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刊，但我為何還要說民刊在中國的意義呢？話得分兩頭說。從產權（沒有真正的私有報刊）、公開（民刊基本上都是內部）、合法（其合法只是新聞出版局的臨時性登記證）、傳播（傳播有限）、售賣（不公開發售）、閱讀（只有部份定向人閱讀，讀者很少能購買到）等渠道來看，四九年後的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刊，如同四九年後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社會一樣——撒切爾夫人在八十年代初訪問中國時就說中國只有國家，沒有社會，正是基於此來說的。一個國家，政權強大到直接控制個人，即沒有社會和民間力量作為緩衝地帶，就像太陽不通過臭氧層而直接照射大地，會烤焦了大地上所有生物，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現實場景。可怖的是，四九年後我們的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才帶來了古今中外空前的災難。
四九年後政府在整人方面是空前在行，在關懷民眾方面卻空前的麻木。八十年代以前他們不准任何民間的東西出現。從民間社團等民間組織，一例地消失，即便偶有，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官方點綴品。八十年代以降，隨著經濟開放，政治上裂開了一點縫，於是有半官方的民間組織，通過民政部門的登記（不像八十年代以前屬於政務院或者國務院的內政部，內政部是什麼東西，大家不難想見），做了些自己的活動，辦了些內刊，尤以詩人們所辦刊物居多。如《今天》、《非非》、《整體》、《他們》等等（紅衛兵小報不在此列，因為紅衛兵小報是政治潮流與裹挾，非個人表達），從粗陋之雜誌到簡單之小報，不一而足。由詩歌內刊到文化內刊，如四川的《大時代》等，比較活耀。但八九之後在思想上壓制與緊縮，沒能延續八十年代的小浪潮，復以權力經濟的誘惑，加上九十年以降官方對高校的誘買，封住了高校的活動，因此八十年代那樣的思想活躍（雖然可能質量不高）的場面不復再現。與此同時，官方對民間社團也越來越處於嚴控狀態，這在中央黨校教授閻東所寫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與民間組織的關係》裡已有基本的描述（見《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秋季號）。如此糟糕的高壓，沒有民間真正的活力，官方不管，又不讓民間參與，使得民間最為底層的許多人需要幫助卻得不到相應的幫助，進一步惡化整個中國社會的階層衝突。就連那些註冊的非政府組織，到中國各地辦點真正的實事，都要受到許多刁難，其做事的空間受到阻礙。
但即便在這樣的情形下，依舊有一些民間刊物從石縫裡掙扎出來。民刊中，尤以讀書類的刊物顯得活躍，雖然大多隻是談文化與讀書等話題，但為社會的文化積累做出了不少的貢獻。如南京的《開卷》、長沙的《書人》、北京的《書脈》和《芳草地》、南昌《筆談》、安徽《書香》、湖北《崇文》、內蒙的《清泉》等，這些雜誌大多贈送予我，使我得以每期瀏覽，以見民間讀書界的諸種風尚，由於容量有限，這上面所刊載的有許多比較好的學者和作家的短文，讀起來解頤且沒有讀長篇大論的疲乏，真是極好的娛智讀物。更加值得讚賞的是，這些民刊都堅持了許多年，而且封面的漂亮雅潔，實在是許多刊物不能比擬的。另外還有從內刊到有書號的雜誌，如肖鐵一個人辦的《朝花》（內刊），後來改為《思想者》（香港書號），其中所收文章大多是傳統傳媒或者網上公開發表的文章，我記得有一期做了個胡適特輯，有一期做了個文革專號，都相當有特點。文革四十週年，《今天》雜誌有個專號，而《思想者》也做了個專號，均有可觀的地方。
除了讀書民刊這一小潮外，企業界為了增加自己職工的凝聚力、認同感、歸宿感，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不少比較有名的公司都辦有自己的內刊，其中尤以萬科公司的《萬科週刊》、SOHO公司的《SOHO小報》比較有特色。《萬科週刊》以淺顯易懂的經濟學文章和一些小資文章為主，而《SOHO小報》在深度和編輯意圖上似乎更勝一籌。這兩家雜誌都出有刊物的文章結集，前者是《白領》精選，後者是《圈子》精選，兩者均比有些公開刊物的選本要好。在這裡我尤其要讚賞《SOHO小報》的編輯意圖和文章深度，以及他所有的一檔固定欄目。編輯意圖，就是編輯每期就一個話題請一些文化界的人物來談，可以談得比較深比較有趣。比如新近一期是談關於「信仰」的話題，此期裡面，徐友漁、越曉的文章寫得都不錯，可謂自由主義者就信仰問題發表的一些基本看法，這在其他刊物上不可能有的。另外，刊物每期有一塊歷史與現實的對比，七、八十年代以前與現在的對比，如同是《人民日報》，他們把幾十年前的《人民日報》所登載的文章與今天的文章登載一起，不做任何評價，真是大有看頭。比如有一期我記得登的是貴州紅衛兵陳保紅接受毛澤東握手後的情景，我還就此寫一篇博文叫《阿拉貢與陳保紅》。更加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它的閱讀欄目，請全國四大民營書店的老總來推薦，一來這些老總是經營書的，二來他們都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稱為學者，劉蘇裡、嚴博非、薛野、黃仕忠的推薦文章都很好，偶爾也有另外寫的，也有相當的益處。這樣的內刊，遠超一些公開刊物。
中國雖然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刊，但這些准民刊作為中國思想空間的逐步開放，是一種活生生的見證。我認為這些民刊的意義，應該與民間的讀書會如北京糊塗的旁觀者兄等組織的三味書屋讀書會、成都由周鈺樵先生等組織的草堂讀書會等，一同看待他們在重建中國人精神空間的意義。甚至更進一步說，就連民間修家譜、祠堂等方面的復興，都有對抗國家公權力對底層百姓烤灼的力量，都有爭取良好的民間社會空間的意義。再者，許多民間的思想者，包括網絡寫作者，以及一些自費印製自己思想書籍和回憶錄的作者，都是中國民間思想資源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我讀到的一些民間思想者自印讀物，他們的敢說敢思，不是一些公開出版物所敢表達的，這裡面一些老年人的書籍特別值得敬佩。昨天參加一群老人們的聚會，得到黃承勳的《沸兀齋殘稿》，其理性務實，遠不是如今那些遮掩歷史的人可比。至於像王怡、廖亦武、康正果、汪建輝諸兄所出的一套內部自印「黑皮書」（王怡的《美得驚動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國冤案訪談錄》、康正果的《我的反動生涯》、汪建輝的《有沒有》），實在有振聾發聵之效。其間廖亦武所辦的《知識份子》（出了兩期）、自印的《古拉格情歌》等，都有極好的具有民間範本意義的讀物，應引起研究者相當的重視。就像研究文革的進程，不能忽略那些灰皮書、黃皮書、內部讀物一樣，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國社會研究，絕不可缺少這些浮出水面的民間思想與讀物，沒有這樣的歷史梳理，就不可能看到民間的意義與力量。我建議有心人應該從以上諸方面出發研究一下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國民間思想史，以便彰顯更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07年12月25日聖誕節8：40分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