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我其实哪里是要去教育楼跳舞呢？我是想起了一事。
原来，前日接到木子萍来信，说是她的表哥由青海去黑龙江投奔亲友，路过北京时，要我接他们，带他们转转。今天下午该到站了。我小跑步离开海棠园，乘车至火车站。
心想，到哪里找他们呢？说不定他们已离开北京。
正在犹豫不之时，一个黑脸枯瘦的中年人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下校徽，怯生生地问：“大哥，是师范大学的天民么？”
我说：“是的。”
那人说：“我是木子萍的表哥。小萍还有那水芳老师叫我在车站等你。我下火车，一直在等，怕人来了碰不到。遇到戴你们学校牌牌的我就问。刚才见你在这里像是找人，我看到校徽就问上了。”
我连忙道歉。
他又说：“按理我们好几个人应在天津转车。想想，还是北京好，又能买个座位，又能看看天安门。经常听说天安门广场好玩，刚才他们几个人去了广场回来说没啥意思，不过是大水泥平地呗，我们庄稼人哪稀罕大平地。我们那里的大平地一眼望不到头哩，还长着许多牧草和花。这样，我想我也不要看了，心想等你来，捎封信给你。夜里有车，我们就走。”
我见他面满憔悴，像久病之人，想他长途颠簸，一定饿了。说：“大哥，我带你去小吃铺吃饭吧。”
他说：“我带的饼子，这里有好热的开水，已经吃过了。”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那信已揉得皱巴巴的。
看后，我问：“大哥，有病？”
他说：“胃病多年了，孩子五、六个，家里又穷，就没有介意，一直拖了下来，上个月穿孔，动了手术，切掉三分之二。”
我说：“那该在家里歇歇出门才好。”
他说：“全家人张嘴等饭吃。我们庄稼人，一生哪有歇的时间？将来到阎王老爷那里歇吧。我家有个亲戚在部队当营长，部队造什么工程，叫我们赶去，弄点活干，每月能赚几十块。要知道在我家那里，一年才赚几十块。”
听他这么一讲，心酸酸的，觉得他和我的表哥简直是一个人了。我的表哥去年从南方去西北贺兰山下做苦工，也是刚从手术台下来不到一个月，就动身了，路过北京时，人瘦的一阵风便吹得打晃，脸上不要说没有血色了，简直与河泥的颜色一样。
由此我想到天下穷人的表哥，只要他是种田的，都是这样由劳苦而衰病，三灾八难总是死缠着他们。
他说：“小萍子带过去的那个水老师可好喽，我们那里没有人不夸她的。待小学生像是待亲兄弟姐妹一样，有上不起学的，晚上她就上门教，平时还帮一些五保户干零活。自己买点吃的，一看到孩子们围坐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索性就都分给孩子们，我娘老说：这水老师必定是观音菩萨的使者了。大家都要替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肯，与小萍这个村跑到那个村。孩子们几里地外望见，就喜欢得跳起来。”
我说：“她有男朋友了。说不准将来也会去那里。”
他说：“哦，怪不得一提亲事，她就笑哩。她的对象去了更好。我们那里的孩子最喜欢老师了。只要往学校去的，没有脸上不挂笑的。前几天我临来，对我家的老二、老三说：别上学了，在家帮你们的妈干点活。做爹的也交不起你们的学费。谁知，两个孩子扑通跪在我面前，说：‘爹，我们放学和晚上帮妈干活，让我们读书。’”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问：“你们那里小学生一年要多少学费呢？”
他说：“三、四块钱。我有三、四个孩子都上的话，一年要缴十多块钱，我哪来这钱交学费呢？这次去东北，路费都是借的。我在犯愁哩，要是东北赚不了钱，那债咋还？后来我支不住孩子的缠，只好答应老三继续上学，老二回家干活，老二哭了好几天，经常坐在田头树底下出神。我怕孩子大脑想坏了，只好对她说，等我去东北赚到钱，再让她上学。老二这才好些。不过还是常常唉声叹气的。”
我说：“为什么不请水、木她们上门补课呢？”
他说：“舅舅、舅妈一死，丢下一大拔孩子，我帮不上，够难过的了。怎么还好意思给小萍添麻烦呢？水芳老师来过二趟，路程有二十多里，野地里有狼，我后来怎么也不让她来了。”
就这样，我们谈了许久。他的同伴来了，说天安门广场啥意思也没有。签的是夜里的票，马上就准备动身。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全买了面包，不过是五、六个，说：“大哥，我就这点力量，留着路上吃吧。”
他推却说：“我们庄稼人有面饼就够好得了，哪还要吃这样好的茶食？”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兜子塞到他手里，他边上的一个男孩，看上去十三、四岁，笑嘻嘻地拿了一个，猛咬一口，说：“真邪乎！这北京到底是大城市，比我们那里的人会做饼子。这饼子还真好吃。”
他立即呵斥了一声；“小熊！别丢人现眼的，等会吃能饿死吗？”
我问：“小兄弟也是去东北做工？”
那孩子怯生生点点头。
木子萍的表哥说：“他妈去世了，爷儿四个，吃上顿没下顿的。他爹求我带他去，说是让孩子挣点，也好让下面几个小的能吃饱肚子……哦，天不早了，你也该回校了。”
就这样，我们道了别。回到学校，我独自在海棠园里徘徊了一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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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