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現在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今天耳聞目睹的種種事情，政局的，社會的，民生的，文化的，都是以不改革為代價，誰改革誰下台，誰不改革，誰維持現狀，誰忍氣吞聲遮醜，誰公然犧牲自由民主，誰就是「老大」。
活生生的反貪劇＋警匪片
我們聽到的所謂堅持改革不動搖，實乃是堅持「不改革」不動搖，而且這樣的不動搖更像一部大戲，不光故事是真實的，導演也是真實的，演員們更是真實的。比如賴昌星一案，簡單一個「紅樓」，不但發生了官場腐敗案，還有警匪勾結案、權色交易案，一位評論家這樣說，警匪片、三級片，片片都是流氓當道，小人當道，簡直沒有一個好人。而在瀋陽發生的劉湧黑社會兇殺案背後，更是驚險，警匪一家，一人雙面像，上至分局長，下至禁毒隊，眾公安涉黑涉毒，警察與黑社會，聯手無惡不作。單單在「瀋陽黑幫教父」劉湧手下，就有4警察當骨幹，這些骨幹的上級，更是只露一角的「冰山下面的大冰山」。
現在，劉湧雖死，但千千萬萬個小劉湧卻得到了保護。這年月，犧牲一兩個演員不算什麼，只要「鐵打的營盤還在」，更多的貪官和更多的劉湧勾結，就像愚公移山一樣，把國家的巨額資產轉移到自己家裡，轉移到國外。
對於現實真實發生的「大片」，所有的評論無力而多餘。十年前是這樣，十年後更變本加厲。我熟悉的一位評論家說，螢幕上的反貪劇＋警匪劇熱持續上升，其中《黑洞》的原型就是劉湧案。面對瀋陽如此頻密與震撼的官場一窩爛與警匪利益一家，評論早已多餘，懸念本身才有「趣味」，真實的電視連續劇正在進行，忽悠吧，撕殺吧，喪心病狂吧。
再看遼寧籍首富袁寶璟，其死刑前舉報的省政法委書記是誰？疑問一個接一個，遼寧的更多高官還安然在台上人模人樣，或者說繼續瀟灑。
袁寶璟，遼寧省遼陽市人，北京建昊集團董事長，曾是中國最年輕的上市公司董事長，有「北京的李嘉誠」和「中國股票第一人」之稱。2005年1月13日，遼寧省遼陽市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袁寶璟死刑。2005年10月14日，本該被執行死刑的袁寶璟出人意料地活了下來——死刑被暫緩執行。10月26日，有媒體曝出袁寶璟沒死是由於他捐出了價值近500億人民幣的個人資產。10月30日，有關人士介紹說，在當時長達11小時的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激烈交鋒，袁寶璟當庭翻供，稱原口供系辦案人員刑訊逼供而出。11月1日，袁寶璟律師鄔明安對《新世紀》週刊表示，袁案存在眾多疑問，如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袁雇兇殺人等等。11月8日，袁寶璟另一律師劉家眾表示，袁被暫緩死刑，並不是因為他巨資捐款，而是由於他檢舉揭發了涉及現任某省常委、政法委書記的經濟犯罪事實。（見《新世紀週刊》2005年11月14日）
富豪袁寶璟死刑被叫停，使得其「雇兇殺人」案件的疑點再增，而死刑叫停的真正原因，並非如坊間流傳的他捐贈500億元所致。死刑暫停還讓袁寶璟再度成為公眾焦點，袁的妻子、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著名舞蹈家卓瑪曾不止一次為袁喊冤，袁寶璟律師也認為僅憑現有證據判處袁寶璟死刑立即執行的確牽強，甚至有人曝出，袁寶璟被判極刑另有原因。袁寶璟案開始變的撲朔迷離。
莫非，袁寶璟暫緩死刑是由於「重大立功表現」？袁寶璟辯護人之一、北京信利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劉家眾律師對《新世紀》週刊表示，袁案峰迴路轉，緣於他舉報了一起涉及1.2億港幣的經濟犯罪大案，是遼陽市檢察院而非法院的決定。而袁寶璟舉報的犯罪線索涉及某省的一位現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至今這個主角還沒有出現，或許，死的總是大演員。否則，大演員一出場就死了，還叫什麼好戲啊。只是遺憾，這樣的「好戲」，以犧牲人民的利益和民主自由為代價，就像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被斷頭一樣，不能不說很殘酷，很血腥。
