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接前）
（四）當局取締氣功活動的歷史背景
取締法輪功是當局取締非政府氣功組織的的第一步。因此，取締法輪功事件必須放在取締民間氣功組織這個大背景中分析才能看清其脈絡。這個大背景又分國內和國際二大方面。
國內方面
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模式相同的各種協會、學會、研究會，絕大多數都是靠納稅人養活，俗稱「吃皇糧」，其實質是半官方機構。1979以後的中央政府，曾對非政府組織的管控有所鬆動。10年後（1989年6.4事件以後）又重新趨嚴。1980年以後出現的、沒有納入政府管理軌道的大型非政府組織主要有三大類：傳銷集團、民間宗教團體和氣功組織。這三大典型組織有共同的表面特徵，如：組織成員來自各行業，成員所任職種廣泛；成員間聯絡頻繁，成員對團體的依屬心理較強，群體意識強；團體領袖在成員中的威望高，對成員的吸引力強，因而團體的向心力、凝聚力強。團體內不存在異見或反對群體。這些組織對參與者都基本秉著「來去自由」的原則，很有人性化。不過這三類組織的內涵又各不相同。
傳銷集團是由經濟利益凝聚起來的團體，沒有特殊的精神信仰。由物質信仰和建立在傳銷營業模式上的經濟利益，再加上傳銷集團有跨地區的銷售系統，使傳銷組織有了跨國界的成員召集力。如果傳銷集團內部要舉行跨地區、跨國的聚會，發起人只負責通知其直接下線，此直接下線再作為上線通知其下線……層層傳遞，待到聚會時即可看到傳銷集團在組織上由現代化管理方法操縱的一體化傾向和向心凝聚力產生的驚人召集力。傳銷行銷模式中的個人商業行為，與傳統商業行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個人傳銷業績的積累，在很大程度上區決於上、下線的共同努力。所以，在傳銷管理模式中，下線對上線的信賴，上線對下線出自內心的關懷，是商業集團中少見的。這種一體化的團體效應，是集團成員在人際化的經濟合作模式中，即經濟—人際一體化商業模式中形成的。
在傳銷商業組織中的上線與下線，既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又是賣方與買方的關係。在大型傳銷集會「分享幸福」的活動中，有的傳銷員竟激動得流淚(這一現象在當代氣功團體中常有發生)，可見其成員對集團的忠誠度。傳銷商業模式對其成員的特有的惠顧和管理上的人性化和高效率，中國當局的政管現狀與之相比，只能是相形見絀。儘管中國境內的傳銷組織從無興緻顧問政治事務，更沒有任何反對執政黨的意圖，只因傳銷集團高效率的組織能力以及網布全國的業務系統這一點，足以讓當局心存疑慮。自1990年代中期起至今，當局一直沒間斷過對傳銷活動和團體的管控。
宗教團體是靠精神因素凝聚起來的信仰組織。如果對中國大陸漢地宗教作一考察，不難發現一個現象：1949年以後的大陸漢人地區，越來越少見原教旨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形式了。大凡在國內公開活動的宗教組織，其實都是政府指派的「門面教」團體，是變了「味」的宗教。它們在吃著皇糧的半官方「愛國教」協會，如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蘭（回）教各協會的領導下開展宗教活動。這類團體，是當代中國的「主流」宗教團體，擁有正規的廟宇或教堂，財大氣粗，掌握著國內大部份宗教資源，屬於「壟斷型」宗教組織。由於它們壟斷了宗教資源，很多有心投入宗教修煉的人，要末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下，半自願地加入這類宗教團體，要末另覓「地下教」。
門面宗教團體的壟斷性，使它們有了龐大的規模。這反過來又提高了它們的知名度。這在客觀上進一步誤導了民眾，以致如今沒有多少中國大陸人能知明什麼是原教旨的正統宗教。說它們是變了「味」的，或乾脆說是變異了的宗教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一些身居大型教團高層的教徒之行為，已經讓人覺得他們已不像出家人，更像「投機人」。例如，頂著「參政議政」之冠，坐享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世間榮耀。「看破紅塵」者，搖身成了凡間俗事的積極顧問者。有的甚至到了以身作則、帶頭破戒去認同某世俗組織，如執政黨的政治觀點的地步！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宗教風景線，也只有在當代中國大陸才能見得到。
