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希望之聲記者楊瑞、常青採訪報導)由《大紀元時報》發表的社論《九評共產黨》引發的三退人數已經突破了四千萬。在這場民族覺醒運動中，千千萬萬的中國普通百姓正逐漸認清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並一起走上了這條和平、理性的推翻中共暴政之路。旅澳中國問題專家，新南威爾士大學政治學博士－－陳弘莘女士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東歐的退黨潮引發共產政權集體崩潰一樣，中共政權的崩潰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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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博士，您好！您對這一段歷史是做過一番研究的，那今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對照當年可否對照當年東歐的（共產黨）解體過程與今天發生在中國的退黨潮為我們的聽眾朋友作一個探討和分析呢？」
陳弘莘博士：「好的。事實上長期以來東歐的這個退黨過程，以至最終他把東歐各個國家共產黨推倒，然後把社會主義解體的這個過程，在中國對大多數人來講相當是相當陌生的。這也是中共的一貫的做法：掩蓋掉一切對它有威脅性的，一切對它有衝擊力量的因素，無論他是歷史還是現實。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開始，事實上東歐非常非常多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出現了一些離心的狀態，這些離心狀態主要產生於它的社會危機。比如說非常龐大的門面工程，當時的羅馬尼亞很多大城市都在大興土木，投資一些大型工程。而這些債務的付出一時都很難償還，雖然城市都變成越來越漂亮了，但老百姓卻越來越窮了。冷戰從60年代一直走到80年代的時候，其實蘇聯人已經覺得負荷不起軍費上的龐大開支了。因此，當時對於東歐國家來講，經濟危機似乎是每一個國家都經歷的一個狀態。
表面上的經濟危機背後還有更大的一個政治原因，因為經濟危機其實是政治體製造成的。而政治原因毫無疑問來自於幾大方面：一個是共產黨強權時間久了以後，它的貪污、腐敗、獨裁，它的人脈從中央到地方這種家族式的管理，使得從中央到地方都是一個系統的管理。當然它的法律也成為它自己的了，它自己是制定法律的人，它自己又是執行法律的人，當然法律在社會上也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不公正等等。
從80年代中開始，各種各樣的社會危機都開始爆發，各種各樣的社會根基都處於很不穩定的狀況。其實非常像中國今天。中國今天我們看得見的這麼多的維權群體，這麼多的個人，都因為受獨裁專制的統治，他們有諸多的不滿和社會不公平，貧富懸殊拉大。這個現狀非常非常像。
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東歐體制的轉軌過程，其實用一句話來說，也就是解體了共產黨專制體制，造就了一個憲政民主體制的一個過程。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事實上退黨大潮在東歐當時起到了非常非常主要的一個推動作用。所以，我們看到的今天東歐的狀態，其實也就是中國的明天。那麼解體這個體制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中國社會必將走過的一個過程。「
記者：「那麼當時東歐國家的退黨過程是如何開始的？他們是自發的嗎？還是有組織的呢？」
陳弘莘博士：「退黨在東歐當時，在每個國家其實各自不太相同。東歐當時的退黨大潮最早的時候，比如羅馬尼亞是從城市開始的，城市知識份子是比較早覺醒的一代人。而事實上，羅馬尼亞是一個農業大國，因此他的農民占非常大的一個比例。後來，（退黨）逐漸地從城市知識份子到城市工人，再往後發展到農民也覺得城市裡有這麼多人退黨了，退黨一點一點從城市傳到農村，大家開始覺得，這也是一種可能性，還沒有想到這樣會把羅馬尼亞共產黨給退翻，但是他們覺得我退出羅馬尼亞共產黨至少代表著我跟它不再同心同德。
