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明白，唯一能够运转的经济体系乃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每样东西都属于某个人——这意味着每样东西都有人负责。在这种体系下，完全独立的和多元化的经济实体存在于某种法律框架下，而其运作主要地受市场规律之指导。这一唯一合乎自然的经济，是唯一有意义的经济，是唯一能通往繁荣的经济，因为它是唯一一种反映了生活之自然状态的经济。
——Vaclav Havel
Summer Meditations
中国的美妙幻想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纯属一个美妙的幻想。市场及其支撑性制度，尤其是私人财产权制度和法治，不大可能嫁接到社会主义上。市场是建立在自愿交换上，而社会主义则破坏了市场的自发性秩序而用政府控制取代个人负责。市场社会主义，即使是具有“中国特色”，也是违反自然的、人为的制度，必然跟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工厂一样，难逃失败的命运。
如果没有普遍的私人财产权，经济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就仍将是政治性决策，必然屈从于腐败的政府权力的影响。东亚货币市场目前的动荡就证明了“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下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必然从本质上就是破坏性的。比如，韩国政府经营的银行的放款行为，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标准(Yoon 1998)。以低于市场利率水平的条件优先向韩国的大财团提供贷款，当然能在商界领袖、银行家和政治家之间营造一种惬意的关系，然而，这些财团也就必然陷入迅速膨胀然后迅速破灭的商业周期中。在中国也创建这样的大集团将是代价昂贵的错误。让自然的市场力量逐渐清除效率低下的企业才是正确的步骤。[1]
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和国有银行所需要的不是局部的改革，他们需要与国家剥离，而完全服从市场竞争的规则。借助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半心半意的措施，唯一的结果是加大转型为真正的市场制度的成本，并继续使经济生活政治化。中国所需要的是“自由的私人市场”（free private markets），而不是受管制的社会主义市场（regulated socialist markets，Friedman 1990: 5)。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创造出真正的所有者，他们将为自己的企业的表现承担责任，也有动力通过雇佣能干的经理和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国有企业缺乏预算硬约束就意味着，对于30.5万家国有企业来说，根本就不能感受到破产的威胁。而没有这种威胁，国有企业就很少有动力去改变其低效率的习惯。结果1996年，中国11.8万家国有工业企业中有50%是净亏损。(World Bank 1997: 28)[2]
虽然中国领导人愿意出售较小的国有企业，不过由于政治理由他们决没有大规模私有化的想法。卖掉所有国有企业将解决中国头疼的问题，因为财政要提供大量国家预算用以补贴国有企业，然而出售国有企业也将危害执政党的权力。社会主义是中国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培育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市场部分构成严重障碍。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而国家仍然保留控制权、限制股份的流通性，乍看之下，似乎颇为吸引人，然而仔细地研究就发现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市场。诚如经济学家G. Warren Nutter (1968: 144)30年前在考察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就指出的，“缺乏可分割的和可交易的财产权的市场纯属臆想。如果没有分散的权力和责任，根本就不存在竞争行为，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正是据此，他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称之为“纯属幻想”。[3]
为了“救活”国有企业，中国已经开始组建大型的国营的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准备用它来替代真正的资本市场 (Walker 1997: 6)。在这些机构中，国家仍占有多数所有权，限制股票的可转让性，从而把重组过程限制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此，是政治而非市场获胜。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类似前苏联的改革：它是假改革，给国有企业穿上市场的外衣，但却从来不愿真正把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由国有改为私有。Alexander Tsypko在评论苏联拯救国有企业的工作时说，(1991:289)
我们浪费了5年的改革时间才明白，从本质上说，拯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文明与斯大林那样的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市场不可能与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广泛的私有化，根本就不可能回到市场。
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可能被救活，他们已经病入膏肓，将吞噬中国大量资本。1996年国有企业出现了从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整体亏损——“国家从对国有企业的巨额投资中得不到一点回报”(EAAU 1997: 10)。国有企业占用了国家投资资金的50%，雇佣了城镇66%的劳动力，却只生产总产出的不足30%。(EAAU 1997: 338)中国领导人应该走出“抓大放小”这样的政策。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应该纳入私有化。[4]通过“股份化”（corporatizing）使大型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政府仍持有全部或绝大多数股份，这是将导致灾难的处方。而这正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结局。[5]
从市场社会主义到市场道家
中国其实并不必害怕照搬西方市场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被限制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樊篱中。市场的道路是通用的，诚如Vaclav Havel (1992: 62)在介绍性的文章中用优美的笔触所写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合乎自然的经济，是唯一有意义的经济，是唯一能通往繁荣的经济，因为它是唯一一种反映了生活之自然状态的经济”。1978年以来，市场自由化进程已经充分地提高了无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很多中国人相信“私有财产是神圣的”[6]今天，全国私营企业协会共有2200万成员。(Pei1997: 4).
