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接前）
（四）当局取缔气功活动的历史背景
取缔法轮功是当局取缔非政府气功组织的的第一步。因此，取缔法轮功事件必须放在取缔民间气功组织这个大背景中分析才能看清其脉络。这个大背景又分国内和国际二大方面。
国内方面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模式相同的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绝大多数都是靠纳税人养活，俗称“吃皇粮”，其实质是半官方机构。1979以后的中央政府，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有所松动。10年后（1989年6.4事件以后）又重新趋严。1980年以后出现的、没有纳入政府管理轨道的大型非政府组织主要有三大类：传销集团、民间宗教团体和气功组织。这三大典型组织有共同的表面特征，如：组织成员来自各行业，成员所任职种广泛；成员间联络频繁，成员对团体的依属心理较强，群体意识强；团体领袖在成员中的威望高，对成员的吸引力强，因而团体的向心力、凝聚力强。团体内不存在异见或反对群体。这些组织对参与者都基本秉着“来去自由”的原则，很有人性化。不过这三类组织的内涵又各不相同。
传销集团是由经济利益凝聚起来的团体，没有特殊的精神信仰。由物质信仰和建立在传销营业模式上的经济利益，再加上传销集团有跨地区的销售系统，使传销组织有了跨国界的成员召集力。如果传销集团内部要举行跨地区、跨国的聚会，发起人只负责通知其直接下线，此直接下线再作为上线通知其下线……层层传递，待到聚会时即可看到传销集团在组织上由现代化管理方法操纵的一体化倾向和向心凝聚力产生的惊人召集力。传销行销模式中的个人商业行为，与传统商业行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人传销业绩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区决于上、下线的共同努力。所以，在传销管理模式中，下线对上线的信赖，上线对下线出自内心的关怀，是商业集团中少见的。这种一体化的团体效应，是集团成员在人际化的经济合作模式中，即经济—人际一体化商业模式中形成的。
在传销商业组织中的上线与下线，既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又是卖方与买方的关系。在大型传销集会“分享幸福”的活动中，有的传销员竟激动得流泪(这一现象在当代气功团体中常有发生)，可见其成员对集团的忠诚度。传销商业模式对其成员的特有的惠顾和管理上的人性化和高效率，中国当局的政管现状与之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尽管中国境内的传销组织从无兴致顾问政治事务，更没有任何反对执政党的意图，只因传销集团高效率的组织能力以及网布全国的业务系统这一点，足以让当局心存疑虑。自1990年代中期起至今，当局一直没间断过对传销活动和团体的管控。
宗教团体是靠精神因素凝聚起来的信仰组织。如果对中国大陆汉地宗教作一考察，不难发现一个现象：1949年以后的大陆汉人地区，越来越少见原教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形式了。大凡在国内公开活动的宗教组织，其实都是政府指派的“门面教”团体，是变了“味”的宗教。它们在吃着皇粮的半官方“爱国教”协会，如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回）教各协会的领导下开展宗教活动。这类团体，是当代中国的“主流”宗教团体，拥有正规的庙宇或教堂，财大气粗，掌握着国内大部分宗教资源，属于“垄断型”宗教组织。由于它们垄断了宗教资源，很多有心投入宗教修炼的人，要末在别无他选的情况下，半自愿地加入这类宗教团体，要末另觅“地下教”。
门面宗教团体的垄断性，使它们有了庞大的规模。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这在客观上进一步误导了民众，以致如今没有多少中国大陆人能知明什么是原教旨的正统宗教。说它们是变了“味”的，或干脆说是变异了的宗教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一些身居大型教团高层的教徒之行为，已经让人觉得他们已不像出家人，更像“投机人”。例如，顶着“参政议政”之冠，坐享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世间荣耀。“看破红尘”者，摇身成了凡间俗事的积极顾问者。有的甚至到了以身作则、带头破戒去认同某世俗组织，如执政党的政治观点的地步！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宗教风景线，也只有在当代中国大陆才能见得到。
