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抱怨音樂難懂，音樂的思維令他們莫測高深，不像文字人人能解。但對我來說，剛好相反。
──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今天，如果我問一個剛認識的人是否喜歡古典音樂，非常有可能被人認為我心裡所想的無非是器樂演奏，亦即每天晚上在音樂廳裡演出的交響曲、協奏曲、室內樂、奏鳴曲等等。至於伴隨著言詞的音樂，譬如歌劇、神劇、連篇歌曲或某些教會音樂，通常都不會是最先被想到的。<--ads-->
樂器原只是模仿人聲
在有文字伴隨的各種音樂中，歌劇又始終都是一個特類；有些人，縱使對上述的各種音樂完全無動於衷，卻獨鍾歌劇。像這一類的人，我們只能說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戲劇或口語表演而非音樂。
器樂當道是最近才有的現象。我們在第二章曾講過，在音樂史上，現代這種形式的音樂會算是相當晚近的事。根據麥可．赫德（Michael Hurd）的記載，倫敦維里耳街（Villiers Street）的約克大樓附設有專門的音樂廳，興建於1678年左右，有可能是歐洲第一個公共音樂廳。
尼可勞斯．培斯訥（Nikolaus Pevsner）曾宣稱牛津的荷里威爾音樂廳（Holywell Music Room）是英國第一棟專為音樂表演而設計的建築，但實際上卻是興建於1742至48年之間，因此，在時間上是晚於約克大樓的，只不過荷里威爾音樂廳迄今仍在使用，而約克大樓已是明日黃花。
早期的樂器是用來模仿人聲的，與人聲無關並脫離語言而自成一組聲音，那已經是好多個世紀以後的事了。
樂器很晚才有出頭天
音樂之誕生，是最偉大的想像力飛躍，到今天雖然已經是我們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要了解這一根本的變化卻非易事。我們今天仍然喜愛沒有樂器的音樂，但我們的祖先學會了欣賞沒有人聲的音樂，那才是真正的大發現，從此開啟了一個永無止境的新藝術場域。查爾斯．羅森強調，音樂完全脫離與語言的結合，其為時之晚，是大多數人都不了解的。
18世紀以前，公共音樂都是跟表現宗教與戲劇的文字綁在一起（理論上與事實上皆如此），鮮少例外。許多個世紀以來，當然有純粹的器樂在公共場合演出，但不是配合引導聲樂（作為教會儀式或戲劇的前奏或序曲）就是戲劇與神劇的幕間間奏，或只是舞曲。總之，並沒有什麼地位（當然，這並不妨害傑作的產生），唯有宗教作品與歌劇才有公共音樂的地位。
沒有人聲的器樂，儘管無法指出特定的情感，但卻能夠表達人類的各種情感，這已經是我們視為當然的事，但卻是一種相當晚近的觀念，恰如山繆爾．衛斯里（Samuel Wesley, 1766～1837）的回憶錄所言：
海頓的快板通常都帶有一種歡愉的性質，總會使聽者快活起來；他的慢板則多愁善感，縱使是由不善表達情感的樂器演奏出來，其效果也是難以抗拒的哀愁，令人惻然。
時至今日，我們多半不會再說樂器是「不善表達情感」的，反而會肯定其表達能力是無庸置疑的；但遲至19世紀早期，對於樂器的表達力量居然能夠媲美人聲，顯然頗令衛斯里感到驚訝。
音樂與文字分道揚鑣
音樂會雖然是公共活動，但其最初的立意就是要將聽者與演出者分開。在任何文化中，都不乏技巧傑出的演奏者與作曲者，但音樂若用於祭祀、舞蹈與慶典，強調的就是集體參與，個人也就消失了。音樂一旦由專業人士演出，基本上也就是希望與聽眾保持距離，如此一來，音樂的體驗就變得更為個人化、更難以預測。
音樂與文字分道揚鑣的結果之一，就是音樂的意義變得難以捉摸。由於文字界定了內容，我們聽一首歌時，如果懂得其所用的語言，自己會有什麼感受，心中大概八九不離十，但若換成是聽交響曲，就不會那麼確定了。
關於音樂的意義的辯論，主要是集中在「絕對」音樂方面，也就是說，所針對的是不指涉其本身以外任何其他東西的器樂。當音樂伴隨有言詞，或與公共事件如凱旋或葬禮有密切關聯時，其意義幾乎是無庸置疑的，我們知道自己會有什麼感受，而且通常一如所料。正如第二章所談到的，因為音樂引發心理的激化狀態，並以心理的激化建構集體參與感，因此，音樂乃為活動與話語賦與了意義。
音樂會的聽眾感受各異
音樂會的聽眾雖然會體驗到某種程度的共同激化，但對於演出的音樂，如果每個人都耳熟能詳的話，音樂所造成的個別反應可能就更超乎預期。我曾經引述過的研究就顯示，碰到特定的音樂作品時，對於其情感意義，聽眾之間的確會產生共同的感受；但作品如果有爭議，除非其中有著最常見的特點，否則就很難產生同感。
即便是在最平常的公共場合，旁邊人的感受是否跟自己一樣，任誰也無法完全確定。有些情形，譬如在喪禮中發笑、在加冕典禮上冷笑、在婚禮中動歪腦筋，看似極不可能，但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如果沒有事前的介紹，一場管弦樂團的音樂會下來，其他聽眾會怎麼想顯然更難確定，或許我們全都熱烈喝采，但若說我們都分享著相同的感受，那可就未必了。
摘自《孤獨的聆賞者》立緒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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