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自由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15大上，江泽民主席坚定地支持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支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混合股份制（joint-stock）公司。在1998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李鹏委员长也指出，“政府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不相适应，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quoted in Mufson 1998: A1)。中国的新总理、经济上务实的朱噷基必须认识到，消除这些不适应的唯一办法是清除社会主义，迈向一个更自由的社会，即有限政府、法治和私人所有权。在全国人大上宣布中国公务员的规模将削减一半，至少撤销合并11个部，表明中国也许将走上正确的轨道。 (Kynge 1998, Mufson 1998)。但是，只要中国仍然坚持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限制经济自由，则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就仍将不明朗。
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应该回头看看他们自己古代的文化，重新发现真正的市场制度的核心原则——自发秩序的法则[7]。在《国富论》之前2000多年就成书的《道德经》（即《老子》）中，老子教导圣人（统治者）说无为而治（noninterference）的原则是实现先富起来和繁荣的最佳途径：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Lao Tzu, 57; Chan 1963: 166-67].
根据公共选择的观点，上面所引的这一段的含义就是：国家对日常生活干预得越多，寻租行为和腐败就将越严重。相反，如果让人们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就能形成一种自发的市场秩序，使人们为自己从而也为国家创造出繁荣。中国领导人也应该像老子那样认识到，腐败并非源自自由而是源于自由受到政府的过分限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ary Becker (1996: 75)曾经指出，“市场能够自发地发育成长，他们不需要政府来组织，他们自己就能发育。如果赋予个人以自由，他们就能帮助发展出超出任何人事先预料的市场。”
就像自发秩序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一样，无为（nonaction）原则就是老子思想的根本所在。统治者统治得最少，也就是说当他们采取“不违反自然的行为”时，才是最好的统治[8]。政府受到限制，将有利于创造一种条件，使个人能够追求幸福和实践美德。(德). 老子于是写道“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Lao Tzu, 48; Chan 1963: 162)
就像水一样，市场是有弹性的，会追求其自然的进程——这个进程是相对平稳的，市场的道路越宽广，包容它的制度性堤岸（the institutional banks）就越巩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拓展自由市场的范围，并提供私人市场发育所必需的制度性基础结构。解决的方案应该是放弃市场社会主义，转向“市场道家”，或者如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最近所说的，重大的挑战是把国有企业扔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 (in Chang 1997: 15)。
打破计划精神（Planning Mentality）
苏联的崩溃与中央计划体制的失败已经对计划是否优越于市场作出了最后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最近评论说(1997)，“在中国，那些仍然固守着中央计划体制的人都是些顽固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计划的精神都是很难打破的。那些“最棒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人特别容易想象，他们能够改进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但是自由市场是不能计划出来的，它是随着消费者的偏好和技术的变化而自发地形成的，它所需要的是明晰的私人财产权和合同自由。
政府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力量的不相适应，将威胁到中国的前景。市场驱动的活跃的非国有部门目前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出的70%，将推进中国进入21世纪，但是由国家计划者指导的僵化的国有部门将阻碍发展。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时代形成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在中国的统治精英中仍然根深蒂固(Lin et al. 1996: 218)。如果没有自由的资本市场和普遍的私人财产权，投资决策不可避免地就仍然是政治性决策。腐败和寻租将继续存在，直到经济决策由政府驱动转变为市场驱动。政府把利率人为地控制在低水平，则必然是由政治——而非价格——决定谁能得到稀缺的资本。人们依赖政府而丧失了自己的远见和自由。而且，一种控制必然要求另一种控制，最后只要政府偏离自由市场原则，就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Hayek 1944; Mises 1980, 1998).
