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3月08日讯】近日，某大陆媒体在试图分析中国住房制度的利弊时，将1980年以前的福利住房制度与此后实行“住房商品化”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在以“人均居住面积”为依据的对比数据中，我们看到1950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而自1980年国务院提出“商品房可自由买卖”的政策以来，中国人均居住面积从1998年的14.98平方米上升至2011年的22.29平方米。
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权威发布。媒体顺藤摸瓜，其所登载的文章根据这些数字得出了一个颇为牵强的结论，那就是中国民众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文章还引用了另一组商品房销售面积从1998年到2012年增长了近10倍的数据来说明中国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如此强烈和旺盛，而老百姓居住条件的改善，无疑应归功于政府允许住房走入市场的英明决策。
从表面数字来看，居住面积的增加的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从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分析，销售业绩的一路攀昇也毫无悬念的显示出，老百姓对房屋居所的需求有增无减。然而，若从商品房的实际拥有对象以及面积增加是否真能改善居住条件的内在关系上仔细斟酌，人们就会发现，居住条件已然改善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命题，且房屋变身商品、走入市场也并没有真正让老百姓深受其惠。
首先，“房屋销售量”与“人均居住面积”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有悖逻辑的。众所周知，房屋虽按面积来计算价格，却不以面积单位来出售。一个人可以买一居、两居、一栋别墅，却不能只购买一居中的20平米或一栋别墅中的二楼。显然，有支付能力的便可拥有住房，无支付能力的则只能以各种方式“寄人篱下”，在房屋销售的业绩中自然是无法贡献一己之力的。或许在实行商品房政策以前，一个家庭从单位获得福利住房时，尚能以家庭成员为基数进行“人均”的换算。然而，在今天“有人有房、有人无房”的现实状况下，买得起房的购买者与买不起房的旁观者之间如何能够实现居住面积的“平均”，这恐怕是企图拿“人均居住面积”堵住悠悠之口的官员们应该进一步阐明的问题。
事实上，从房屋走入市场进行销售的那一刻起，人们对居住之所的极大需求便已经开始逐渐淡出官方的视线。在“房地产”这块巨型奶酪面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中共政府不再考虑需求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民生资源短缺的危机，而是将目光放在如何能让自身在旺盛的需求中占尽先机，牟取暴利的焦点之上。既然政府在实际关乎民众住房问题的供需市场里首当其冲的放弃了解决民生的责任，背离了规则的制定者不能成为市场参与者的关键原则，那么可想而知，房屋买卖的受惠中就不可能出现普通老百姓的身影，尤其是在房价接连暴涨、远远超出一般家庭可承受能力范围的境况下，那个从1998年到2012年增长了近10倍的商品房销量的数据里，就更不可能存在着更大比例的刚需人群。
随着“蚁族”、“柜族”、“群租”、“胶囊公寓”这些网络新词的出现，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房价居高不下的现实中，中国民众的居住条件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步步紧逼，几乎陷入绝境。而在商品房销量连续十几年紧跟房价增长的步伐中，我们也同样也看到了“房叔”、“房姐”之流的问世。这类人群的增长速度与房价齐头并进，与境遇完全相反、被沦落一隅的“蚁族”、“群租”的数量也有的一拼。专制独裁体制的庇护、亲戚家眷的连带关系以及贪腐形式的多样化，都让这些动辄个人拥有数十成百套房的“房氏家族”在持续高涨的房地产市场中纷纷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因此，若真要说商品房改善了居住条件，便只能拿体制内的这些“房氏家族”来摇旗呐喊，以示“安居乐业”之像。只是细分起来，他们并不能算作是布衣平民中的一员。因为商品房的问世从来都不是为了改善布衣平民的居住条件，而是为了供养和富足那些体制内的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