而在前蘇聯，它的狀況又不太一樣，80年代的時候蘇聯共產黨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擔憂：為甚莫45歲以下的年輕人不再加入共產黨了？當時據說有一個比例，50歲以上的黨員幾乎佔了80%。後來真正開始退黨，他們是從年輕人退起，一直到80年代末以後，在前蘇聯就開始軍隊當中大量退黨。震撼了軍隊以後，當民眾起來的時候，軍隊都相繼表態說「我們站在民眾的一邊」。我相信這個跟他們的軍隊在後期都覺醒了有很重要的關係。
當時前蘇聯在解體前差不多黨員大概有一千五，六百萬，那麼最後，退黨的人數大約達到了16%（兩百五十萬人左右）。我記得台灣明居正教授在演講時，有人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15%的時候蘇共沒有倒台，結果到16%的時候，蘇共就倒台了？這個數字很重要嗎？他說其實這個數字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看似好像是一瞬間就倒台了，而這個一瞬可能就是到16了。而這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這一霎那，就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他們剛開始退黨的時候都是私底下悄悄的，而且擔驚受怕的。一直到最後，蘇聯的總統葉利欽公開退黨。那麼直到他退黨，我相信那是真正的16的那一瞬間。他是八月份退黨，三個多月以後蘇共就倒台了。所以退黨是從暗走向明的一個過程。
幾年以前的《九評》推出以來一直到現在在海外和中國大陸引起的退黨大潮，的的確確是對中共的整個政權起了相當大的震撼作用。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基本上還處於一種民間的暗流狀態，其實也跟當時東歐的狀態非常非常接近。「
記者：「那麼這樣看來，退黨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且只要堅持不懈，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退出的時候他的垮臺也是必然的，這個過程中，陳博士，您有沒有實際的例子可以給我們參考一下呢？」
陳弘莘博士：「在南斯拉夫，那個時候很多大的機關中午仍舊是食堂的供給制。當政府人員有人開始介入退黨的時候，他們希望推動這個（潮流）。他們拿著大盤子一排一排坐著吃飯，有時候他們就把一張小條子放在大盤子底下，上面寫著「我退黨了」，但是沒有名字，也不知道是誰（寫的）。吃完飯，大家把盤子一拿，就走掉了，就留下這麼一張紙，孤零零放在桌子上。而這個紙剛出現的時候，人們不敢去碰它。因為退黨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被認為是對黨的背叛，對祖國的背叛，所以誰也不敢去碰這張紙。正好也因為沒有人敢碰，反而放在桌子上放的時間越長，那麼看得人也越來越多。這其實對大家的心靈都很有衝擊。
還有在蘇聯，也發生過很多有趣的事情。高加索地區屬於寒冷地帶，一年70%以上的天氣都非常寒冷。那裏如果有人退黨了，他們就會發那種小的背景圖片：暖暖的太陽，暖暖的天，讓大家感覺到其實了退黨以後，你的身心，你的生活的狀況都是暖暖的，暖暖的。這一類小圖片的傳播，使退黨從民心的覺醒開始，然後感動著民心，最後走到震撼整個黨的體制，最終震撼了整個社會。他們也是一步一步這樣走過來的。
我聽一個朋友在說，他們在中國有人把這種（退黨的）消息寫在那些一塊錢的紙幣上面，然後滿街散在很多地方：買些小東西啦，或者給一些乞丐啦。後來就發現非常有作用。因為很多當地的派出所、公安局，都順著這個一塊錢的紙幣在查，你就可想而知，退黨還是讓他們感覺很恐慌，很害怕，很擔心，是一件非常有衝擊力的事情，因為他們實實在在不願意把退黨的消息讓中國人知道。
記者：「那麼這樣看來，中共本身已經是確確實實感受到退黨的巨大威脅的啦，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幫我們解釋了他為什麼從始至終未敢回應過《大紀元》的社論《九評共產黨》和當今退黨的數字。另外我也聽到過，海內外一些民主人士出於對中共政權仍抱有一定的幻想。而且在國內，也有一批底層的老百姓因為長期受中共專制制度的迫害，對這個邪惡政權的恐懼心理，現在還是有一批人面對今天的退黨大潮持觀望態度。他們表現出來的不理解和對三退的數字的懷疑，您是如何看待的？」
