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今年11月下旬，新華網發出一則新聞報導。大標題：溫家寶召見六位校長：中國高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其實這是個老問題了，但溫家寶重提這個問題，必定有其原因。今天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草庵：溫家寶對六位校長說：「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傑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 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緊接著，溫家寶又說出了另兩個在心裡盤桓已久的問題：各位校長、教育專家，我們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高校如何辦出自己的特色呢？
伍凡：根據新華網的報導，到2005年底，中國高校在校生超過2,3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1％，實現了高等學校大眾化的歷史目標。可見，在溫家寶任總理期間，中國的大學有了相當大的數量發展，每年有700萬至800名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今年約有1/3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繼續攻讀碩士或博士，一部分呆在家靠父母生活。中國現在有幾千所大學，10年之內可以有7,000萬大學畢業生，卻培養不出有創造能力的傑出人才，這只能說中國大學是執行「重量不重質」的方針，說得通俗一點是「濫竽充數」。這實在是浪費物質資源和人才資源。
草庵：中共不能培養出人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從小學到大學是一直強調讀書死記硬背，學生應付考試，統一答案，全國統一教材。這樣使得學生不可能有創造性讀書，不可能有創造性的思考。在美國學生讀書非常活潑生動，沒有那麼多考試，也沒有統一教材和統一答案。美國學生被要求閱讀各種不同的書和參考資料，要寫讀書報告，這就激發了學生的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伍凡：我在中國讀大學時，每堂?就聽老師連續講課45分鐘，完全是老師單方面灌輸，學生在下面寫聽課筆記。美國的大學完全不是這樣「填鴨式」的單方面聽課，而是老師與學生互動，提問回答和相互討論，學生的思路被激發起來。到研究生上課更是師生間或學生間討論，以及學生講解讀書報告為重點。美國學生從小就被鼓勵提出問題，老師引導學生們尋找問題的答案。所以，很多美國學生在中學或大學就具有創業的基本能力，中國學生相對缺乏獨創能力。美國學生創造發明新產品例子很多，而美國高科技風險投資家們對這類學生的產品很有興趣，往往雙方合作後新產業被創建出來，個人電腦產業出現和微軟公司的成功是最典型的例子。
草庵：中國沒有科技方面的傑出人才，沒有中國自已的品牌商品，沒有產品自主權，沒有獨創智慧產品，雖然中國被稱為「世界加工廠」，絕大多數產品的發明權都屬於外國或外商，因此產品最終銷售值的絕大部分歸外國或外商，中國僅得少得可憐的加工費，這對中國非常不利。世界名牌耐克(Nike)鞋子，在美國銷售價至少60-70美元一雙，貴一點的賣到120-150美元，而中國得到的加工費每雙鞋不至1美元。DVD錄放機的產量，中國名列前茅，每台出售29.5美元，中國要付出權利金每台20美元，中國的加工費每台只有 1.50美元。可見，沒有產品自主權，沒有智慧產權，僅靠加工生產費是只有1%-2%，實在少得可憐。
伍凡：上面舉的例子，這僅是從科技和經濟角度看人才的作用，實際上應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人才的培養。我們通常講人才是分有類別和等級的。高級人才可以分為世界大師級和傑出人才級兩個級別。一般的認為獲得諾貝爾獎 (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學、文學、和平及經濟學獎等6個獎)；菲爾斯數學獎 —- 被人稱為數學諾貝爾獎；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克魯格獎)—- 被人們稱為人文諾貝爾獎的學者們是世界級大師。至今為止，得到上述3個世界級大獎的華人獲獎者有：李正道、楊振寧、崔琦、李遠哲、丘成桐和余英時，統統不是在中共統治下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他們多數是大學或研究生階段是在蔣中正的國民政府的大學畢業的，之後到美國留學。可見，中共統治近60年沒有出一個世界級大師。
草庵：美國波士頓科學博物館裡數學館的牆壁上鐫刻著幾十個當代偉大數學家的名字，其中有3個中國人：華羅庚、陳省身、丘成桐。丘教授的名字刻上去的時候才30 幾歲。華羅庚一生只有初中畢業文憑，他全靠自學成才，20歲時，他以一篇論文轟動數學界，被清華大學請去工作。之後，他仍以自學和到外國進修的方式，撰寫論文。1938年，華羅庚訪英回國，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間牛棚似的小閣樓裡，他艱難地寫出名著《堆壘素數論》，這是他的成名之著作，成為世界級數學大師。他的成就是在30歲左右完成的，正是蔣介石統治中國的年代。可見蔣中正時代和中共統治時對培養人才的環境是不同的。在中共統治大陸之前，在年輕的中學生中間流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願望，但中共統治之後，批判鬥爭知識分子，幾次掀起「讀書無用論」，再有天賦的年輕人也沒有機會培養成人才。
伍凡：就像錢學森這樣傑出科技人才也是在國民政府時代讀完大學，到美國留學才進入到導彈和航天工程領域。中共統治大陸早期從海外吸收了一大批從美國和歐洲回國的留學生，才發展出原子彈、氫彈和衛星。之後，這批歐美留學生被批鬥，被打壓，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在文化大革命中10年期間，人才培養中斷了。即使改革開放初期，仍然有「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可見，從中共高層到社會底層都瞧不起知識分子，人才怎麼可能培養出來呢？
