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羊圈里的斗(7)
（六）挨打
雨季刚刚来临的一个下午，天刮着大风，乌云满布，天色也越来越黑，看样子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了，此时当天值班的一个身材很矮的中士，像幽灵般的站在陈力窗下。
陈力正聚精会神地匍匐在铺上，将刚刚捕捉到的一点灵感写在纸上，所以根本没注意到那窗下还扒着一个人。那扒在铁窗下的中士大概因为天色太暗，并没有看清陈力在干什么，眯着眼看了老半天，于是将手中步枪的刺刀在窗条上碰得乒乓作响，大声向里面命令道：“写什么东西，拿给我看看！”陈力突然被这大声喝令声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十分恼恨这家伙无原无故打断了他的思维，回答道：“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我，把我所写的东西拿给你看。”
中士被他的这句轻慢的回答振怒了：“我要你拿出来，你就得拿出来，不然我要你吃枪子。！”他怒吼道，这种拒绝是习惯于欺压囚犯的人绝对无法接受的，陈力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闭目静待，也不答腔，好像窗外并没有人站在那里。
对他的这种藐视，中士的脸气得铁青，一只手握着枪柄，将那枪膛里的弹匣子弄得啪啪作响，但最终还是不敢发作，狞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十分钟以后，老叶一手拿着一把雨伞，一手提着饭篮子，匆匆的送饭来了。
陈力那屋子的小门打开了，当陈力从老叶手里刚刚接过饭盅，还没等老叶返身出来，那矮子已经闪身而入，用他的步枪刺刀顶着陈力的背，连推带搡地将他逼到羊圈前的断墙土堆上，并从岗棚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棕绳。
捆人是这些枪杆子惩罚不驯者的常用刑罚，我们对换防以来这批军人的反抗态度，积下怨恨，对方随时都想找岔子寻机报复。
他把陈力叫到坝子里，开始用绳子抽打陈力，陈力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老叶见状，立即收起了空篮，提着雨伞匆匆离去了。而我正扒在窗口上，心里为陈力担心，灰暗的天空开始打下豆粒般的雨点，溅在那十斤重的铁镣上铮铮作响。
中士将绳子套在陈力的肩上，我见此景按耐不住大声吼道：“老管要杀人啦，老管要杀人啦！”中士也许没有想到，与此无关的我会如此的声援，加上倾盆的大雨已经如瀑布般狂泻下来，便放开了陈力，转身一个剪步，射进我的房子里，做了一个快速的擒拿动作，将我掀翻在地。
接着他那双拳头向我的胸部腰部雨点般落下，我立即将身体缩成一团，任随他拳脚相加。足足挨了五分钟的打，腰已经不能动弹，那矮子好像已经打累了，喘着气，放开我，走出屋去。
陈力并没有走开，他仍站在雨坝中，全力的扯着嗓子喊道：“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虽然这吼声在澎湃的大雨中被湮灭得模糊不清，那矮子却从哨棚里将雨衣披好，准备再次向陈力动手。
忽然黑糊糊的田坎上茫茫的雨雾中，向这儿射过来两束雪亮的电筒光，隐约听得清楚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邓扬光和老管的上尉指导员出现了，中士停了手，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是腰杆直不起来，嘴里觉得一股股血腥臭，头上已经打起了几处青包。等到小监的门上了锁，窗外渐渐没了人声，我才用破棉絮擦干自己身上的泥污，挣扎着爬回自己的草窝。
这一次我受伤不轻，第二天送饭的老叶，还为我带来场部蔬菜组的就业卫生员为我作了检查，包扎了伤口。还好，腰部只是比较严重的扭伤，我躺在床上一连五天，头上的青包慢慢的消退了，腰杆也能曲伸，直到至今，每遇天气变化都还常常发作，一场暴打又像暴风雨般的过去了。
在反省室里，日常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是站岗的哨兵，这些文化层次极低，受过特种的训练，在大监里养成了对一般犯人呼来喝去，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已成习惯，我们对他们坚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的态度，在不断的较量中，使他们原先的盛气凌人的架子得以收敛。我们难免要挨打，但依仗着这点斗争，保护了我们人格的尊严，争来了较为宽松的生活权利。
我们可以在监舍中跑步，练气功，隔着墙壁和陈力大声交谈，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甚至于隔着墙唱歌猜迷语，遇到像自贡中士和岳池上士的无理之徒，让他们赏尽被奚落的滋味。几次冲突后，他们自认为对我们这两个人多管闲事，除了自讨没趣，什么也不会得到。
我们在羊圈里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生活秩序，影响到我今后一生，使我们懂得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靠自己用斗争来换得，当然，这要符合社会公理，一个人只有始终代表着正义，那么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后来，当我们出了禁闭室到了大监里，才听说，我俩在小监里的这段生活，竟在流放者中广为传播，甚至传得非常离奇，有人说，我们在小监中与老管们对打，老管们用枪打我们，反而子弹弹了回去，使打人的人还受了伤住进了西昌医院。还说我们俩是国外派来的间谍，有人看见小监里经常有女人出入，便是共产党用美人计来掏我们的口供，等等。
他们那里知道，我们在小监里整整一年半时间，每时每刻都在同狱吏们抗争，我们这些平凡的故事，没有任何传奇之处，我们能在特种监视下，有歌声，有说笑，有练功打坐，给我们吃干部伙食等等，既有当局的政治目的，也许还有中共内部矛盾在起作用，当年全国大灾荒的严重后果，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中共上层的分裂，已日益显露。
苍天保佑着我们，其中我们凭着人性，道义和良知这些人类永恒的力量，使我们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
很难说清1964年，农场的当权者，把我和陈力关在这里，与普通流放者完全隔离反省的真实用意。
既然中共已经分裂，毛泽东的阴谋受到很大“竭制”，我们也在1965年9月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反省，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追究，悄然从小监里放了出来。
后来听说，当时在我们进小监时，农场管教科上报过我们的“死刑”材料，然而农场的第一把手在批示这个材料时，却说：“这两个人还年轻，又是知识分子，本质上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根据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为主的政策，仍应坚持对他们教育为主的基本方针，以达到使他们回心转意从新做人的目的。”
放我们出小监的那一天，下掉了陈力脚上的脚镣。在干部伙食的催养下加上我平时条理性很强的生活规律，我的体重增加到70公斤，这真是因祸得福，不过，迫害也罢、保护也罢，对个人并不重要。(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