零敲碎打的改革导致了某种紧张：旧的僵化的计划体制与灵活的市场相冲突。在中国，旧制度正在给新制度让路，但是速度尚没有快到消除“制度性不适应”（institutional incompatibility）。Lin et al. (1996: 226)指出，
中国渐进型转型路径的总体表现确乎引人注目，但是中国也付出了代价。因为宏观政策环境、尤其是利率政策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管理制度和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已经出现了内在的不协调。这种制度不适应的结果就是寻租、投资冲动和通货膨胀已经内化于转型过程中了。为缓解这些问题，政府经常诉诸于传统的行政手段，从而使经济的动态增长出现中断，延迟了制度发育。[9]
如果中国希望在下个世纪继续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并结束腐败，她就必须努力创造合乎自由市场原则和法治的制度。正是据此，Lin et al. (1996: 226)指出，“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来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建立一套保护财产权的透明的司法体系以鼓励创新、技术进步和国内外投资。”
苏联制度的失败是因为它无视现实——就是说，市场道路而不是计划道路才是最合乎人性、因而也合乎个人之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这一现实的。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摧毁了巩固自由私人市场的财产权和合同制度，创造了一种最终自我毁灭的僵化的经济制度。苏联公民在改革和公开性时期所看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有机复活，而是被强加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之萎缩。”(Tsypko 1991: 290)今天中国也面临着国家控制的经济的“萎缩”（withering away），而其政治结构却仍然有待于根本性改革。从终极意义上说，经济和政治改革是不可分割的，要使经济生活非政治化（depoliticize），中国就需要宪政改革与新思维，中国学者Jixuan Hu (1991: 44)写道：“通过建立约束最小的集团，让人们自由地创造性工作，我们就能创造一个不用详细进行设计的更美好的社会。这并不是一种新观念，这就是法的观念，就是宪法的观念。”然而要接受这些观念，就意味着理解和接受自发秩序的观念和无为的原则，以之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可以把老子的著作作为指导。根据中国著名哲学家Wing-Tsit Chan的研究(1963: 137)，《老子》
强烈反对压迫性的政府。《老子》的哲学并不是讲给隐士的，而是讲给圣人-统治者的，他们没有放弃这个世界而是用无为的方法进行统治。因此，道家并不是退隐的哲学。顺其自然的人并没有消失，相反这恰是他的完满状态。
对此，老子写道：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Lao Tzu, 58; Chan 1963: 167].
中国迈向自由、繁荣国家的指路明灯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老子思想”。邓小平(1987:
189)曾含蓄地承认老子的思想方法，他说，
我们的最大成功是大量乡镇企业的涌现——而对此，我们并没什么怎么管。看样子他们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新生力量……如果说中央对此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也只是制定了刺激国内经济的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很好的结果，这表明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但是这种结果却是我或者别的同志所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它是自己涌现出来的（came out of the blue）[10]
中国可以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不过通过深入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研究自由市场制度和公共选择而对其予以完善。因此，中国在打碎计划经济精神时，可以同时从自己的传统和西方中获得教益。
亚当斯密之道
1776年，亚当斯密指出，“如果所有照顾和约束的制度”被 “完全消除”，那么，就会有某种“简单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将安自己的逻辑演进出来，那时，每个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勤奋和资本跟任何其他人或集团展开竞争”，只要“他不违反正义之法律”。(Smith [1776] 1937: 651).