另一類宗教團體，是1980年代以後以半公開形式活動的民間宗教團體，屬非主流的宗教團體，所謂非主流，即政府不予支持、得不到政府資助的宗教團體。在一個正常社會，主流宗教和非主流宗教團體只有規模上的差異，不存在宗教資源分配上的差別。在當今中國，非主流宗教是享受不到宗教資源分配上的公平之遇的。例如，此類教團沒有世襲的宗教活動場所（道觀、寺廟或教堂），他們舉行宗教儀式的地方往往是在某一教友的家中，故名 「家庭教團（會）」；資金來源也是教徒的捐款。說這類團體也屬於異化了的宗教團體的理由，倒不是說這些團體本身有什麼變異，而是指這些教團生存的社會政治因素的非正常化。本為天經地義的宗教信仰，卻要轉入地下或半地下進行。
這類民間教團的實質，是古代農業社會中的 「會道門」的當代形式。「會道門」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民間和1949年以後的臺灣民間普遍存在。很多人聽聞的「一貫道」就是較知名的民間會道門派之一。回想在大陸那時，一聽到「一貫道」三個字就很反感。在美國接觸了來自臺灣的一貫道居士後才明白，他們也是一群正常的修煉人。這類團體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被當局定為「反動會道門」而紛遭取締，其掌門人多受以「殺、關、管」告終（這些人中不泛內功修煉的高功夫者）。
由於宗教團體內部不存在經濟紐帶，人際關係比較自然。在佛、道教內部，成員間以師兄（姐）、師弟（妹） 互稱；在基督教、天主教內部，乾脆以兄弟姐妹互稱。與傳銷團體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是，宗教各門派各有自己的「正法」（正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宏法的）領袖，如活佛、法師、道長、神父等；也有各自的「末法」師尊（曾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員，而現已不是）如釋迦牟尼、老子、耶酥等。參與宗教活動者，都要通過參學末法師尊的真理傳承和領受正法領袖的實地教導來求得精神的昇華。宗教成員對正法領袖的敬仰程度往往勝於生生父母。當然，世俗領袖（執政黨領袖，國家領導人）在大多數宗教成員心目中，更不會有多高的敬仰指數。多元化信仰本來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在黨化君憲制的國家，會被當局視為渙散民心之舉。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什麼事都與政治相聯繫，深度的宗教信仰自然就會帶來政治危機之嫌。
那麼，當局為何不像取締氣功團體那樣全面取締宗教活動？就是因為當今中國的宗教現實，並沒有對當局的執政造成什麼危機。眾所周知，中國漢地最普及的宗教一直是佛教和道教。道、佛二教，與發源於中東地區的猶太、耶酥、伊斯蘭教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道、佛是「修煉教」，即都是在內求式修煉實踐活動中產生的宗教形式。然而，當今的漢地佛、道教徒，普遍不重視原教旨教義中的「實修」活動。缺乏實際修煉的教徒，無法領會曾持有精深實修功夫的教主創立的教旨原意。因此，現教徒在對原創旨教主的認同上帶有一種盲從性，對原教旨的理解也帶有模糊性。有的低階教徒把吃素唸經或敬奉上帝視作修煉要旨或全部。這種狀況無論於門面教或家庭教中都普遍存在。另，各大宗教的創立人（末法領袖）如釋迦牟尼、耶酥等已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員，不少信徒對末法領袖的認知僅停留在感性認知的層次。特別是受黨化無神論和絕對唯物論長期教化的宗教修士，對「神」、「道」、「佛」、「仙」的認識並不比世俗之人高解多少。