官員們，都爭先恐後地當富翁，當超級大演員，誰願意被改革啊。而百姓們，卻被政府引導著「堅持改革不動搖」，都水深火熱之中，越改水越深，越容易動搖，畢竟被餓死、被虐待死，被貧困死，還不如反抗而生。這是悲劇的下場，卻又是共產黨革命起家的又一個輪迴。
國家統計局局長是戈培爾再生
最近報道，屬於多年來「西部大開發」地區之一的青海化隆和貴州松桃地區，非法制販槍支活動由來已久。據說，當地群眾的生活非常困難，一年的收入也就在幾百塊錢，私自製販槍支可以買到1500—3000元，對當地群眾有一定的刺激。6月13日，公安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新聞發言人徐滬通報公安部部署開展集中整治爆炸物品、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專項行動有關情況，並承認西部販槍的實際情況。
公安部官員能夠認識到非法製造販賣槍支與貧困有關，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貧困是政府無能造成的，甚至是體制很壞及官員集體腐敗造成的，逼出來的。他們官僚集團，既得利益集團，誰會願意把自己的利益給「改革」下來？所以說，如果不解決那些地方的貧窮，要制止非法制售槍支，化解治安難題，縮小貧困差距和兩極分化，肯定是無稽之談。同樣，如果不把政治制度改良好，管不住腐敗分子集體之下的喪心病狂，那麼，農民和工人起義肯定不在話下。
至於國家統計局局長、所謂經濟學家邱曉華先生的最近說法，實在是天生的出演「戈培爾」的好演員。6月12日他在北京大學公開說，中國經濟保持了快速、健康的發展勢頭，在「十一五」末期，中國經濟很有可能趕上德國。目前。中國與德國僅僅相差4000億歐元，也就是5000-6000億美元（合人民幣40000-48000億）。按照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十一五」末期（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很有可能趕上德國，將達到人均3000美元（24000元人民幣）左右。15年後，即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之際（2021年），中國將達到人均5000美元（40000元人民幣）左右，總量基本上可以趕上日本。再過30年至35年，到新中國成立100週年時（2049年），中國人均將達到1萬美元（80000元人民幣），總量將大致趕上美國。
評論員梁發芾這樣用心良苦地總結說，「原來我們國力已經如此強大，國家是如此富有，我們的前途是如此光明，那麼，我相信，國家拿出相當的資金，把因為貧困而製造販賣槍支的，背井離鄉偷渡的，以及在鄉下沒有辦法生存而到光鮮的城市作小商小販給城市抹黑的人們的貧困問題解決，同樣大有希望。」可惜，這樣的話，1989年之前就已經說過多遍了，完全是一相情願。1989年以後，隨著血腥的「鎮壓大片」現場直播完，「穩定壓倒一切」成為惟一能說的聲音。17年之後，「超級大演員」、大嗜血的獨裁者鄧小平也死了，「穩定壓倒一切」已經讓耳朵生老繭了，所以鄧的後人又換新一句台詞「堅持改革不動搖」——詳見「六四」十七週年後，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以及6月初《求是》（原《紅旗》雜誌）評論《推進改革開放努力實現新突破》，不過好不誇張地說，這是一句廢話。
讓我們再看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對比一下當下種種「大片」和「高級導演」、「高級演員」的真實發生，就可以知道，現在的中國實情，還叫「堅持改革不動搖」嗎？種種跡像已經證實，現在實在是「堅持不改革不動搖」，官僚資本主義和醫療、住房、教育這「四座大山」，已經逼著廣大民眾再次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劫難逃了。
