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1日讯】10日上午，原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后人要求分割巨额祖产一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该案原告要求分割的祖产包括上千块古玉及藏书等文物两万余件，涉案子孙中不乏具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名人。
傅增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藏书家，清代翰林。曾任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北京政府罢免蔡元培的命令受牵连而被免职。傅增湘五个子女中，长子傅忠谟留下了五个子女，三子傅定谟留下了四个子女。
据北京青年报报导，傅家析产纠纷自1983年第一次起诉，至今已经持续近20年。涉及的名人有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增湘之子原国家文物局古玉鉴赏专家傅忠谟，傅增湘之孙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等。此案的一审判决书就长达80余页。
该案原告是傅增湘三子傅定谟之女傅钰年，被告是其堂兄傅熹年等。
傅钰年起诉称，其父亲傅定谟先于祖父傅增湘离世。父亲去世后祖父傅增湘一直与其伯父傅忠谟一起生活，直到1949年祖父去世。当时他们这一房的4个子女都还年幼，无法分家，也与伯父傅忠谟一起生活。祖父的遗产一直处于共有状态，由伯父傅忠谟和堂兄傅熹年负责掌管。
“文革”期间，傅家被抄家。“文革”之后，西城区有关部门对查抄傅家的财产予以清退，仅清退清单上列出的退还古玉就多达900余块， 还有藏书、家俱、印章等近两万件文物和藏品。
2004年傅钰年偶然发现，在瀚海秋季拍卖会上，傅家家藏的红山文化玉龙形钩被以253万元拍出，家藏的红山文化黄玉狩首虫身坠以132万元被拍出。傅钰年等认为，伯父一房的子女隐瞒了包括大量古玉在内的巨额祖产，侵犯了包括她在内的多人对祖父遗产的依法继承权，于是在2005年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析产并分割祖产。
2009年北京市一中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50余件（包括傅增湘印章40余枚）物品属于傅增湘遗产为其后人共有外，驳回了傅钰年要求分割900余块古玉等其他遗产的诉讼请求。傅钰年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激烈交锋
10日上午，傅增湘遗产纠纷一案在北京市高院二审开庭。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9名孙辈后人，围绕包括近千块古玉在内的两万余件文物究竟是傅增湘的遗产还是傅增湘长子傅忠谟所留展开激烈交锋。
被告一方傅增湘长子傅忠谟的5个子女无一人到庭，只有两位代理人坐在被上诉席上。而原告傅钰年一房的四个子女，傅增湘 的两个孙子傅嵩年、傅延年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傅钰年由丈夫代其出庭，傅颀年的儿子代其母亲出庭参加诉讼。该析产案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利益阵营。
被告傅熹年等称，其父亲傅忠谟是我国著名的玉石收藏和鉴赏家，致力收集古玉雕，藏品近千件，著有《佩德斋古玉图录》、《古玉精英》等。“文革”后发还给傅家的近千块古玉，是其父亲傅忠谟的遗产，应归他们这一房的子女继承。
而傅钰年等另一房的子女则认为，其祖父傅增湘是清末、民国时期国内著名的收藏家，傅家的收藏在祖父壮年时就已完成，伯父傅忠谟是在研究傅增湘收藏的上千块古玉的基础上，才成为玉石专家。上述古玉等文物无疑是祖父傅增湘的遗产，祖父去世后，应属于傅家后人的共同财产。
傅家争产事件簿
‧ 1949年傅增湘去世，留下财产由长子傅忠谟接管，后由长孙傅熹年负责；三子傅定谟早逝，其四个子女跟伯父傅忠谟一起生活
‧文革期间傅家被抄家。文革后当局清退被查抄的财产，至 1989年共计退还 17,885件、 24箱、 13捆和 1匣文物，由傅熹年接收
‧ 1983年，傅增湘孙女傅钰年（傅定谟所生）起诉堂兄傅熹年，要求分享祖产，但得知当局未退还所有文物而暂时撤销起诉
‧ 1985年，傅熹年召集傅增湘孙辈 11人中的 7人瓜分祖产，每人获得百来件文物，但傅钰年当时在外地未接到通知
‧ 2004年，傅熹年所藏的两件家传红山文物被高价拍出，傅钰年认为堂兄隐瞒了大量祖产
‧ 2005年，傅钰年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起诉，指之前所分祖产并非全部，要求法院重新分割
‧ 2009年，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傅熹年拥有 990多件玉器，但属其父亲、即傅增湘长子傅忠谟所有；另认为 50多件文物，包括傅增湘的印章、日记等，属傅增湘遗产，为后人共有，可以瓜分；傅钰年不服上诉
‧ 2010年 5月 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二审开庭
傅增湘家谱
傅增湘一生曾娶过四位妻子。四位妻子中只有二房王氏生育了三子二女。
分别为：傅忠谟、傅嘉谟、傅定谟、傅传谟、傅厚谟。傅增湘年老时只剩有长子傅忠谟、三子傅定谟。
长子傅忠谟留有子女五人，分别为：傅熹年、傅焘年、傅万年、傅美年、傅燕年。
三子傅定谟留有子女四人，分别为：傅嵩年、傅钰年、傅延年、傅颀年。
此外，傅增湘的女儿傅传谟留有两个子女，分别为：李莲、李治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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