在不是少數的當今中國宗教徒的思想中，神、道、佛、仙僅是一個抽像化的概念而已，對「仙佛都是人修來」之明言，也只落於文字概念上。宗教界的這一現狀引出一系列怪現象：本應「視金錢如糞土」清靜之人，卻吃起了皇糧；本是布衣淡飯打發日子的出世人氏，卻將廟產商品化，將出家之地劃歸為「旅遊勝地」從中牟利；本是淡泊無為的聖潔場所，卻傳出出家人拈花惹草、貪污香金、偷竊金像等羞聞。這種與原教旨理念相去甚遠的宗教狀況，說白了，乃是當局樂於看到的。因為，這種紙上談兵、散沙一盤的宗教行為，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衝擊只是隔靴擊棒。另外還有一點：宗教產生的時代是古農業社會，其意識形態已嚴重滯後甚至脫離於現代工業和商業社會的人文需要。而共產黨文化卻是吸收了歐洲近代某些思想，如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起來的。在理論思辯方面，宗教的思維方式既顯得荏弱無力，又不合時宜。這是宗教本身無法克服的劣勢。這些原因，在一黨統天下、君憲制鐵腕治國的當代中國，現實中的中國宗教並不具有與專制的世俗政治抗衡的利器。
另一方面，「黨的各級組織」 在意識形態上一直是旗幟鮮明地牴觸宗教思想的。凡共產黨組織內部都有明文規定，禁止黨員涉及宗教活動。灌輸式的教育方式，正強化著黨員在思想上與宗教理念相對立情緒。僅此一舉，便可有效地防止宗教思想在執政黨內的傳播與擴散。在當今中國，宗教思想是絕對禁止在軍隊中傳播的，軍隊官兵是絕對不能有公開的宗教信仰的。由於黨內和軍內是宗教傳播的空白區，因此，有悖於共產黨理念的宗教思想一時半刻不會對共產黨的執政現狀產生多大麻煩。還有，中國境內的宗教組織沒有自備媒體的權力，政府也不允許教徒在公共場地有組織、有計劃、經常化地宣傳宗教思想。當宗教理念只限於教徒間和宗教團體內部流傳時，她對社會思想潮流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宗教是在古代農耕經濟模式中形成與發展的，「寧做小廟的方丈，不做大廟的和尚」是宗教界門派林立的思想根源。皆由此因，家庭教團在中國具備了幾乎是遍地開花的條件。此類教團的特點是，有一整套繁瑣複雜、令人生畏，原始仿古的入教儀式，其主要目的是讓人一旦入教，便自我約束，安心受教，以此穩定教團規模，又可使信徒在精神上和組織上都與教團共生共存。當今中國的主流教團中裏面名存實亡的清規戒律，在家庭教團傳承了下來。在家庭教團中，為數不少的是多神、多教信仰，如供奉佛教人物，承襲道教軌儀。家庭教團中的草根階級和工薪階層成員較多，對於生活在貧富不均狀況日益惡化的中國底層民眾來說，家庭教團是他們得以暫時擺脫精神苦澀的理想場所。這些原因使家庭教團在當今中國有很大的「市場」。
家庭教團多是「各燒自家門前香」，在己之一派利益沒有受到大的損害時，尤其是信仰上的權益不受損害時，一般不會與他人發生衝突或對抗。家庭教團之間的聯絡往來甚少。中國大陸家庭教團的實際現狀，從整體上說是也是「一盤散沙」。當局若真想動真格，很容易「各個擊破」而不會引發其他教團的聯合反應。這是中國古代固有的小農經濟文化孕育的出來的社會現象之一。這就是為什麼，雖然家庭教團是當局化大力氣注意的主要民間團體，但當局並沒有像對待氣功組織那樣實行公開、全面的清掃與管制的主要原因，
氣功團體與宗教團體有著表面相似性，但內涵不同。氣功組織是當代中國的「特產」，1979-99年的新氣功運動是中國以外的任何國家都沒有領教過的。她的存在對任何一個君憲制政府來說都會是一個心病。在中國當局的眼裏，氣功普及運動至少有以下的「危險」。
A、引發「黨化信仰」的危機
共產國家當局都會設定一個統一的公共精神信仰並配以完善的理論，以圖把民眾的思想通過填鴨式教育，束縛在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範疇內。這種信仰可稱作「黨化信仰」。由於宗教修煉的實質是內求實踐。因此，無論是古典氣功還是現代氣功，其修煉方法與宗教中的修煉方法有很多相同之處。現代氣功又是從古氣功脫胎而來的，相當一部份內容來自於佛、道氣功。由於現代型氣功出現的時日不長而少於指導理論，氣功學員在實踐中碰到了問題時，往往一時難以找到現成的答案。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是中國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古典氣功學說，比如說，從道藏或佛經中去尋找經典依據，尤其是知識人和文化人。這些經典中貫穿著不少宗教思想，這雖然是歷史造成的，但畢竟是事實。因此，無論是誰，只要投入了氣功實踐，只要他/她有意通過理論來提高實踐能力，此人遲早會去沾一沾古氣功學說的邊，遲早會在不知不覺中接觸到佛、道意識形態，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佛、道的認同者、崇拜者。從小接受黨化信仰之人，儘管只為了養生保健，如今卻不得不在無神信仰與有神信仰，黨化信仰或儒、釋、道信仰之間作出一個明白的選擇!