另一类宗教团体，是1980年代以后以半公开形式活动的民间宗教团体，属非主流的宗教团体，所谓非主流，即政府不予支持、得不到政府资助的宗教团体。在一个正常社会，主流宗教和非主流宗教团体只有规模上的差异，不存在宗教资源分配上的差别。在当今中国，非主流宗教是享受不到宗教资源分配上的公平之遇的。例如，此类教团没有世袭的宗教活动场所（道观、寺庙或教堂），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往往是在某一教友的家中，故名 “家庭教团（会）”；资金来源也是教徒的捐款。说这类团体也属于异化了的宗教团体的理由，倒不是说这些团体本身有什么变异，而是指这些教团生存的社会政治因素的非正常化。本为天经地义的宗教信仰，却要转入地下或半地下进行。
这类民间教团的实质，是古代农业社会中的 “会道门”的当代形式。“会道门”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民间和1949年以后的台湾民间普遍存在。很多人听闻的“一贯道”就是较知名的民间会道门派之一。回想在大陆那时，一听到“一贯道”三个字就很反感。在美国接触了来自台湾的一贯道居士后才明白，他们也是一群正常的修炼人。这类团体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被当局定为“反动会道门”而纷遭取缔，其掌门人多受以“杀、关、管”告终（这些人中不泛内功修炼的高功夫者）。
由于宗教团体内部不存在经济纽带，人际关系比较自然。在佛、道教内部，成员间以师兄（姐）、师弟（妹） 互称；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干脆以兄弟姐妹互称。与传销团体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是，宗教各门派各有自己的“正法”（正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宏法的）领袖，如活佛、法师、道长、神父等；也有各自的“末法”师尊（曾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员，而现已不是）如释迦牟尼、老子、耶酥等。参与宗教活动者，都要通过参学末法师尊的真理传承和领受正法领袖的实地教导来求得精神的升华。宗教成员对正法领袖的敬仰程度往往胜于生生父母。当然，世俗领袖（执政党领袖，国家领导人）在大多数宗教成员心目中，更不会有多高的敬仰指数。多元化信仰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党化君宪制的国家，会被当局视为涣散民心之举。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什么事都与政治相联系，深度的宗教信仰自然就会带来政治危机之嫌。
那么，当局为何不像取缔气功团体那样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就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宗教现实，并没有对当局的执政造成什么危机。众所周知，中国汉地最普及的宗教一直是佛教和道教。道、佛二教，与发源于中东地区的犹太、耶酥、伊斯兰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道、佛是“修炼教”，即都是在内求式修炼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宗教形式。然而，当今的汉地佛、道教徒，普遍不重视原教旨教义中的“实修”活动。缺乏实际修炼的教徒，无法领会曾持有精深实修功夫的教主创立的教旨原意。因此，现教徒在对原创旨教主的认同上带有一种盲从性，对原教旨的理解也带有模糊性。有的低阶教徒把吃素念经或敬奉上帝视作修炼要旨或全部。这种状况无论于门面教或家庭教中都普遍存在。另，各大宗教的创立人（末法领袖）如释迦牟尼、耶酥等已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员，不少信徒对末法领袖的认知仅停留在感性认知的层次。特别是受党化无神论和绝对唯物论长期教化的宗教修士，对“神”、“道”、“佛”、“仙”的认识并不比世俗之人高解多少。
在不是少数的当今中国宗教徒的思想中，神、道、佛、仙仅是一个抽像化的概念而已，对“仙佛都是人修来”之明言，也只落于文字概念上。宗教界的这一现状引出一系列怪现象：本应“视金钱如粪土”清静之人，却吃起了皇粮；本是布衣淡饭打发日子的出世人氏，却将庙产商品化，将出家之地划归为“旅游胜地”从中牟利；本是淡泊无为的圣洁场所，却传出出家人拈花惹草、贪污香金、偷窃金像等羞闻。这种与原教旨理念相去甚远的宗教状况，说白了，乃是当局乐于看到的。因为，这种纸上谈兵、散沙一盘的宗教行为，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冲击只是隔靴击棒。另外还有一点：宗教产生的时代是古农业社会，其意识形态已严重滞后甚至脱离于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的人文需要。而共产党文化却是吸收了欧洲近代某些思想，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起来的。在理论思辩方面，宗教的思维方式既显得荏弱无力，又不合时宜。这是宗教本身无法克服的劣势。这些原因，在一党统天下、君宪制铁腕治国的当代中国，现实中的中国宗教并不具有与专制的世俗政治抗衡的利器。
