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08日讯】近日，中国两家原属于中央级的日报《新京报》和《京华时报》从本月起划归北京市委宣传部管理。再次引发中网传媒界的关注，非中共官方的共识是：此次将两份报纸由中央级变为北京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尺度将会大幅收紧，尤其对外地的舆论监督，将会受到更大制约。
这两份报刊自创刊以来，因为比较敢言民情，而跃居北京销量最大户，也因此而遭过整肃。《新京报》首任总编程益中被当局免职后，继任总编杨斌于2005年12月，被官方无理由地突然解除职务，同时被解职的还有两名副总编，一度引发约百名员工罢工抗议，但该报此后在多次维权事件中仍秉持了敢言的作风。《京华时报》也屡有超越官方规限的报导及言论。
两京报遭贬是必然。纵观多年来被屡屡整肃的媒体及媒体人士，都是敢讲真话针砭时弊的。这些整肃事件一经被网上披露，便引起一阵热议和批评。截止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中共对媒体“真实、公正、客观”的报导呈现着愈来愈紧的锁喉趋势。整个媒体都在萎缩。
新闻媒体走低萎缩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新闻媒体逐渐解禁开言，到八九年六四后，跌回低谷。经过几年蛰伏，抱持人文精神的新闻人开始避谈民主政治而言民生，自1996年到2001年前后，都市类报纸杂志发展活跃。2002年以后，随着新闻自由呼声的渐高，中共当局的整肃也日益加强；从2010年至今，中共接连打压，媒体独立精神全面受挫。
从纸媒体看，屡屡惨遭当局辣手整治的当属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因2003年报导非典真相和孙志刚案而得罪当局，遭致2004年的大规模构陷整治，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等被判重刑；其主创者之一兼总编程益中被免职、逮捕。《南方周末》在经历了2002年的被彻底整治后，原班黄金人马大半离开。2008年后，南周好评文章增多，开始重新赢得读者，但随即次年年底，总编向熹遭降职。2011年后，南方报业集团的多名高层及著名评论家长平和笑蜀被去职，引发广泛关注和批评。
《炎黄春秋》杂志以揭示历史真相而著称。2010年11月，遭中宣部第十次下令整肃。中宣部要求其改变舆论导向，更换杂志社高层人事。时任社长、87岁的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表示决不让步。有杜老顶着，中宣部的霍霍屠刀暂未劈下。
《中国经济时报》以发表深度新闻调查报告而著称。该报在2010年揭露山西疫苗案乱象之后，报社社长兼总编包月阳于5月被解职。2011年7月，该报首席记者王克勤领导的特别报导组遭解散，王被解职待命；随后不久，总编张剑荆也被解职，据悉是因为他签发了王克勤的揭黑报导。
还有两家杂志品牌相继被颠覆。敢言时弊的《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于2007年1月被调离。之后，黄天良以网站为平台，继续“想让大家有一个可以真心说真话的干净的地方”，结果“农产品周刊”网站于2008年11月被关。中国最富盛名的杂志《财经》，因报导中国股市界的黑幕、尖锐地批评证券市场的丑恶现象等触动了很多权贵人物，其主管被迫要求团队改变方向。2009年11月，主编胡舒立提交辞呈。此前，杂志采编团队的60多人已先行离开。
在2011年中共“枪打出头鸟”式的整肃媒体人行动中，中枪的还有学习时报、《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广东《时代周报》的彭晓芸等一系列被整肃事件。当然官方理由是冠冕堂皇名目繁多。
两京报必然遭贬的厄运
新京报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联合主办的都市类日报，2003年11月创刊。它的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正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及总编程益中。当时《新京报》的副总编是来自《南方周末》的迟宇宙。
程益中对报纸的主创原则以及社团人员的构成等方面，无疑都深具影响。做为一个真正的媒体人，真实、客观、公正地报导民生，实践舆论的监督作用，改良社会，这是程益中以及诸多有良知的新闻人的理想。程益中在接受记者傅小永采访时有这样一段话：“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程益中的这种情怀，大众在《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等相关媒体的表现中已经看到了。