當一個人的精神世界被一個精神信仰佔有，難以再對其他理念產生信仰動機，因為人的精神信仰不可能有二個。除非他/她又徹底否定了已有的信仰，轉而到另一信仰形式。又由於氣功活動是與人體生命活動密切相關的實踐活動，任何人都會把與自己生命活動相關的信仰作為第一選擇。當氣功成了大眾化的實踐活動時，氣功實踐把一大批由填鴨式的黨化教育培養出來的無神信仰者引向了神、佛、仙、道的精神領地。不過這個過程是緩慢和漸進的。所以，在20世紀的中國大陸氣功團體內部，公然提出與馬列、共產思想相牴觸的精神信仰的，是打了燈籠也難找到。對於「信仰」這個在當代中國被視為敏感話題的內容，更沒有哪家氣功組織有公開討論過。曾於1990年被中國大陸反氣功學者和官方媒體批倒批臭又被判了刑事罪的「自然中心功」始創人張香玉，當法庭預審員問她：「你信仰什麼」？她回答：「我信仰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２。儘管如此，當局還是懷疑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用於控制民眾思想的黨化信仰是否會在大眾化氣功活動的持續發酵中被淡化。這個在正常國家不是問題的民間活動，在中國自然成了當局不得不面對的大問題。特別是經歷89/6.4的當局，更視此類現象為「不穩定因素」。
B、疑使執政黨的威信指數縮水
如果說「黨的組織」可以把宗教理念說成「精神鴉片」或「封建迷信」來阻止黨員、官員和軍人、警員參與宗教活動的話，那麼，當局卻無法用黨紀、政紀或軍規、警規來限制這類人員參與氣功活動（曾被中國官方放心地推廣的「氣功療法」的創編人劉貴珍，便是延安時期的共黨軍人）。皆由此因，當代中國的氣功潮造就了一個在其他共產社會沒有的另一個現象：無論是高階官員還是布衣草民，無論是高學歷還是文盲，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不僅為了祛病健身走進了一個團體，還會聚在同一位老師的氅下，成了平等相處的師兄弟姐妹。在當今世界上任何社會環境中都極難淡化的階級差別和官民差異，在氣功團體內卻不費力地做到了。這個現象的出現，對當局來說是始料末及的。若在正常國家，這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它的出現，在客觀上給社會注入了人際公平的因數。但對於一個需要利用森嚴的階級差別和殘酷的「階級鬥爭」來製造和強化政府威望的君憲制國家來說，階級等級的模糊、階級差別的淡化、公平的人際現象的出現與形成，無疑是弱化執政當局自我權威和政管效應的開始。
氣功界是公開討論「功夫」這個議題的地方。氣功門派的創建人又往往有著非同常人的氣功實踐能力。某門派的學員對本派創建人（第一老師）的敬重，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從敬佩他/她的精湛功夫和感染到他/她完美的道德修養開始的。學員們對功夫的渴望以及對本門派始建人功夫的敬佩，往往到了崇拜與神往的地步。這種群體性心理狀態，使氣功門派的始建人不由自主地成了該門派成員心目中的精神領袖。皆由此因，氣功門派的始建人在該團體內享有絕對的權威。這種權威不是自己篡造的，而是在學員們出自對老師的敬佩中自然形成的。有一個現象在中國人人皆知，那就是，當某個氣功門派的創始人上臺作氣功報告時，台下一片寧靜，用「針落地的聲音也能聽見」來描述也並不過份；如果是黨和政府部門的會議，「臺上開大會，台下開小會」，幾乎成了老百始諷刺當局的口頭禪。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氣功團體內部的精神凝聚力、向心力、統一性，是其他組織中難以看到的。