另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 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是旗帜鲜明地抵触宗教思想的。凡共产党组织内部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党员涉及宗教活动。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正强化着党员在思想上与宗教理念相对立情绪。仅此一举，便可有效地防止宗教思想在执政党内的传播与扩散。在当今中国，宗教思想是绝对禁止在军队中传播的，军队官兵是绝对不能有公开的宗教信仰的。由于党内和军内是宗教传播的空白区，因此，有悖于共产党理念的宗教思想一时半刻不会对共产党的执政现状产生多大麻烦。还有，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没有自备媒体的权力，政府也不允许教徒在公共场地有组织、有计划、经常化地宣传宗教思想。当宗教理念只限于教徒间和宗教团体内部流传时，她对社会思想潮流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宗教是在古代农耕经济模式中形成与发展的，“宁做小庙的方丈，不做大庙的和尚”是宗教界门派林立的思想根源。皆由此因，家庭教团在中国具备了几乎是遍地开花的条件。此类教团的特点是，有一整套繁琐复杂、令人生畏，原始仿古的入教仪式，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一旦入教，便自我约束，安心受教，以此稳定教团规模，又可使信徒在精神上和组织上都与教团共生共存。当今中国的主流教团中里面名存实亡的清规戒律，在家庭教团传承了下来。在家庭教团中，为数不少的是多神、多教信仰，如供奉佛教人物，承袭道教轨仪。家庭教团中的草根阶级和工薪阶层成员较多，对于生活在贫富不均状况日益恶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家庭教团是他们得以暂时摆脱精神苦涩的理想场所。这些原因使家庭教团在当今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家庭教团多是“各烧自家门前香”，在己之一派利益没有受到大的损害时，尤其是信仰上的权益不受损害时，一般不会与他人发生冲突或对抗。家庭教团之间的联络往来甚少。中国大陆家庭教团的实际现状，从整体上说是也是“一盘散沙”。当局若真想动真格，很容易“各个击破”而不会引发其他教团的联合反应。这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小农经济文化孕育的出来的社会现象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家庭教团是当局化大力气注意的主要民间团体，但当局并没有像对待气功组织那样实行公开、全面的清扫与管制的主要原因，
气功团体与宗教团体有着表面相似性，但内涵不同。气功组织是当代中国的“特产”，1979-99年的新气功运动是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领教过的。她的存在对任何一个君宪制政府来说都会是一个心病。在中国当局的眼里，气功普及运动至少有以下的“危险”。
A、引发“党化信仰”的危机
共产国家当局都会设定一个统一的公共精神信仰并配以完善的理论，以图把民众的思想通过填鸭式教育，束缚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范畴内。这种信仰可称作“党化信仰”。由于宗教修炼的实质是内求实践。因此，无论是古典气功还是现代气功，其修炼方法与宗教中的修炼方法有很多相同之处。现代气功又是从古气功脱胎而来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于佛、道气功。由于现代型气功出现的时日不长而少于指导理论，气功学员在实践中碰到了问题时，往往一时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中国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古典气功学说，比如说，从道藏或佛经中去寻找经典依据，尤其是知识人和文化人。这些经典中贯穿着不少宗教思想，这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毕竟是事实。因此，无论是谁，只要投入了气功实践，只要他/她有意通过理论来提高实践能力，此人迟早会去沾一沾古气功学说的边，迟早会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佛、道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佛、道的认同者、崇拜者。从小接受党化信仰之人，尽管只为了养生保健，如今却不得不在无神信仰与有神信仰，党化信仰或儒、释、道信仰之间作出一个明白的选择!