草庵：中共政權為了急速培養出人才，也企圖從大學培養高級科技人才，中共走了一條特殊的道洛，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國科技大學內成立特殊少年班。從十幾步的少年中發現天才，集中到中國科技大學，由特別的教授和特別的政治輔導員用快速的方法培養少年天才。近30年過去，這種不成功的教育天才的方法早己煙消雲散。當年培養的少年天才己分散在海內外各地，媒體偶爾還提起曾經有過這一段歷史，可沒有見到幾個特別傑出的人才活躍在科技界。可見，中共快速培養人才的方法失敗了。
伍凡：錢學森強調中共沒有培養出傑出人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錢學森只看到培養人才的大學硬體條件，卻沒有看到政治、文化、道德、教育體制和國際交流等等諸多軟件條件。1958年，中共興辦中國科技大學，其學術標準是按蘇聯最好的大學標準來制定的，培養學生的政治標準要有共產主義理想，學生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要成「能文能武」，要「能上能下」，既能做專家，又能當工人農民。中共對人才培養的頭一個條件是忠於共產黨，學術條件是其次的。因此，中共政權根本不會想按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的標準和環境來建立中國科技大學和清華大學。而至今為止，歷史事實己經證明，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是培養大量科技傑出人才的搖藍。現在錢學森是想按哪種標準來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學呢？儘管加州理工學院是他的母校，但錢學森在公開場合是不會稱讚他的母校的，那是個資本主義的大學。
草庵：教育領域是中共統治最失敗的領域。中共的教育政策過去的政治極端走到經濟極端，放棄教育是公共事業的原則，把學校辦成學店，走教育產業化道路，並且在教育領域內擴大貧富差距。把學校變成學店明顯的弊端是「重量不充質」，教育的目標不完對準市場需求，學生成了畢業文畢的奴才，為文憑而讀書。學校畢業的學生失業率提高，所學非所用，浪費極大的資源。
伍凡：學校培養不出人才的另一個原因是整個社會道德底下，欺騙成風。教授著作抄襲，科學研究作出假成果騙取研究經費。教師是「為人師表」，但在中共統治大學的條件下，一切都要服從共產黨，官場的貪官污吏作風全帶進大學裡。學生必然是學老師的樣，學生作業和考試作弊，又怎麼能培養出人才。
草庵：培養傑出人才不是家在工廠裡按圖紙製造零部件，集中在大學中訓練出來的。傑出人才的出現有幾個因素：人要有天賦、有興趣意願、創意思想不受約束的環境、優秀的教師，以及知識專利權受到保護。美國的環境造就了許多傑出人才，
自1901年以來，諾貝爾獎(物理、化學和醫學三獎)共頒550人，美國獲220名。
現今人類所使用的電燈、電話、電影、電腦、飛機、網絡等等都是美國人發明的。為什麼美國人能發明這麼多有益於人類生活的產品呢？其原因有幾個：其一，美國移民制度吸收大批優秀人才；其二，美國社會制度鼓勵和培養有創競的人才，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其三，美國文化開放，言論思想自由，充分容納不同的思想，任何有創意的思想不會受到打壓；其四，有一個健全和有力的高科技風險投資的資本市場；其五，有完善的專利保護制度。因此，美國就成了全球人才的訓練基地和創造發明的中心。上述條件，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難以形成。
伍凡：我認為中共統治下不能出人才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共的黨文化，中共自以為掌握全人類的科學，除此之外，都是偽科學。中共只迷信看得見的物質力量，不相信思想的創意力量。我可以舉出最新的例子，兩位美國科學家安德魯?法爾和克雷格?梅洛獲得2006年生物醫學諾貝爾獎，頒獎主要根據：1998年，兩位科學家發表了論文，就他們「發現了RNA控制遺傳信息流動的基本機制」做了詳盡討論。19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8年前後，生物基因研究領域發生了一個轉折，那就是科學家們看到和發現RNA研究能說明許多DNA研究所難以說明的問題，而法爾和梅洛兩位科學家的成就呢，特別代表了那個轉折，正如美國一些報刊發文所說：那是個革命性的發展。
政工幹部出身的院士何祚庥和長期把持生物學界行政大權的鄒承魯院士等人呢，鼓勵支持赴美留學後無業人員方舟子，通過他們的宣傳部門同夥媒體，在中國學術界揮起了 「反偽科學」和「打假」的棍子到處亂打，居然把RNA水平研究說成是「邪教」和「偽科學」、試圖在政治上打死。在1998年以後搞出來的那些打棍子文字，說「RNA不過是以DNA為模板複製出來的」，造謠說「DNA水平」和「RNA水平」研究的不同是「杜撰」、「癡人說夢」和「招搖撞騙」云云，接著呢，還誹謗說「RNA水平」是屬於某某某「邪教」搞的「偽科學」。他們根本沒有料到 2006年諾貝爾生物醫學獎領給提出RNA觀念的兩位美國科學家。
草庵：中國學界搞內鬥是一浪接一浪，打「偽科學」一波接一波，而外國的科研學術卻是長驅而進，RNA研究更是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這發展給那幫「反偽鬥士」「打假人士」及其宣傳部門的政客和媒體們，是又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被他們打成「偽科學」的東西，不但獲得諾貝爾獎，而且已經在全球許多科研實驗室成為主攻方向或主要手段了。誰受到損失了？這不是很明白嗎？現在是啞吧吃黃蓮，有苦難言。這就是中國學術界和中國的科技界的現狀。在這種學術氣氛和環境下能培養出人才嗎？非常困難。今天時間到了，以後再談吧，再見。
伍凡：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