當一個執政當局身邊出現了不至一個如此的信仰團體時，最體面、最簡單、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這些組織的活動消音、消失！最近幾年，中國大陸雖然允許有限度地建立氣功網站，看似比以前開明得多了。但據筆者上網考察，網站明確標明可以免費下載的內容，經常被各種理由阻止，或被引入莫名其妙的廣告網頁；註冊申請會員程式也被各種明的、暗的理由阻止，其實質是限制註冊，不讓擴展網路會員規模；即使設在海外、面向中國氣功愛好者的中文氣功網頁中的免費下載資料，也被中國大陸官方網站設障。而這些網點的組織者或內容的創編者，據筆者所知，從無半點批評當局之跡。這一切都在說明，當局十分懼怕民眾思想彙聚到非政府指定的氣功團體或某個功夫師的氅下。
C、疑慮氣功組織成員的職業分佈
中國境內宗教組織成員主要限於工、農，技、商；傳銷成員中有一些大學生。當代中國的氣功團體因為是健身組織，所以，離、退休的各級官員和退休人員是其主要成員；在職的醫、教、科、技、商界人士以及工人、農民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各級黨、政、軍、警、檢、法界的現職官員。 「麻雀小，五臟全」。氣功團體由此有了「小社會」之稱。在這個「小社會」中的人，不管其過去有多麼堅定的共產主義的信仰，如今為了生命運動的需要，不知不覺、或快或慢地疏遠著「黨的一貫教導」。經歷了1989年6.4事件的當局，視民間力量為猛虎，把以億計的國人加入氣功團體的活動看作一個嚴重的非正常現象。說「黨」疑氣功團體似有歷史上的太平天國、紅燈照、白蓮教、義和團等民間造反組織的功用，並非臆測。事實是，當代中國氣功團體內部人員的素質，團體中人員的職種跨度，都遠遠超過了當年的農民造反組織。 一個大型氣功組織成員的職業種類之全面，足以覆蓋中國的黨、政、軍、警、法、檢中相當一部份的職務，成千成百氣功團體的中，成員的職種覆蓋之廣不言而知。這一點讓當局產生了另一個憂慮——若有政治上的風吹草動，這一個個氣功組織一旦不聽使喚或與政府對立，最高當局很可能無法控制各級政府職能部門。
D、疑慮氣功研究成果會動搖執政黨的精神支柱
1980年代，中國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和他的老上級、時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張震寰，倡出「人體科學」新觀點，並提出將氣功、中醫和特異功能歸屬人體科學中。這意味著把氣功和特異功能送進了正統科學之殿。在當時的中國科學界，冷潮熱諷者有之，投入對氣功和特功研究的業內人之也不少。這與錢老在中國科學界的威望不無關係，亦與張震寰在此方面堅定的思想和史無前例的群眾性的氣功健身熱的興盛也有很大關係。大眾氣功熱之所以能夠在1989年6.4天安門事件之後還能延續10 年的發展，與這二位前輩晚年時認識到氣功和特異功能的真實性，從而運用他們的知名度，頂住了來自高層的政治上的壓力，續力問鼎並支持氣功和特功研究的實際行動分不開。為什麼開展這類純學術的研究還要頂住政治壓力？
眾所周知，共產黨意識形態來自近代歐洲哲學流派之一的馬克思哲學體系。而整個歐洲哲學體系的思想之源是古希臘的亞裏斯多德的世界觀。近代歐洲哲學理論的實踐基礎是實證科學理念及其成果。無論是亞裏斯多德的認識論還是實證科學的方法論，她們都與東方（亞洲）文化的理念和方法難以格入。這使得掌握著近代科技的歐洲人不實踐、不知道，從而也不認識亞洲文化的精華——內求實踐。皆由此因，在西方人觀察世界的過程中，沒有內求實踐這一點，致使包括馬、恩在內的哲學家，都成了帶有某種盲目程度的無神論和唯物論的積極宣導和推廣者（「存在決定意識」映射出馬克思對世界的基本認識觀）。
凡共產黨組織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精神支柱的。共產主義理念的合理性，直接關係到共產黨的存在合理性和執政的合法性。稍知馬、恩哲學的人都清楚，共產主義思想並非馬、恩哲學體系中的主要部份。而且，馬、恩當時也是把共產主義作為社會發展史中的一個階段提出來探討的，其理論的正確性尚待實踐驗證。但共產黨人又十分清楚的一點是：只有共產主義思想毫髮無損，共產黨存在的合理性與執政的合法性才不會受到質疑。要讓共產主義思想巍然不搖，必須讓唯物主義理念固若金湯。一旦唯物主義這個根基有所動搖，共產主義理念也芨芨可危。就是為什麼，凡共產黨執政的當局，都會不顧一切地否定有悖於西方文化理念的現象，如氣功、特異功能等，並一相情願將其貼上「反社會」、「偽科學」的標籤(前蘇聯)；或提到「要科學，還是要偽科學」、「要唯物主義，要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要唯心主義，要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對立的哲學」的政治高度(中國大陸) ３。
