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崛起的中共所採用的金錢外交和極端機會主義政策，已經成為對自由世界的最大挑戰。使這個最大的獨裁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應是全世界自由國家的當務之急。
私利化的中共獨裁
從毛澤東時代剛性極權的失敗中，後毛時代的中共政權汲取的最大教訓，就是不再糾纏於空洞的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而是全神貫注於發展經濟和權貴利益，中國由此步入惟利是圖的時代。中共用極端機會主義態度來應對一切危機，黑貓白貓可以不管，抓住權力就是好貓；姓資姓社可以不問，發財致富才是最實惠的主義。只要能保住獨裁政權和讓權貴利益不斷增值，怎麼幹都行！
當私利化代替了意識形態化，政權及權貴的「利益最大化」就變成中共統治的核心目標，利益收買也就變成主要的統治手段。對內是以經濟高增長來維持政績合法性，以「花錢買穩定」來維持權貴利益；對外以「金錢買友誼」來尋求外交支持，以「對話代替對抗」來降低外部威脅，用主動加入經濟全球化來展示大國崛起的形象，用加入ＷＴＯ來參與規則制定，用日益鼓脹的獨裁錢袋來拓展國際空間，用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來加入國際競爭。
如何應對這樣一個完全不同於前蘇聯的獨裁政權──這個國力軍力迅速崛起和奉行極端機會主義的獨裁大國，不僅是中國人的大問題，也是自由世界的大挑戰。現在看來，對於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的新型中共獨裁，只有應對傳統共產極權的經驗的自由世界，似乎還找不到有效應對中共的戰略，一時間陷於主右為難的困惑之中：「有益論」與「威脅論」共舞，「崛起論」和「崩潰論」齊飛。一方面歡迎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希望用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來促進中國演變為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又對一個獨裁大國的崛起保持高度警惕，在政治上軍事上遏制中國的崛起。
中共的金錢外交、靈活態度和模糊面目，不僅讓某些歐洲大國的政客屈服，讓美國的對華政策左右搖擺。
毫無疑問，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由美國主導。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作為超強自由國家和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最大獨裁國家，兩國較力越來越具有世界性意義，中國的未來走向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也將越來趣大。如果說，冷戰時期決定世界秩序走向的關鍵是美蘇對抗的結果，那麼，後冷戰時代決定國際新秩序能否成功的關鍵是中美關係。
中共崛起的負面效應
就當下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而言，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越來越呈現出雙刃劍效果：一方面，促使中國更進一步地向世界開放，推動中共的經濟決策接受自由貿易規則的規範，也讓中共的制度性侵犯人權的行為受到國際壓力；換言之，在國內不受限制的獨裁權力，多少要受到國際的規範和壓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僅從經濟的角度講，以犧牲勞工權益、環境保護和道德底線為代價的中國廉價商品，已經對國際貿易平衡造成巨大衝擊。西方各國對華貿易逆差急遽升高，中西之間的貿易糾紛不斷，歐盟和美國頻繁地對中國廉價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中共對高贏利行業的行政壟斷也對世貿規則構成巨大挑戰，外匯管制制度威脅著自由匯率規則，以至於，西方國家不得不絞盡腦汁地逼迫人民幣升值。
在我看來，這些經濟層面的負面效應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經濟開放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政治進步，反而讓錢袋迅速鼓脹的獨裁政權愈發有資本抗衡美國。以經濟崛起為特徵的中共新型獨裁的最大的負面效果，就是它的機會主義和「金錢外交」對世界文明的毒化。中共現政權真有錢，金錢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殘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殘喘，更使自由世界降低文明標準來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儘管中共當局不斷強調和平崛起，也反復宣稱無意挑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但中共獨裁的實際作為已經成為世界民主化進程的阻礙。
一，中共政權已經取代前蘇聯而變成其他獨裁國家的輸血機。