在斯密的合乎自然的自由制度中，政府不再负有使命监督“个人的劳作，指导他们的职业使他们最适合于社会之利益，”这样一种使命是任何人的智慧和知识都不足以担负得起的。(Smith 1937: 651)
在亚当斯密的市场自由主义政权制度中，政府并没有消失，但它被严格地限定在三个功能上：（1）“保护社会免遭其它独立的社会之暴力和入侵的职能”； (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和压迫的职能”；(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制度的职能”(Smith 1937: 651)。
在亚当斯密所鼓吹的私人自由市场制度中，人们通过服务于他人及尊重他们的财产权而致富。因而合乎自然的自由制度既是道德的基础也是一种实践的产物。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使人们负起责任、作出回应（responsive）。经济自由主义赋予个人发现自己的相对优势并进行交易的自由，从而在所有奉行这种方略的地方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香港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香港经济奇迹背后的主要设计师是John Cowperthwaite，一位崇尚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苏格兰人，从1961年到1971年间出掌香港财政司（financial secretary），坚定地抵制了一切在香港增加政府权力和职能范围的诱惑。跟斯密一样，他相信自由的市场通过惩罚在使用社会的稀缺资源过程中的失误、奖赏其成功，将促使人们始终对新机遇保持警觉。John Cowperthwaite明白，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但是在所有已知的经济制度中，市场价格体系及其自动反馈机制是表现得最出色的：
从长期来看，个体的商人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中运用个人的判断作出的即使常常是错误的决策，总起来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比政府的集中决策造成的危害更小，而且那种错误是可以较快得到矫正的。[quoted in Nancy DeWolf Smith 1997: A14].
如果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将自然地倾向于改善自己的境况的理念，及如果保障个人及其财产，自由放任的制度就能实现和谐的观念，是西方所理解的市场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而这这种秩序也包含在中国古代道家的自我调节秩序（self-regulating order）中，这种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道家”（market Taoism，Dorn 1997)。
道家的自然的自由制度，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中国的难题就是放弃市场社会主义，通过缩小国家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而创立“市场道家”，而在这个过程中，将能复兴中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市场道家与中国的市民社会
中国始于1978年的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取向制度的转型之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是中国勇往直前。市场自由化使中国实现了对外开放，增加了非国家部门的机会，产生了新的观念，激活了市民社会。中国市民社会得益于公社的终结、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外贸易的扩展，而来自非国有部门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就并不奇怪。经济活动越是更多地发生在国家部门之外，则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对于经济自由的需求不可能长期地与对于其它自由的需求相分离。
市场及其支持性制度遵循着正规的和非正规的规则。然而，作为自由市场之基础的非正规的行为规则是全然不同于中央计划体制下服从型的行为规则的。中国一家私立思想库——北京天则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张曙光(1996: 5)写道：
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伦理学……计划经济是建立在某些理想社会和美好想象的基础上的，而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强制执行。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只是国家这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丧失了所有的创见和创造性。这样的制度所需要的伦理是服从。在作为平等交换和劳动分工持续发展结果的市场制度下，基本的逻辑是自由选择和个人地位平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伦理是互相尊重、互惠、互信。
理解这些不同是中国迈向“市场道家”长征的第一步。
虽然中国还不承认法治，但已经形成了一个司法体系，财产权也开始受到尊重。人们开始采用非正规的商业伦理以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并提高交易的效率。司法体系的开放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从“依法治国”转轨到“法治”开辟了道路。《华尔街日报》记者Marcus Brauchli写道(1995: A1)，
国家对司法过程的的严密控制，使得法庭完全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权威受到损害。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已经要求同时进行司法改革，要求真正尊重法治，而不仅仅是以法而治。
Princeton大学教授Minxin Pei(1994, 1995)指出，中国司法体系逐渐地趋向于为个人和财产提供更多的保障、全国人大越来越独立及其组成人员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最近农村进行的自治试验，都有助于中国变成越来越开放与民主的社会。他也指出了市场改革使普通人水平提升及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政治规范的积极影响。在他看来，公众舆论和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已经对国家运用权力设置了一些限制”。(Pei 1994: 12).
