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中）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四
在这政治暖流劲涌的大背景下，新华社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也骤然加快。早在烟台会议前后，我就给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写过一封信，要求对 我落实党的政策。杜导正同志立即批示国内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我回了信。复查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同志迅速与我见了面，在慰勉之余嘱我耐心等 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铺开后，新华社的落实政策工作更大大地放开了手脚。1978年9月17日中央发布了民族饭店会议的“55号”文件，当月月底，徐文同志就通知我过了国庆节就先回国内部上班。
1978年10月4日，在阔别了14年又5个月之后，我再次跨进了新华社大门。
这时候，改正结论尚未作出，党籍尚未恢复，国内部负责人就放手让我重操旧业，以党员的名义和其他一些同志走访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并中 组部干审局，为“六十一人大案”的平反广泛搜集材料，准备写文章。同时把我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四个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同志的档案材 料，分别交给政治组、文教组、《内参》组、资料组和解放军分社的党支部研究整理，写出复查改正的意见。我的复查改正意见，由《内参》组党支部负责撰写。
1978年12月上旬，国内部这些编辑组对我们这几个人的档案材料复查完毕，并写出了复查改正意见。按照当时的规定，编辑部门的这些意见和改 正结论，必须经过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讨论通过，才能报请社党组《当时还叫“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可是对于我的问题，在政治部那儿又卡了壳。他 们还是那句老话：“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徐文和国内部的有关同志果敢而灵活。他们越过了新华社政治部这道“文昭关”，把国内部作出的改正结论直接送给社党组。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立即批示“同意”，我和我的大小家庭长达21年的苦难才画上了句号。
12月15日，我重新踏进新华社大门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国内部就为所谓的“反党 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和庄重同志，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全新华社各部门都派了代表与会。在这个大会上，每读完一个同志的复查材料和改正结论，全场都报以 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与1957年所谓“揭发批判”我们的大会的气氛，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所以我要说：
感谢胡耀邦争回了历史的公正！
五
关于我的复查意见，是由《内参》组副组长尤璐同志在大会上宣读的，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
（一）
（这一节关于我个人简历，故略）
（二）
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作了如下几条政治结论：（前文已有，此处故略）
（三）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我们认为，戴煌同志是属于错划问题，应予改正。理由是：
第一，一九五八年三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把戴煌同志主动检查交代出来的东西和讨论新闻业务所写的文章作为写政治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不恰当的。
当时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所作政治结论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动交出来的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称为反党万言书）、戴煌一九五七年十月写的《自我检查》、戴煌一九五七年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还有鸣放中的一些问题和反党小集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又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反党万言书”问题。政治结论中的第六条说：戴煌依据上述观点按：指前五条政治结论，其要点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一九五六年冬写了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卢、，向党展开了恶毒的进攻。
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事件。他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一九五七年初，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
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合适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
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一）关于“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1）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
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 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他在一九六二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搞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度。
（2）所谓“成立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戴煌原来的妻子晓旅揭发戴煌“要成立第三党”的问题。最近，我们曾就此问题向晓旅作了调查。她写的证明材料有士。下的话：“1957年整风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后对他家乡有些人事不满。当时反击右派将要开始，一天早饭后，他匆匆回到宿舍礼智楼二楼发牢骚，说出想要组织第三党。……关于他说第三党的话，确实讲了，是牢骚性的，并不是与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这个党。”此外，并无其他人听到戴煌说过这类问题。戴煌在一份材料讲此问题时写道，看到家乡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非常气忿，在火头上讲了一句：“万不得已，我们的党就应该号召有良心的党团员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戴煌同志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一怒之下讲了这句气话，并无实际行动，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说他要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以此定罪。
（3）关于戴煌“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的问题。
对此，戴煌在申诉中提出，“我从未像结论（第一条）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在打算给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废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写特权阶级的胚胎已经形成”，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复查，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认为戴煌的申诉基本上符合事实。戴煌并没有像结论中所写的那样，“‘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戴的“万言书”中只是说，特权阶级是存在的，主要是指作为“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的胚胎正在形成和发展中”，但还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戴煌下这个结论的根据，主要是“万言书”中列举的一些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的现象。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全体干部中占多大比重？据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自
我检查》交代，有这种问题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以外，几乎无恶不作”。具体地说，戴煌所说的“官僚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或“特权阶级的胚胎”，就是指大约占全体干部十分之一二的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一批坏干部。至于第一条结论中所举“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各个角落”、“以致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的问题，和戴所说的“特权阶级”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各地区、各部门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类似表现，并非说全国全党都如此。显然戴煌所反对和仇视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小部分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而绝不是党、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固然，他把一些干部生活特殊化、违法乱纪现象概括为“官僚统治阶级”、“特权阶级”、“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应该批评教育，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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