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看守庄稼(2)
（一）首次外宿(2)
这一次我守庄稼棚，第一天便见到她和另一个大娘，正向我们的小棚子走过来，走到跟前，我从棚子里出来向她们打招呼，让她俩走进棚子里。她向她的同伴介绍道，“这是小孔，开拖拉机的。”又指着她的同伴说：“这是詹大娘，梅雨六队的，我的邻居。”
两位老人年龄都已六十开外，与我母亲相当，只是山里人，劳动成了习惯，所以身板很结实，那詹大娘，右眼正在发炎，经常眼泪滴答，她说山里人穷，没钱去盐源看眼睛。
她俩放牧的羊群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从此以后，她俩便是小棚里的“常客”。 在山上，整天守候着牛羊群，加上这些牲畜又必须在有草有水的地方，从早到晚是不会回家的，中午的饭菜便在前一天准备好，用特备的罐子装好，装进帆布包，到了中午打开挎包，就地撇两根树条当筷子，席地而坐，便吃起来。
山里人长年如此，并不在乎饭菜的冷热，饭后也不喝水。在我们看山前，两位老人中午从来没吃过热饭，喝过一口热开水。
山坡上除积水凼中的雨水，要喝干净水是没有的。我和老吴是趁去伙食团打饭时，用盅子接一盅水到山上洗脸洗脚，山上多的是前一年留下的包谷杆，只消三个石头一架，自制的铁钵便是锅，喝开水热饭菜还是很方便。
我们来后，这棚子也成了她俩中午热饭喝水的地方，我们彼此一天一天更熟悉了。从那以后，她俩每天都要带点牛羊肉来，表示我们为他们提供生活上便利的谢意，中午“共进午餐”的时间，也是我们拉家常的时间。
詹大妈眨着流泪的左眼试探问我：“你为什么会到里面去的”？我明白她的困惑，她们所听到的宣传，把我们描述成什么样的恶魔我们并不在乎，这年头中共的颠倒黑白已成习惯，所以尽管我们被说得如此可怕，相信的人并不多。
但是事情的真像，对于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却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面对她的提问，我只淡淡一笑，随口说，农村里五类中，反革命排第四位，问道：“你们村的反革命难道都是杀人犯么？”她摇了摇头，这样类比，使她明白，我们是些受苦人。
“你今年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人吗”？詹大妈继续发问。
“四十二岁了，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也同你一样大年纪。”听我这么回答，詹大妈叹了一口气。她的大儿子是梅雨六队的队长，今年已四十岁了，算是我的同龄人。
“你进那里面究竟是为什么，你判了几年？”她重复地问我，显然想知道我的身世和底细，但是，怎么告诉这位面善的老人呢？说自己是反对政府她们会有什么反映，惊异，恐慌还是同情？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她们会理解吗？说自己被监狱看守无缘无固欺压，她们能相信么？
想了一会，告诉她：“我是一个右派！刑期是二十年，已经坐了十九年了。”两个老人听了顿时一惊，面前这人怎么在监狱里关了十九年？那定是很大的罪，不是杀人放火，就是拿枪造反？尤其她俩想不到，我入狱时才二十二岁，惊讶的问道“啊呀！你怎么二十二岁就进监牢了？”这口气对我这个文弱人这么年轻，在监狱中关押了这么久很惋惜！
从那以后，两位老人一有机会就要问我，年纪青青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的勾当？不满足她们的好奇心，是不会罢休的。
有一天，天气特别睛朗，我们就坐在西山坡，面向梅雨镇，我向她们讲述了二十二年前的故事：我如何在大学读书，学校如何的大鸣大放，我因为什么而被划成右派，以后，又如何去农村劳动考查，如何不服，又如何被处十八年徒刑，又如何反对三面红旗加刑为二十年。
当我讲到当年的饥饿，唤起了她们的共鸣，梅雨公社也一样的树皮草根都吃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得了水肿没法救，詹大妈的老人就是那时候死的，埋在梅雨的山脚下。于是两个老人不断地叹息，不断的安慰我，说我命太苦，唠叨着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她们告诉我，在这二道沟和梅雨镇间方圆几十里地，几百户人家中除了两个高中“秀才”，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不识字的村民对“秀才”的仰慕，虽经文革浩劫，也一直没有改变，供在堂位正中的灵位上，“天、地、君、师”从未移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