叢林規則：贏家通吃，弱家被通吃
誰是真正的強者，誰是真正的弱者，往往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
平時我們看到招搖過市的汽車，闖紅燈，響著警笛，卻又不是警車的，我們只能理解車上坐著的是當官的，或者是有特權的。他們喜歡這樣招搖，這樣「公事公辦」。否則，他若是一般老百姓心理，又不是警車，何必裝警燈、拉警笛呢？
前不久，我去了幾個沿海縣城，看他們幾位領導乘坐的公車車牌號，就知道他們的官職有多大。首先是縣委書記，肯定是這個縣裡權力最大的人，他的車牌號只能是0001（後四位）。縣長，二號人物，就是0002，然後就是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依次類推，隨著車牌號上的數字慢慢變大，他的權力也就越小。這是官場上的規律，雖然他們當領導的未必承認這是特權，但至少他們心理平衡，會認為這是「至高榮譽」，是不花錢的政治待遇。
再看有錢人，自然在當官的面前不能稱「老大」，但他們也可以有「豪情」，比如他們的車牌號可以是88888，也可以是66666，是99999。總之，當掌權者可以用權力換來「至高榮譽」的時候，他們當老闆的，也可以用金錢換來與特權相呼應的另一種「至高榮譽」、「政治待遇」。
除了汽車的車牌號，還有電話號碼，都處處可見特權的痕跡。最近，網上公佈過東北某市公安局領導的電話號碼，比如局政委的手機號碼就是13×29500002，個人的電話就是6280888；局政治部主任就是13×29500009，個人的電話就是4688828。通過這些電話號碼的數字可見，局長肯定是00001，局政治部主任肯定是在領導班子中位於第9位。其手機號碼顯示權力，而個人固定電話則顯示出財富，否則他們就不會特選有那麼多的「8888」。他們要權，又要錢，要「雙贏」。
「防火防盜防記者」
我們不難看到，連我們身邊的記者也成為「官老大」，手裡有權，就有一切，比如利益等。
5月16日，新聞出版總署了公佈北京四家報社的地方記者站負責人，如《中國工業報》、《中華工商時報》、《經濟日報》農村版、《中國食品質量報》，以揭黑或曝光為條件相要挾，向採訪單位和被採訪人進行敲詐詐騙被逮捕的事件。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老牌的《中華工商時報》，就出了一個「名記者」，其有一句「名言」叫「閱後見報」，只是還沒等見報，他索要的錢財已經到手了，見報的事情就算了。
今日《中華工商時報》原浙江記者站站長孟懷虎的敲詐細節更驚人：2003年6月，一名寶馬車主在浙江省石油總公司某加油站加油後，發動機出現故障，車主提出索賠一輛新寶馬車，雙方協商未果。寶馬車主將此事反映給浙江的《錢江晚報》報道了，此事賠償後就算了結了。可沒想到，這個報道被《中華工商時報》社浙江記者站記者獲悉，當成一個大線索——似乎有「大魚」可釣，進而窮追猛趕。該站站長孟懷虎遂聯繫當事人採訪，並很快將一篇批評報道傳真給浙江省石油總公司，居然像省委書記一樣大筆一揮，要求公司「閱後見報」。最終浙江省石油總公司付給孟懷虎35萬元，孟懷虎將其中17萬元交給寶馬車主作為賠償款，餘下18萬元放在記者站賬戶內。此外，孟懷虎通過類似方法，在浙江多家企業中強拉廣告、收取「活動費」、為企業進行所謂的「形象宣傳」，獲取大量非法財物。2005年11月9日，孟懷虎涉嫌敲詐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後正式拘捕。
像中華公商聯主辦的《中華工商時報》、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農村版這樣的大報記者都這樣幹，更別提類似《中國食品質量報》、《中國工業報》這種知名度不高的報紙了。目前這幾個記者落網，似乎更證實了「只要會弄錢，人人都能當記者」的笑談了。