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被一个精神信仰占有，难以再对其他理念产生信仰动机，因为人的精神信仰不可能有二个。除非他/她又彻底否定了已有的信仰，转而到另一信仰形式。又由于气功活动是与人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任何人都会把与自己生命活动相关的信仰作为第一选择。当气功成了大众化的实践活动时，气功实践把一大批由填鸭式的党化教育培养出来的无神信仰者引向了神、佛、仙、道的精神领地。不过这个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大陆气功团体内部，公然提出与马列、共产思想相抵触的精神信仰的，是打了灯笼也难找到。对于“信仰”这个在当代中国被视为敏感话题的内容，更没有哪家气功组织有公开讨论过。曾于1990年被中国大陆反气功学者和官方媒体批倒批臭又被判了刑事罪的“自然中心功”始创人张香玉，当法庭预审员问她：“你信仰什么”？她回答：“我信仰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２。尽管如此，当局还是怀疑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用于控制民众思想的党化信仰是否会在大众化气功活动的持续发酵中被淡化。这个在正常国家不是问题的民间活动，在中国自然成了当局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特别是经历89/6.4的当局，更视此类现象为“不稳定因素”。
B、疑使执政党的威信指数缩水
如果说“党的组织”可以把宗教理念说成“精神鸦片”或“封建迷信”来阻止党员、官员和军人、警员参与宗教活动的话，那么，当局却无法用党纪、政纪或军规、警规来限制这类人员参与气功活动（曾被中国官方放心地推广的“气功疗法”的创编人刘贵珍，便是延安时期的共党军人）。皆由此因，当代中国的气功潮造就了一个在其他共产社会没有的另一个现象：无论是高阶官员还是布衣草民，无论是高学历还是文盲，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不仅为了祛病健身走进了一个团体，还会聚在同一位老师的氅下，成了平等相处的师兄弟姐妹。在当今世界上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极难淡化的阶级差别和官民差异，在气功团体内却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个现象的出现，对当局来说是始料末及的。若在正常国家，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的出现，在客观上给社会注入了人际公平的因数。但对于一个需要利用森严的阶级差别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来制造和强化政府威望的君宪制国家来说，阶级等级的模糊、阶级差别的淡化、公平的人际现象的出现与形成，无疑是弱化执政当局自我权威和政管效应的开始。
气功界是公开讨论“功夫”这个议题的地方。气功门派的创建人又往往有着非同常人的气功实践能力。某门派的学员对本派创建人（第一老师）的敬重，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从敬佩他/她的精湛功夫和感染到他/她完美的道德修养开始的。学员们对功夫的渴望以及对本门派始建人功夫的敬佩，往往到了崇拜与神往的地步。这种群体性心理状态，使气功门派的始建人不由自主地成了该门派成员心目中的精神领袖。皆由此因，气功门派的始建人在该团体内享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是自己篡造的，而是在学员们出自对老师的敬佩中自然形成的。有一个现象在中国人人皆知，那就是，当某个气功门派的创始人上台作气功报告时，台下一片宁静，用“针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来描述也并不过分；如果是党和政府部门的会议，“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几乎成了老百始讽刺当局的口头禅。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气功团体内部的精神凝聚力、向心力、统一性，是其他组织中难以看到的。
当一个执政当局身边出现了不至一个如此的信仰团体时，最体面、最简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些组织的活动消音、消失！最近几年，中国大陆虽然允许有限度地建立气功网站，看似比以前开明得多了。但据笔者上网考察，网站明确标明可以免费下载的内容，经常被各种理由阻止，或被引入莫名其妙的广告网页；注册申请会员程式也被各种明的、暗的理由阻止，其实质是限制注册，不让扩展网路会员规模；即使设在海外、面向中国气功爱好者的中文气功网页中的免费下载资料，也被中国大陆官方网站设障。而这些网点的组织者或内容的创编者，据笔者所知，从无半点批评当局之迹。这一切都在说明，当局十分惧怕民众思想汇聚到非政府指定的气功团体或某个功夫师的氅下。
C、疑虑气功组织成员的职业分布
中国境内宗教组织成员主要限于工、农，技、商；传销成员中有一些大学生。当代中国的气功团体因为是健身组织，所以，离、退休的各级官员和退休人员是其主要成员；在职的医、教、科、技、商界人士以及工人、农民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各级党、政、军、警、检、法界的现职官员。 “麻雀小，五脏全”。气功团体由此有了“小社会”之称。在这个“小社会”中的人，不管其过去有多么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如今为了生命运动的需要，不知不觉、或快或慢地疏远着“党的一贯教导”。经历了1989年6.4事件的当局，视民间力量为猛虎，把以亿计的国人加入气功团体的活动看作一个严重的非正常现象。说“党”疑气功团体似有历史上的太平天国、红灯照、白莲教、义和团等民间造反组织的功用，并非臆测。事实是，当代中国气功团体内部人员的素质，团体中人员的职种跨度，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农民造反组织。 一个大型气功组织成员的职业种类之全面，足以覆盖中国的党、政、军、警、法、检中相当一部分的职务，成千成百气功团体的中，成员的职种覆盖之广不言而知。这一点让当局产生了另一个忧虑——若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这一个个气功组织一旦不听使唤或与政府对立，最高当局很可能无法控制各级政府职能部门。