陳弘莘博士：「我覺得應該說這代表著幾個方面的考量：一個是大家對退黨本身的意義，其實還沒有真正認識到他的實質；還有不少人對共產黨抱有著幻想。因為大家期待著共產黨進行體制內的改革，好像體制內的改革一定是代價最小的，一定是收穫最大的，這是很多人的一種期待。另外一些人他們覺得，長期以來共產黨這種表面上的強大和統治了50多年的事實，使大家仍舊覺得好像共產黨依舊強大無比，沒有任何其他黨派有實實在在的力量來代替它。因此就面臨著一個中國沒有了共產黨以後，中國就沒有了真正的執政黨這個問題。那我覺得這些想法和擔心都是相當多餘。
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政黨交替。而所有這些歷程，不是一定都要付出血的代價的。比如說，離我們最近的例子，台灣已經進行過好幾屆，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從民進黨現在回到國民黨，它整個政黨交替已經兩個輪迴了。事實上，也沒有真正的流血，也沒有引起社會的動盪。當初國民黨在台灣也是強大的無與倫比，那麼今天他還是要走上一條民主的軌跡。面對著選民，等待著投票(結果)，期待著自己能夠重新執政。那麼事實上，走向民主的過程當中總要經歷的一個過程，但不代表一定會流血。
另外一個，民主人士應該明白，獨裁政府在當今這個社會是跟文明相對抗的，就像今天的東歐國家一樣，中國早晚要走向一種民主的體制。通過退黨把中共推翻，也是一個必經之路。退黨本身代表著：我不跟共產專政制度為伍，我不接受它的統治，同時挑戰它的執政力，挑戰它的社會公信力。因此退黨代表的意義其實是全方位的，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意識到他實實在在的力量和作用。
從我個人來講，我比較關注的是退黨數字不斷增加，代表著（退黨）傳播的非常廣泛了，退掉共產黨的這個群體的人數越來越多了，而且我是比較相信這個數字的。可能不少人有一些誤會，怎麼會這麼快就到了4千萬？而現在這個4千萬，其實他包括著紅小兵，紅衛兵，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是吧？比如說我自己，我其實就入過兩個，我剛剛入紅小兵，就轉成少先隊了，然後我就要把這兩個都退掉，是不是？不是說某一個人一定要加入過共產黨，他才退出。凡是跟共產黨有關的那些組織他都退出，那麼這個數字就遠遠大於大家所知道的中共官方所公佈的所謂七千萬黨員這樣一個數字。「
記者：「無論在海外還是大陸，我們都能夠看到法輪功弟子幾年來在堅持不懈，始終如一的推動著退黨大潮，想盡一切辦法讓重重黑幕下的大陸民眾能夠看到《九評共產黨》，能夠知道三退進展的情況等等，甚至是冒著生命危險做著這一切。您對此是怎麼看的呢？」
陳弘莘博士：「是，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行為，我相信所有他們的這些行動都可以以人類字典上「高尚」、「崇高」這些字眼來冠名，非常了不起。
他們不但救助了那些他們所勸退了的人，而且事實上是對人類社會的一種救助。因為中共體制長期以來毀掉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這十三億人。而大法弟子們冒著生命危險想拯救的其實是我們這個民族，我們未來的後代，我們自己民族的一個傳承。因此我覺得非常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他們。而且不單單是我，我們有的時候很多人一起開會的時候，一些很有正義很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們談到這個，大家都覺得特別感動，因為這是一種信仰的力量。而如果沒有信仰的力量，這是誰也做不到。 「
記者：「非常感謝陳博士，通過您的分析我們對退黨這一現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你的一些觀點對我們也是非常有啟發的，再一次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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