中共為朝鮮、古巴、緬甸等獨裁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多少能夠抵消來自西方的經濟制裁，使這幾個殘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殘喘：中共與蘇丹、敘利亞、古巴、津巴布韋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簽署了大量能源協議，展開大規模合作；中共也開始用大手筆投資承諾拉攏開始左轉的拉美各國；中共更用能源合作來吸引極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國家。最近，中共與伊朗達成協議，中方不僅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然氣，還將投入一千億美元開發伊朗亞達瓦蘭（Ｙａｄａｖａｒａｎ）油田。這是迄今為止伊朗與外國簽訂的最大一宗經貿合同。在伊朗核危機中，中共與越來越獨裁的普京政府合作，一起幫助極端原教旨的伊朗對抗西方。
二，中共用金錢外交和多極政治換取歐洲自由大國的政治讓步。
中共利用西方同盟內部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巨大分歧，與法、德、俄一起反對倒薩之戰，一起鼓吹多極世界來抗衡單極美國，為布殊政府的大中東民主化設置障礙。法國總統希拉克的表現最為可恥。他用全身通紅的埃菲爾鐵塔迎接胡錦濤的到訪，希拉克夫婦與胡錦濤夫婦的合影，表達了自由大國元首對獨裁大國黨魁的諂媚。他主動幫助中共掩蓋六四大屠殺的血跡，全力推動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理由是六四已經過去了，基於大屠殺而制定的軍售禁令，也應該扔進垃圾堆。
好在，歐盟並沒有順從法、德的壓力，繼續維持軍售禁運；與此同時，德國政府易人，親美的默克爾夫人代替了反美的施羅德，德國新政府已經公開表示不再推動對華軍售禁令的解除。
三，中共用國內大市場利誘和要挾西方大資本。
資本的逐利本性不管什麼普世價值和公平貿易。比如美國的雅虎、微軟、古狗等頂級網絡公司，只想在飛速成長的中國綱絡市場上佔據更大的份額，因而屈從於中共政權的政治壓力和利益要挾，成為限制言論自由和製造文字獄的幫兇。
美國應對中共崛起的新戰略
西方盟國的內部分裂，使美英政府的剷除暴政和推廣民主的全球戰略受到極大牽制，以至於，無法得到歐洲大國有力合作的美國轉向亞洲尋求支持，也讓布殊政府更看重亞太盟友的作用。
去年十一月，布殊總統訪問亞洲四國期間，他在日本京都發表演講，第一次把台灣民主作為大陸社會轉型的示範，也就等於推動台灣政府向大陸政權打「民主牌」。
小泉政府也配合布殊的動作：首先，日本政府像美國政府一樣，明確表達出對中國軍費連年飆升的關注；其次，日本政要開始敦促中共進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三月十三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日本樂見一個民主的中國》的署名文章，直率地對中國政治提出批評：「中國曾實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錯誤政策，至今還未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平衡。中國早晚會成為民主國家。中國應從日本過去所犯錯誤中吸取教訓，控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避免走向『帝國化』」。日本外相對兩岸政治制度進行如此公開而直率的褒貶，這在日本的歷任外相中大概還是第一次。
今年三月一日，布殊總統第一次前往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訪問。外界普遍認為，曾經相互對立的美印兩國之所以迅速接近，甚至在布殊到訪後變成了戰略盟友，除了經貿關係之外，地緣政治的驅動力主要是「中國因素」，防範和限制中共政權成為亞洲霸主是美印兩國的共同訴求。
今年三月十八日舉行的美、日、澳三國外長安全對話，針對的目標顯然是中國。美國希望澳、日兩國在應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地區安全方面問題上與美國採取共同立場。美國國務卿賴斯表示：美國和它的盟友有「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使得中國的崛起成為國際政治的「正面力量」，而不是「負面力量」。澳洲外長唐納也說：「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地與中國接觸並把中國納入國際和地區體系，那麼中國的崛起就能成為一種真正的積極因素。」
要消除獨裁中共的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來說，中國是整個佈局上的關鍵一環，盤活中國，滿盤皆活。所以，是任由綁架了十幾億人口的中共獨裁繼續腐蝕人類文明，還是將世界上最龐大的人質從奴役下解救出來，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當務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國家的當務之急。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它必將是繼蘇東極權帝國的世界性崩潰之後，再次帶來殘存的獨裁體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鮮、緬甸、古巴、越南等獨裁政權將難以為繼，那些固守獨裁體制的中東國家也將受到強烈的震撼。
二００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於北京家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４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