D、疑虑气功研究成果会动摇执政党的精神支柱
1980年代，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和他的老上级、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张震寰，倡出“人体科学”新观点，并提出将气功、中医和特异功能归属人体科学中。这意味着把气功和特异功能送进了正统科学之殿。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冷潮热讽者有之，投入对气功和特功研究的业内人之也不少。这与钱老在中国科学界的威望不无关系，亦与张震寰在此方面坚定的思想和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气功健身热的兴盛也有很大关系。大众气功热之所以能够在1989年6.4天安门事件之后还能延续10 年的发展，与这二位前辈晚年时认识到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真实性，从而运用他们的知名度，顶住了来自高层的政治上的压力，续力问鼎并支持气功和特功研究的实际行动分不开。为什么开展这类纯学术的研究还要顶住政治压力？
众所周知，共产党意识形态来自近代欧洲哲学流派之一的马克思哲学体系。而整个欧洲哲学体系的思想之源是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的世界观。近代欧洲哲学理论的实践基础是实证科学理念及其成果。无论是亚里斯多德的认识论还是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她们都与东方（亚洲）文化的理念和方法难以格入。这使得掌握着近代科技的欧洲人不实践、不知道，从而也不认识亚洲文化的精华——内求实践。皆由此因，在西方人观察世界的过程中，没有内求实践这一点，致使包括马、恩在内的哲学家，都成了带有某种盲目程度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积极宣导和推广者（“存在决定意识”映射出马克思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观）。
凡共产党组织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精神支柱的。共产主义理念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存在合理性和执政的合法性。稍知马、恩哲学的人都清楚，共产主义思想并非马、恩哲学体系中的主要部分。而且，马、恩当时也是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提出来探讨的，其理论的正确性尚待实践验证。但共产党人又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只有共产主义思想毫发无损，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与执政的合法性才不会受到质疑。要让共产主义思想巍然不摇，必须让唯物主义理念固若金汤。一旦唯物主义这个根基有所动摇，共产主义理念也芨芨可危。就是为什么，凡共产党执政的当局，都会不顾一切地否定有悖于西方文化理念的现象，如气功、特异功能等，并一相情愿将其贴上“反社会”、“伪科学”的标签(前苏联)；或提到“要科学，还是要伪科学”、“要唯物主义，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要唯心主义，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哲学”的政治高度(中国大陆) ３。
再看气功和特异功能，其实质是人的生命现象，而且都是与人的意识活动关系甚密的生命现象和实践活动。气功实践既是中国古典医学理论的源泉，又是开发特异功能的基本途径。然而，气功却是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自给自作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身心实践方法。在建立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脑科学的今天，人们对生命的内涵、思维的本质，对意识、气功和特异功能的机制尚无从入手去阐明其理，试想，在以文盲农民为主要阶级的古代社会，如何有可能对气功修炼实践活动的机理作出合乎西方逻辑思辩意义上的诠释？皆由此因，气功与特异功能便有了神秘的外表。而当局正好利用这一点，把气功贴上了“封建迷信”之标签，将特异功能挂上“唯心主义产物”之歪号。几十年来，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中看气功与特功的。
然而，随着人体生命科学的进展，随着气功和特功现象被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是一种真实存在时，气功与特功神秘的面纱被逐渐揭开，“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产物”的谎言也一点一点地被剥落下来，人们开始对有神哲学观和党化唯物观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者干脆试着反思一下。党文化无知与愚蠢的一面也由此悄悄暴露出来，其哲学基础—-唯物辩证观和历史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政治理由，而是来自民间自发的气功健身运动以及人体生命科学的学术成果！由此，不管特功和气功有多少在严密的实验条件下的成功试验，其结果都被“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科学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所否定！
国际背景
