖泊,還生存權”等內容。老李告訴我,就在昨天,武漢市東湖管理區派了大批的人員突然來到他家,說市長要來這邊視察,標語必須取下來,老李和村民們當時堅持拒絕了這個要求。

看完標語,我來到老李家,剛坐下,老李的手機響了。接著我聽到老李和電話中的那個人吵了起來。只聽老李說:“標語是村民大會要求掛上去的,我個人無權把它撤下來”;“你別威脅我,我都70多歲了,殺頭、坐牢我都不怕”。電話接完後,老李告訴我,電話是東湖風景管理區一位副區長打過來的,該區長在電話中威脅老李說:“老李呀,現在形式對你很不利,你再不撤標語,我們是會採取措施的”。老李告訴我,他根本不會理這些“鬼話”。這以後,老李又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說他們正在搜集這個事情更詳細的材料,他們還會有新的行動。通過和老李的接觸,我感覺他是一個敢說敢為的硬骨頭維權領袖。

四、送來錦旗的馬坪鎮維權代表

2006年10月12日中午,我的手機響了,接電話一聽不是隨州本地口音,來人稱他是廣水市馬坪鎮的居民代表,他說他們鎮上有一個化工廠,每天排出大量的有害氣體,氣味特別難聞,年老體弱的都受不了,希望我能為他說說話。

馬坪鎮離我們這兒並不遠,接到這個電話後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們趕到了馬坪鎮。到馬坪後,在這個鎮的中心部位,有一處馬的雕塑,在這裏我們見到了等候我們的幾個馬坪居民代表。其中,前天給我打電話的姓董,另一位姓魏,二人都比較年輕。這倒令我有一點點意外,因為在這幾年的維權過程中,我接觸的底層民眾的維權代表,絕大多數是年齡較大的人。見面後,小董和小魏立即把我們帶到了附近的一居民門前坐下,並介紹說這家居民的斜對面就是那家排放毒氣的化工廠──廣水市鑫鉬化工廠。我們剛一坐下,周圍的居民立即圍了過來,不一會就聚集了幾十人。大家爭先恐後地發言,有的說自己的小孩受不了這個氣味睡不著覺,有的還拿出了自己住院的單子。其中,馬坪糧管所的一位離休幹部向我們詳細敍述了自身的遭遇,他告訴我們,他是今年夏天剛搬到這兒的,他因受不了這家化工廠難聞的氣味,病倒了,在醫院住了好多天。看著居民們都有話要講的樣子,我感覺這家化工廠污染一定很嚴重。

隨後,小董和小魏又把我們帶到了附近的一中學居民的家中。剛一落座,屋裏就擠滿了聞訊而來的居民。這家房屋的主人姓周,他向我們介紹了一件非常有新聞價值的事。今年夏季的某一天,他和另外一位老同志去找馬坪鎮的鎮長要求解決化工廠的污染問題,結果鎮長不僅對他們發了一頓脾氣,還說:“馬坪鎮情況特殊,只能引進這樣的企業”;“這個化工廠每年交七、八十萬元的稅收,對馬坪鎮經濟貢獻很大,不可能關閉”。這些話讓馬坪居民看清了當地官員內心真實的想法。在馬坪鎮調查結束後,臨走時,小魏攔住我們說,希望我們多關注他們這件事,並表示要給我們一點報酬,我告訴他,我們做民間維權,是公益性質的。

馬坪鎮這起污染案披露後,不僅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關注,令人意外的是,湖北當地報紙《楚天都市報》也很快進行了跟蹤報導,並進而引起地方官員的重視,甚至“驚動”了省長。因此這家化工廠很快就被關閉了。化工廠被關閉的那一天晚上,小董給打來電話,說居民們正在放煙火慶祝呢。2006年11月3日,小董和小魏及另外兩位馬坪居民來到我家,給我送來了一面錦旗,上面寫的內容是“維權為民,服務社會”。從交談中我們得知,化工廠被關閉後,還是觸動了方方面面的利益,無形中小董他們還是得罪了一些部門和個人。因此,我知道這面錦旗他們是頂著壓力送來的。

五、多疑善變的老何

老何是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居民,多年來,他一直帶領原均縣(現老河口市)移民開展上訪請願維權活動。他們的案子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案子,大概的情形是這樣,上個世紀六、七○年代,國家在均縣修建水庫,整個均縣縣城要進行搬遷。當時還是十幾歲的老何就隨父母搬遷到了現在的丹江口市,而修的那個水庫就叫丹江口水庫。老何說,那個年代搬遷,國家沒給任何賠償,各人把自家的房子拆掉,用這些材料,自己建新房居住。對這個過程,老何作過調查,他說大搬遷時死了好多人。時間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年代,令原均縣的居民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們父輩在丹江口市建的房子在居住了幾十年後,政府卻說房子的所有權不是他們的,政府要收回來。這個事在丹江口涉及到10,000多人,大家都對此忿忿不平,為此,他們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上訪活動。