再看氣功和特異功能，其實質是人的生命現象，而且都是與人的意識活動關係甚密的生命現象和實踐活動。氣功實踐既是中國古典醫學理論的源泉，又是開發特異功能的基本途徑。然而，氣功卻是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自給自作的小農經濟社會中發展起來的一種身心實踐方法。在建立了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和腦科學的今天，人們對生命的內涵、思維的本質，對意識、氣功和特異功能的機制尚無從入手去闡明其理，試想，在以文盲農民為主要階級的古代社會，如何有可能對氣功修煉實踐活動的機理作出合乎西方邏輯思辯意義上的詮釋？皆由此因，氣功與特異功能便有了神秘的外表。而當局正好利用這一點，把氣功貼上了「封建迷信」之標籤，將特異功能掛上「唯心主義產物」之歪號。幾十年來，絕大部份的中國人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中看氣功與特功的。
然而，隨著人體生命科學的進展，隨著氣功和特功現象被越來越多的實驗證明是一種真實存在時，氣功與特功神秘的面紗被逐漸揭開，「封建迷信」和「唯心主義產物」的謊言也一點一點地被剝落下來，人們開始對有神哲學觀和黨化唯物觀從另一個角度進行思考，或者乾脆試著反思一下。黨文化無知與愚蠢的一面也由此悄悄暴露出來，其哲學基礎—-唯物辯證觀和歷史觀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個挑戰不是來自政治理由，而是來自民間自發的氣功健身運動以及人體生命科學的學術成果！由此，不管特功和氣功有多少在嚴密的實驗條件下的成功試驗，其結果都被「用馬列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科學界（尤其是社會科學界）的主流所否定！
國際背景
89/6.4以後,當局的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政策都在悄悄的收緊，並提出「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之口號。然而,當局為何遲遲沒有對氣功團體下刀,眼睜睜看著她像滾雪球那樣壯大了10年？其中一個原因是與當時國際上發達國家在特異功能研究上的現狀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英國，曾試用特異功能於軍事和情治。二戰後的美國軍方和情治部門都對特異功能發生過濃厚興趣，政府曾注資鼓勵研究。前蘇聯在此方面有過一些業績。但在共產政治體制內的前蘇聯主流科學家，並不敢明言承認特異功能。如1956年出版的《蘇聯百科全書》把特異功能中比較常見的心靈感應定義為「一種反社會的唯心主義的虛幻說法」。前蘇聯心靈學家諾莫夫，於1974年鋃鐺下獄，給其判罪的依據是「心靈學是以神秘現象和唯心主義為基礎的偽科學」。美國曾用正視過前蘇聯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力圖不落後於蘇聯而投入鉅資研究。日本在此方面起步雖較遲，但日本人的文化觀和務實精神，使日本只化幾年時間，做到了英、美用了近百年，中國用了近20年的時間所完成的實驗４。