89/6.4以后,当局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政策都在悄悄的收紧，并提出“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之口号。然而,当局为何迟迟没有对气功团体下刀,眼睁睁看着她像滚雪球那样壮大了10年？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当时国际上发达国家在特异功能研究上的现状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曾试用特异功能于军事和情治。二战后的美国军方和情治部门都对特异功能发生过浓厚兴趣，政府曾注资鼓励研究。前苏联在此方面有过一些业绩。但在共产政治体制内的前苏联主流科学家，并不敢明言承认特异功能。如1956年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把特异功能中比较常见的心灵感应定义为“一种反社会的唯心主义的虚幻说法”。前苏联心灵学家诺莫夫，于1974年锒铛下狱，给其判罪的依据是“心灵学是以神秘现象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伪科学”。美国曾用正视过前苏联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力图不落后于苏联而投入钜资研究。日本在此方面起步虽较迟，但日本人的文化观和务实精神，使日本只化几年时间，做到了英、美用了近百年，中国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所完成的实验４。
迫于发达国家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经络的竞相研究，中国当然也不愿落后。因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有密切关系，中国在此方面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对气功的研究探索特异功能的机制。但是这必须以气功普及为前提，必须在群众性的气功实践活动中发现特异功能人。随着人体科学研究的深入，发现了很多用现代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有些研究成果表明，由炼功开发的功能一旦普及开来，能使中国在此方面远远领先于国际水准。这就使气功活动成了一把“双刃刀”：一方面，当局不想看到民间气功组织规模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另一方面，迫于国际社会在此方面的不断进展，当局又不得不对民间气功活动和人体科学研究网开一面。所以，把89/6.4以后的气功活动和人体科学研究比喻为当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并非无端造异。
机会终于来了。1990年代初的俄罗斯，因苏联解体而缺乏相应的财力继续特异功能研究。由于美国民众以基督教信仰为主，基督教不提倡内功修炼，因而美国人不热悉内求实践和特异功能的关系。美国科技界的主流承袭的又是欧洲近代科技理念，与人体特异功能理念格格不入。苏共一解体，美国少了竞争对手，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借机撤步。当苏、美在特异功能研究领域的进展不再对中国造成压力之后，当局便着手准备丢弃“鸡肋”的计划了。1995年6月的《北京日报》，刊登了时任中国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文章《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科技日报》以每周一文的形式，从1996年7月至10月，连登了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洪林否定气功的文章。《工人日报》在同年7月至8月，连续发表了5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批判气功。在当时的报刊上，刊登否定气功和肯定气功的文章的比例是12篇比1篇５。据称，大陆公安机关也是从此时期开始对法轮功秘密调查的。是否也同时对其他知名气功门派开展调查，至今无证据显示。但从 “中功”被取缔的事实看，此种猜测也不是空穴来风。
20 年的中国新气功运动，给失去了几十年传统道德信仰的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形式。通过气功健身活动，民众发现了一个类似于道、佛信仰又不同于道、佛信仰的合法信仰形式——气功信仰。这种信仰填补了1949年、特别是文革以后的国人之精神空间。气功信仰的实质是对宗教信仰的替代和媒介。所谓“替代”，是指气功信仰替代神、道、佛的信仰。特别是在不能公开信仰神、佛、道的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里，气功这个与佛、道有着深广缘源的文化形式，正好让国人明正言顺地拿来填充了缺失良久的有神和泛神信仰空间。通过公开接实践气功这个被打入冷宫达30年之久的身心锻练方法，人们的心灵有了向望（超常的健康与长寿），对文革后的生活又重新充满了信心。
毫无疑义，在这种向望的背后，是对无神论的否定。所谓“媒介”，则是从气功锻练入手，进而进入对道、佛之理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在这种学习与研究的背后，蕴藏着对党化唯物观的否定。笔者不主张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就如不主张全面否定耶酥的思想一样。但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却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为名，在“求稳定”的旗号下，对气功这个对国民经济、民众素质、环境、生态都有益无弊的民间自发的活动，单凭某一长官的意志予以封杀，一封就不少于10 年。光从这一点，就足以暴露出中国执政党和当局只是在利用马克思主义，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回避民众信仰、结社自由诉求的挡箭牌。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