我第一次遇到老何,他給了我許多他們的上訪材料,通過這些材料及與老何的交談,我瞭解到上述情況後,就對這個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老何講“我們這個案子是驚天大案,涉及到整個城市的歷史和現在,這樣的事世界上都少有,你關注這樣的事,會有風險的。你回家考慮一下,考慮成熟後,再來找我”。說完,老何把給我的材料全部收回去了。

一個多月後,我瞭解到國務院下發了有關大中型水庫移民補償的文件後,就給老何打電話,老何說:“補償沒有我們這些老移民的”。我於是表示說想最近到他那兒去一趟,瞭解一下他們的詳細情況。老何說:“可以”。過了兩個星期,臨出發前,我又給老何打電話說:“我明天準備過來”。他說:“好”。隨後,他還告訴了我如何搭車。第二天,在坐了近一天的車,經過了幾百里的路程後,我到了丹江口市。給老何打電話不久,他就趕過來了。他說:“前面街頭有幾個石凳子,我們到那兒去坐會兒”。見面後通過他的眼神和言談,我感到他對我仍不放心。不一會兒,另一位老均縣移民代表趕了過來,她表示“我們還是到×××的家裏去談吧,街上條件太差了”。到目的地後,大家首先講述了他們前不久的遭遇。前不久,他們到省城武漢上訪,結果丹江公安聞迅追到武漢,老何被戴上手銬,強行押回丹江後,被行政拘留了15天。老何說:“那個手銬銬得可緊了,現在許多代表都搞怕了”。老何還說了現在他的處境,“當地對他盯得可緊了,什麼事都有人向上面彙報。我對他們說‘我打個屁你們都知道’”。

接下來我們談到了均縣移民的情況,談到緊要時老何非常激動。我當時表示能不能把相關材料給我一份看看,老何忙站起來說:“你先和她們聊一下,我出去考慮一分鐘”。隨後,我談了談我的一些維權經曆,包括一些成功的案例,聽到這些,老何又顯得很激動,多次有意無意地起身倒開水,並不時表示“要是我們這些事報導出去了,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地方政府一定很惱火的”。整個談話過程,我都注意到老何在猶豫不決,思想在掙扎。看到這種情況,我就對老何說:“我先去找地方住,你先考慮一下。行的話,晚上你就把相關材料帶過來,不行的話,也給我回個電話,我明天好走”。說完,我就獨自一個人出了門。吃罷晚飯後,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老何的人,也接不到他的電話。到了晚上9點半,我就給老何打電話,問他怎麼沒過來,他說:“我們不找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丹江口市,當時在車上我想:“我們做維權工作,要是都遇見老何這樣的代表,工作肯定是做不下去了”。

六、會聊QQ的鄂州農民代表王發首

11月7日離開丹江口市後,我就直奔湖北省鄂州市。在這裏我要見一個農民維權代表王發首,我是通過網路認識王發首的,王發首是湖北省鄂州市汀祖鎮王壽村的村民,王發首今年40多歲,和其他底層維權領袖不同的是,他會上網,會聊QQ,周圍的人都很服他。去年以來,汀祖鎮在王壽村連續征地,辦私立高中和綜合市場。王壽村的地被征掉後,汀祖鎮給的補償標準很低,老王找來相關材料後,發現他們拿到的補償款只有國家規定的一半左右,而鎮上修路佔用他們的田,補償標準就更低。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在老王的帶領下,王壽村村民多次到省裏、市里、鎮裏上訪請願。老王在QQ上曾對我說:“我帶領群眾上訪,地方政府很惱火我,但我不怕,我的電話和QQ號都是公開的”。

11月7日下午3點多,我到達鄂州後,就給王發首打去電話,表示準備搭車到汀祖鎮。老王說:“你在那等著,我開車過來接你”。大約半個小時,王發首和王壽村另外一個村民開著一輛紅車就過來了。

上車後,我對王發首說:“我們先到征地現場去看看,拍拍照片”。老王說:“沒有問題”,在車上,王發首向我講述了汀祖鎮及王壽村的許多事情。傍晚時分,我們到達汀祖鎮,王壽村就在汀祖鎮上。接下來,老王和那個開車的小夥子就帶著我到各個征地現場進行了拍照。征地現場拍完後,我對老王說:“咱們倆合個影,你沒意見吧”。老王說:“沒關係”。於是他很爽快地和我站到了一起。忙完這些事後,老王請我到一餐館吃飯,吃飯時,老王對我說:“你們這些人做這些事也不容易,揭露社會陰暗面,那是要勇氣的”;他還說:“你們報導我們這樣的事,見報好難的,產生效果更難,不過這些都沒關係”。聽到這些話,想到在平時的維權工作中,一些當事人總是問我“我們這個事怎麼還沒解決?”,又想到昨天在丹江口市的經歷,不禁一股暖流湧上心頭。

吃完飯後,老王又給我提供了許多有關他們村征地事件的材料,並摸黑帶著我到王壽村走訪了好幾戶人家。走訪結束後,他又把我領到他一個朋友家住下來,解決了我當晚的住宿問題。當我表示明天早上我就要離開時,老王說“我早上來送你”。我說“不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悄悄離開了汀祖鎮,沒走多遠,就收到了老王發來的祝福的短信。

(2006-12-06)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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