迫於發達國家對特異功能和人體經絡的競相研究，中國當然也不願落後。因人體特異功能與氣功有密切關係，中國在此方面就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通過對氣功的研究探索特異功能的機制。但是這必須以氣功普及為前提，必須在群眾性的氣功實踐活動中發現特異功能人。隨著人體科學研究的深入，發現了很多用現代科學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有些研究成果表明，由煉功開發的功能一旦普及開來，能使中國在此方面遠遠領先於國際水準。這就使氣功活動成了一把「雙刃刀」：一方面，當局不想看到民間氣功組織規模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另一方面，迫於國際社會在此方面的不斷進展，當局又不得不對民間氣功活動和人體科學研究網開一面。所以，把89/6.4以後的氣功活動和人體科學研究比喻為當局「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並非無端造異。
機會終於來了。1990年代初的俄羅斯，因蘇聯解體而缺乏相應的財力繼續特異功能研究。由於美國民眾以基督教信仰為主，基督教不提倡內功修煉，因而美國人不熱悉內求實踐和特異功能的關係。美國科技界的主流承襲的又是歐洲近代科技理念，與人體特異功能理念格格不入。蘇共一解體，美國少了競爭對手，對特異功能的研究藉機撤步。當蘇、美在特異功能研究領域的進展不再對中國造成壓力之後，當局便著手準備丟棄「雞肋」的計劃了。1995年6月的《北京日報》，刊登了時任中國自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院士何祚庥的文章《該揭露偽氣功和特異功能了》。《科技日報》以每週一文的形式，從1996年7月至10月，連登了時任中國中醫研究院氣功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張洪林否定氣功的文章。《工人日報》在同年7月至8月，連續發表了5篇「本報評論員」文章批判氣功。在當時的報刊上，刊登否定氣功和肯定氣功的文章的比例是12篇比1篇５。據稱，大陸公安機關也是從此時期開始對法輪功秘密調查的。是否也同時對其他知名氣功門派開展調查，至今無證據顯示。但從 「中功」被取締的事實看，此種猜測也不是空穴來風。
20 年的中國新氣功運動，給失去了幾十年傳統道德信仰的中國民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形式。通過氣功健身活動，民眾發現了一個類似於道、佛信仰又不同於道、佛信仰的合法信仰形式——氣功信仰。這種信仰填補了1949年、特別是文革以後的國人之精神空間。氣功信仰的實質是對宗教信仰的替代和媒介。所謂「替代」，是指氣功信仰替代神、道、佛的信仰。特別是在不能公開信仰神、佛、道的文革剛剛結束的年代裏，氣功這個與佛、道有著深廣緣源的文化形式，正好讓國人明正言順地拿來填充了缺失良久的有神和泛神信仰空間。通過公開接實踐氣功這個被打入冷宮達30年之久的身心鍛練方法，人們的心靈有了向望（超常的健康與長壽），對文革後的生活又重新充滿了信心。
毫無疑義，在這種向望的背後，是對無神論的否定。所謂「媒介」，則是從氣功鍛練入手，進而進入對道、佛之理的學習、研究和運用。在這種學習與研究的背後，蘊藏著對黨化唯物觀的否定。筆者不主張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就如不主張全面否定耶酥的思想一樣。但我們看到在當代中國所發生的，卻是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為名，在「求穩定」的旗號下，對氣功這個對國民經濟、民眾素質、環境、生態都有益無弊的民間自發的活動，單憑某一長官的意志予以封殺，一封就不少於10 年。光從這一點，就足以暴露出中國執政黨和當局只是在利用馬克思主義，只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迴避民眾信仰、結社自由訴求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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