可以说《新京报》是《南方都市报》的姊妹花，它有着南方都市报的特质。当然，身居管制比广州严格得多的北京，《新京报》比起南都报要柔顺许多。《京华时报》也受到南风的影响。原南方周末黄金一代编辑记者中的朱德付，离开《南方周末》后，做了《京华时报》的总编辑。南风自然吹到了《京华时报》。
两京报同属于中央级，总编来自于同一个报业集团，实力相当。因此很快成为销量冲首的两大竞争对手。继南都报业被屡屡刀砍斧劈整型之后，收拾完了前锋，就该轮到后卫了。如今两京报同遭厄运被降级，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出一辙。
在中共看来，其辖区所有新闻媒体只是它的舆论工具和喉舌，不是一种社会监督力量，不能以“真实、客观、公正”为准绳，只准以它这个老板的喜好和利益为中心。
中宣部规定，不能跨区域进行舆论监督，一直要求各报非本地新闻要转引新华社稿件。而近些年来，一些都市类报纸通过互换稿件等形式，时常打破“属地管辖”常规，报导异地突发事件和热点新闻真相，给事发地当局造成强大舆论压力。而这也触怒了当局恶势力，引起中共高层的担忧。
2010年7月，中宣部发出新禁令：“禁止异地负面报导，禁止报导公检法等部门的负面新闻，禁止采用‘报社通联’稿件，突发事件均需用新华社稿件。”
新禁令犹如头上悬剑，地方性报纸自不敢轻易触雷。而两京报属于中央级，仍然可以异地采访报导。即使现在没有太越轨，为以绝后患，断其异地监督功能，中宣部才会安心。
能打的“擦边球”越来越少
中国大陆即使是最敢言的媒体，其实也是在中共大政方针内迂回，诸如“六四”、法轮功、计划生育等中共既定敏感话题，上述哪家媒体都自觉不去触碰。他们所敢言的，用行话说，就是要敢于和善于打“擦边球”——力争有一两篇能反映人民呼声、切中时弊的报导，不反共但反映问题，既吸引广大读者而又不犯规。可是一旦擦边多一点，就会招来当局打骂，使良知媒体人常常活得太屈辱太憋气。
因为当代社会的不公和黑暗腐朽，几乎都来自于中共体制和官僚腐败，所以“擦边球”越来越难打了。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一不被黑透：毒奶粉、毒疫苗、环境污染、强占土地、卫生医疗、暴力执法、社保基金、慈善捐款、股市、房市、儿童贩卖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看似简单的个案背后，都可能是难测深水，正常的时弊报导都可能触及某个权贵利益群的敏感神经。就像山西疫苗案，一个不法商与当地腐败官员勾结，使用毒疫苗致死致残儿童几十人，看来是地方案件，结果害人者无罪，而中央级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却遭到整肃，受害儿童家长上访卫生部，却被打被抓被监禁。
其实，为了能顺利通过审查，一般的揭腐打黑报导比实际情况都要减轻许多，但即使这样，中宣部与当局都不高兴，让你挪窝走人，甚至封杀禁声，在媒体高层安插党官监视。在屈指可数的一些敢言杂志和报纸都被扫荡并被改造之后，敢言记者和编辑可以自由择业发声的空间就几乎没有了。
贬降之中看未来
两京报当初创建，是中共新闻媒体改革的新尝试——中央与地方联合办报，因此也带来很多新气象。两京报的被降级，标志着新闻开放性改革的停止，中共正在剥夺媒体被松绑后仅有的一点新闻自由度。
两京报降为北京地方报后，受北京市委宣传部制肘，被体制套牢，对北京当地的社会监督必然大受限制，而以前的外地报导优势也将消失，销量预计会下降，从业人员的生存将面临危机，无法再与北京晚报等原当地报纸争执牛耳，昔日的辉煌将不再。
中宣部的整肃动作决不止于两京报，也不只是网络上被关注的那几家。笔者注意到最近有几位记者博客被封杀，而不见诸于消息，其中人民监督网记者朱瑞峰的微博全部被删。上一次王克勤被解职，他还能通过微博声援。这次他自己悄悄地被剔除了。随着网络监控的愈加严密，在网上摇旗呐喊恐怕也难了。
据悉，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8月22日访问新浪网总部，随后新浪发表声明：将“大力抨击所有形式的谣言”。刘淇目前是两京报的监管人了，网络尚且如此，何况报纸？中国人，应该最能读懂中共的官方语言含义所向，中共所谓“谣言”是什么？被删除的大众心声都是“谣言”惑众吧？
在中共体制内生存，媒体人保有良知，报导真相以遏制社会不公和罪恶，其实客观上也是在帮共产党树立新闻自由的形象。而敢言媒体人却一再被打压，这只能赤裸裸地表明：共产党当局就是腐败黑恶的最大后台。执政者越腐败就越怕媒体发出正声，所以对媒体的控制和打压就越重。此所谓善恶势不两立也。
王克勤曾说：“报纸上太干净，社会将会很肮脏！”没错！再想一想，一个很肮脏的社会如果报纸上很干净，那是不是执政者太流氓恶霸？中宣部如此肆无忌惮地打压媒体，其结果只能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中共的野蛮，加速中共独裁政权的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