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的写哭、写笑，被称为是“感情激化描写”，这是一般作品所常有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文艺作品要想绝对地避免写哭、写笑，简直是不可能的。“创作需要真歌哭”！如果一部文艺作品，不能使人感动，读了它既无欢笑，又无哀哭，无动于衷；那么，这部作品肯定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可见，文艺作品写哭、写笑，既正常又属必需。并且，要想写好哭、写好笑，却也并非易事！
有一位细心的读者，从一部长篇小说中摘出该书写哭、写笑的全部语句，发现写哭的常用语是：“悲伤地哭着”“哭得十分悲伤”——不仅词汇贫乏，而且还停留在哭的表面上做文章，并没有写出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在哭时的不同表情。因而，书中人物虽然痛哭流涕，读者却并未引起共鸣，一点儿也未产生哀痛的情绪。
同样是那部长篇小说中，写笑的常用语是：“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地笑起来”。其中“哈哈一笑”这个词儿，在全书中竟重复使用过二十一处。这里，除了词汇贫乏的因素之外，还是一个基本原因：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写笑，而没有具体观察，深入体验，从而写出人物笑时的真实表情——他们的表情，是丰富多采，千差万别的。如此老一套的写笑，当然不能感染读者，使他们无法得到欢欣。
列夫．托尔斯泰在《谈艺术创作的目的和特点》一文中，说：“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这就是说，作者应该把自己的感情通过“某种外在的标志”，传达给别人，使别人“也体验这些感情”，这样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成功之作。
那么，“外在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人物真实感情的流露，是人物各自独异的“性格的外化”。根据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观察，人们在哭泣时，由于各自精神性格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达．芬奇说：“哭泣时，人的双眉和嘴，依据哭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变化：有的人哭，是因为愤怒；有的人哭，是因为痛苦和折磨；有的人哭，是流露绝望之情。有的人哭时，仍有节制。有的人，则流泪满面，有的人哭，是痛苦嚎叫。有的人是仰天大哭，两手低垂，指头紧绞。有的人哭时，是惊恐万状，两肩高耸触及耳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随上述的原因，而有所变化。”（《芬奇论绘画》第174页）这就对如何写哭，给了我们十分具体而深刻的启示。
再说写笑。笑是人物感情流露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在笑的时候，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曹雪芹可以称之为“写笑圣手”！请看下面《红楼梦》中的一段文字：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撑不住，笑得一口茶都喷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宝玉滚在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都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奶母，叫‘揉揉肠子’。地上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她姐妹们换衣裳的。”
湘云性情爽快，所以笑至喷茶；黛玉体弱多病，故而笑岔了气，连叫“嗳哟”；宝玉娇贵，最受贾母宠爱，因此笑得滚入贾母怀中；而贾母最疼宝玉，连笑时也连呼“心肝”；至于佣人们，虽觉得好笑，却又不敢在主人面前，纵情地笑，只得“弯腰屈背”，或“躲出去蹲着笑”。真是写笑如活，各显性格；百姿千笑，委实好笑！
上面那一段精彩文字，如果让一个劣手来写，可能又会写成：“……听了刘姥姥的话，湘云、黛玉、宝玉和贾母等人，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完了！这样描写，使我们看不到书中人物的音容笑貌，也就索然无味了。
总之，无论写哭、还是写笑，都必须做到“因人而异”，“各如其貌”，显示出人物的不同身份，不同性格。这样的作品，就不致老是重复“悲伤地哭”“哈哈大笑”等几个单调的词汇，文笔也会丰富多采。并且，可以真正地感染读者，打动读者。@*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