人民已经开始运用法院系统来抗衡政府干涉自己刚刚赢得的经济自由之行为。Pei (1994: 12)指出，“公民起诉政府机构和官员侵犯自己公民权利和财产权的诉讼案件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官方数字显示，公民在其中20%的诉讼中获胜。”不管是谁，只要走访过急速发展的沿海地区或是福建石狮这样的新兴城市，都能亲眼看到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看到市民社会正在形成。[11]在评论中国的文化变化时，Jianying Zha (1995: 202)写道，
经济改革已经创造了新的机遇、新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新的气氛和精神境界。很多领域中的旧的控制体系已经削弱，尤其是在经济和生活方式领域。在越来越多的个人生活领域中人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美国国会中一些人为了推进中国的人权而否决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或进行制裁，将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它将孤立中国，却正中批评市场自由化的那些顽固派的下怀，从而损害未来改革的前景。提升中国人权的最好的途径不是把中国拒之于贸易的文明影响之门外，而是继续使中国对世界开放。(Dorn 1996)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也不容低估。比如在沿海的温州，已经涌现出了超过1万名私人企业家，那里的人们的生活远远不同于自由化之前，比那时更自由了。Ma Lei (1998: 6)说：
私人部门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温州人对世界的看法。传统上，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脸朝黄土背靠天”，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生在那里，绝大部分人也工作在那里、老死在那里。他们的选择极其有限。相比之下，现在出生在温州的孩子则有无数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务农，也可以选择务工，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意。市场力量拓宽了温州人的视野，培养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已经知道了，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经常会失败，但是他们也学到了，冒险，加上远见和努力，也能带来大回报，很多温州生意人都很欣赏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温州已经认识到，在市场上，所有人都可以和谐相处——一个人挣钱并不需要通过强制或残忍的手段，而是服务他人。这种认识已经创造了一种气氛，私人企业和私人组织——包括私立学校——都得以兴旺发达。
中国通往未来之路
从长远来看，市场社会主义跟中央计划经济一样注定了要失败，因为它不符合人性。70多年中苏联尝试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形式，结果没有一个成功，凭什么“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就能成功？给社会主义前面加个定语——即使是“市场”——并不能医治中国制度性矛盾。苏联持不同政见者Vladimir Bukovsky (1987: 127)在《选择自由》（To Choose Freedom）中写道，
我们这些曾经在社会主义下生活过的人看起来有点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也许西方的社会主义确实跟我们的不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然而，事实却是，在西方专家看来似乎是新颖的、有创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念，都已经在苏联试验过了。如果说这些试验最终受到了批判，那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不适合苏联，而是因为这些创新已经被证明完全就不适应真实的生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残酷的实验并没有能改变人性。
苏联模式中内在固有的“致命的自负”是认为，政府计划人员可以像开机器那样驾驭经济，并取得长期繁荣(Hayek 1988)。尽管中国已经认识到中央计划的失误并已引入了市场制度，但这种市场制度是半截子（half-baked），问题是：中国将全心全意迈向市场自由化还是停留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泥潭中？中国是要跃入私人企业的大海中还是继续停留在迷蒙状态下，仍然幻想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一切难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应该好好倾听一下Nien Cheng的建言，他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她写道(1990: 334)，
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和市场制度之间作出选择，混合性制度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只有当中国全力迈向私人市场制度，及用宪政来保障经济和公民权利，中国发展的障碍才能被清除。中国的危机是信心危机，人们的心智处于半清醒状态。旧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而新的制度却未能形成以填补这种真空，对市场和选择自由之路还没有作出明确的承诺。
要恢复自觉意识使中国从目前纠缠着它的半梦半醒状态中苏醒过来，需待以时日。但是现实要求中国认识到目前的体制已经失败，现实也要求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它就将被目前席卷全球的自由主义革命的浪潮远远甩到后面。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愿意进行制度变革的试验了，并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进展。但是未来的繁荣取决于中国放弃人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路线，而走上合乎自然的市场自由主义道路。市场自由主义的观念对与中国来说并非新奇之物，它是老子及其门徒所发展的老家无为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领导人所需要做的只是让中国人民回归自己的传统，去重新发现那种大智慧：让自发的市场过程来组织经济生活，把政府的权力限制于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在这方面，香港可以通过把亚当斯密和Sir John Cowperthwaite之“道”传播到整个中国，而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使西方和东方融会贯通为“市场道家”精神。
注释：
[1]诚如Nicholas Lardy所指出的，中国“应该依靠更具竞争力的市场来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并允许企业自愿地联合。”(转引自Restall 1997: A22).