其實，瞭解宣傳部體制的人都明白，「閱後見報」的背後實際上是「官老大」的思維模式，一般掌握大權的領導人掌管著控制輿論的大權，民意未必能使批評報道「見報」，而「有權就有一切」的領導人就可以實現「閱後見報」。比如，某學校亂收費了，記者寫好了批評報道讓領導批示，該領導閱後就可以批上「見報」字樣。假如這個領導不希望這個內容見報，就寫上「閱」就可以不「見報」了。但是，假若這個領導是個小領導，或者沒有掌管著控制輿論的大權，就只能看了稿子「破財消災」了。其實，這個財也不會從他腰包裡掏出一分，都是公款，他花起來同樣大方。如《中華工商時報》社浙江記者站站長孟懷虎「生財有道」，先將一篇批評報道傳真給浙江省石油總公司，然後要求公司「閱後見報」。最終，企業害怕，開始「公關」，對方提出「90萬元」，後經過討價還價，最後付給孟懷虎35萬元。問題就出在這裡，一是富得流油的浙江省石油總公司沒有掌管著控制輿論的大權，擺不平《中華工商時報》記者，必須需要錢財開路「公關」；二是浙江省石油總公司不可能沒有毛病，據說該加油站的油有「貓膩」，所以《中華工商時報》記者就這樣一舉擺平了浙江省石油總公司。
這就是現實。一方面，我們的宣傳部門年年有這樣或那樣的規定，要求記者采編人員只允許採訪和組稿，不得從事經營活動，但實際情況是，許多記者被要求去弄錢。形成「上有硬指標，下有黑手段」，新聞單位一方面樹牌坊，另一方面逼良為「娼」，目標只有一個：繁榮「娼」盛。
事實上，根據一些新聞單位的記者反映的事情看，尤其是中央級的一些新聞媒體根本不撥給地方記者站經費，要求記者站自負盈虧；甚至有一些報社要求記者站每年交納五到十萬的管理費，甚至有的大報把地方記者站承包給個人，每年上交40萬純利後多餘的全部返回給記者個人，《中華工商時報》就是典型例子。2003年4月，《中華工商時報》社與其浙江記者站站長孟懷虎簽訂「廣告經營承包協議」，由孟懷虎負責承包15個廣告版面，完成稅前純利40萬元—多餘的就返還給孟懷虎。為了規避政策，報社此前還擅自設立「中華工商時報浙江新聞中心」，違規從事新聞采編、報刊發行和廣告經營活動。民間輿論評論紛紛譴責該報的做法，認為「有如此牟利之劍高，大肆搞敲詐，地方記者站焉能不擇手段謀取利益？」事後，新聞出版總署對《中國食品質量報》社等4家報社記者站記者汪啟明、孟懷虎、卜軍、陳金良以新聞報道為名，向基層單位和群眾敲詐或詐騙財物的違法違規活動發出通報。對《中國食品質量報》社和《中華工商時報》社進行了行政處罰，撤銷了其違規設立的記者站，吊銷涉嫌犯罪記者的記者證。
記者站記者可以不會寫文章，但不能不會拉贊助，搞錢，尤其是借用記者的金字招牌瞞天過海，與政府上下層層拉關係，搞創收。創收搞不到就敲詐，於是，「防火防盜防記者」成為民間順口溜。記者站沒有記者，記者不寫稿子，如此輿論工具，淪為四處敲詐的棍子，真不愧為「中國特色」。
民怨與弱勢
特權，往往罩著特別的光環，似乎他們已經成為這個社會主流一員，已經成為這個社會最幸福的人。可當他們一旦被奪去特權，光環一一脫落，他們卻難以找到平民百姓的快樂。事實上，由此引發的問題就是社會如何實現公義的問題。社會分配不公，效益高於公正和公平，權力就會異化為腐敗的溫床，自然就會製造更多的不公，導致民怨沸騰，導致社會發生動盪，暴力事件接連不斷。
至於民怨沸騰的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問題了，朱鎔基當總理的時候就已經提到這個詞。今天，北京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5月22日，正在北京訪問的德國女總理默克爾，除與國家領導人胡、溫會談外，還在北京的德國駐華大使館會見了關注中國「三農」問題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作者陳桂棣與吳春桃夫婦。我們看到，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人口最多的而且享受權利嚴重低於城市居民正是農民，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三農」問題。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新時期執政黨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陳桂棣說，默克爾很想聽一聽農民的聲音，她想知道實情。德國新總理之所以讓陳桂棣、吳春桃夫婦感到非常激動，是因為這位德國總理給他們的印象顯然與其他政府高官不同。而當天獲邀請與默克爾見面的維權人士一共有4人，除了陳桂棣夫婦外，另外兩人是韓會敏及魏偉。韓會敏成立了「打工妹」組織，專門協會外來打工妹，魏偉則專門協助農民工，且成立了「小小鳥」維權組織。