[2]国有企业的真实状态可能更糟糕。Hugo Restall(1997: A22)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有企业病入膏肓：70%都在赔钱。”
[3]将近60年前，F. A. Hayek ([1940] 1948: 203)就评论说，“以为毋须那些负责决策的人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就能够创造出完全竞争的环境，纯属幻想。”
[4]樊纲(1997: 7)指出，中国“自下而上”改革小企业的思路也可以适用于大中型国有企业，但可能费时较长。这种路径允许市场力量进行自发的自由化，一旦被证明成功，就在较高层面上予以合法化。樊指出，小型国有企业的自由化在政府正式批准前三年就已经偷头展开了。“自下而上”的路径在政治上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政治家都不敢出面赞成所有权改革，那样做使他们可以不冒失败的风险却克享受成功的声誉。
[5]Hugo Restall (1997: A22)写道，“根据1993年的《公司法》而股份化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仍然是用国家银行的钱，而企业却是管理者自己的私人领地，只要国家仍然保持控制，看来就不可能与对这些企业给予补贴和及轻易获得贷款的作法彻底决裂……国家迟早要面临必须放弃所有权和控制的时候。”
[6]Minxin Pei (1998:76)报道说，“1993年在对六个省5455人的调查中，78%的人赞成下面的说法：‘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M. Buchanan (1979: 81-82)将“自发秩序的原则”称之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这种观念认为，个人在私人所有权和自由市场体系中追求自身受益，将导致互惠的交换，可以毋须中央计划而由竞争决定的价格协调经济决策。实际上，中央计划不可能导向市场决定的后果，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至于事先就知道结果的(参见Hayek 1945, Lavoie 1990)。
[8]Wing-Tsit Chan (1963: 136)注意到说，无为的原则并不意味着“不作为”而是“不采取违反自然的行动”，从本质上说，“无为……是柔顺、简朴、自由的具体表现。”(Smith 1991: 208).
[9]1984年，中国下放信贷权，允许中央银行的个地方机构可以直接向国有企业增加贷款。然而由于利率被认为控制在低水平，银行只是简单地扩张新信贷，结果导致了货币急速增长和通货膨胀。面对这一点，政府不是解除利率管制，而是恢复中央对信贷的配给，直接控制投资项目，于是“计划制度”又回来了。中国的“繁荣-破灭循环”是没有全力迈向市场经济、没有使银行体系免受政治操纵的结果。因为利率被控制在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中国信贷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对此问题的探讨，参见Lin et al. (1996: 219-20).
[10]Kate Xiao Zhou (1996: 4)把中国集体农庄的瓦解与包产到户及乡镇企业的涌现，形容为“自发的、无组织、没有领导、非意识形态性的政治运动。”
[11]对中国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的讨论，参看Pei (1997)。Kathy Chen (1996)把石狮等中国新兴的城市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小政府、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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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UTURE: MARKET SOCIALISM OR MARKET TAOISM?秋风2001，1，10-11译自Cato Journal, Vol. 18, No. 1 (Spring/Summer 1998). Copyright (c) Cato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James A. Dorn is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t the Cato Institute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owson University.
*作者邓正莱（James A. Dorn） is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t the Cato Institute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owson University。秋风2000年末获作者授权译自Cato Journal, Vol. 18, No. 1 (Spring/Summer 1998)，原载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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