不光中國政府承認農民是弱勢群體，德國總理也是這樣認為的。陳桂棣提到，中國農村還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其它問題，如改革土地產權制度、改善農民工待遇、落實農村義務教育以及建立醫保體系等等。認為這是一個長遠而複雜的課題，只能循序漸進。
2004年春天，陳桂棣夫婦所著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同時純文學雜誌《當代》全文發表。該書揭發了陳桂棣所在的安徽省農民受官府欺壓的實情，以及腐敗導致的官場黑暗和鄉村農民的真實慘況，真名實姓地道出了安徽阜陽地區一些貪官污吏濫用職權、對農民敲骨吸髓的醜陋黑幕，為此他們夫婦還被安徽當地阜陽市臨泉縣官員以侵犯名譽權為名告上阜陽市的法庭，北京著名律師浦志強親自出馬為陳桂棣出庭辯護，目前官司還未瞭解。可喜的是，該書出版後，在國內外引起廣大迴響，價格低廉、製作甚至很粗糙的盜版書籍在北京等大城市可以隨意買到。2004年10月，該書榮獲德國牽頭主辦的「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首獎，陳桂棣與吳春桃夫婦還親自前往柏林領獎。
陳桂棣夫婦只是安徽省合肥市文聯的普通作家，文聯也是清水衙門，毫無特權，但由於這兩位作家出版了暢銷書《中國農民調查》，誰能說他們是弱者，而不是強者呢？
以往，我們都說大學生是知識分子，是天之矯子，可現在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負責人發話了，認為應把大學生定位為普通勞動者。他這樣說：「大眾化時代的大學生不能再自詡為社會的精英，要懷著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和定位去參與就業選擇和就業競爭。這需要廣大畢業生尤其是家長更新就業觀念，調整就業期望。」這裡，我們就看到網絡顯示出互動的好處了，有人這樣跟著問一句：你願意你的子女做普通勞動者嗎？
是的，我們大眾最喜歡看領導人的家庭故事，就想知道他們的子女到底是幹什麼職業的，有沒有普通勞動者呢？雖然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負責人「奉勸」廣大家長轉變觀念。但就有人覺得教育部的這位領導「站著說話不腰痛」，因為依據常理，這位領導不會願意自己的子女當個藍領工人。大量事例可以證明，很多官員充分運用自己手裡的權力把子女安插到好的單位。筆者比較熟知的是，七十年代，筆者家鄉所在的安徽鄉鎮，鄉鎮級別的領導多半是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學校當老師，然後通過學校調入黨委政府部門，或吃財政的事業單位，如最好的單位就是供銷社、教辦室等，企業就是國營的化肥廠、機械廠等。八十年代，領導的子女就是進當地最好的工廠，就是自己開公司。到了九十年代就是出國，留學，當官，經商，似乎有了權力背景，贏家處處通吃，幾乎沒有什麼權力做不到的事情了。
看官場的特權無所不至，以及當前大學生面臨出了校門就失業的現實面前，人們不能不明白，現在年輕人不是不願做普通勞動者，就是當普通勞動者也是人滿為患，競爭激烈。
贏家處處通吃，弱家被通吃，這是非常可怕的叢林規則，不但使社會失去公義，還有可能使這個社會陷入一個可怕的極端：社會矛盾激化，產生暴力；權力又使用暴力來解決社會矛盾，最後以暴制暴，社會動盪，人人難逃劫難，國不安，民不寧。但願，我們中國能夠有幸避免這一天的出現。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