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手表是随身之物，几乎与它的持有者“如影随形”，所以这篇“父亲的表”是围绕着父亲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故事而写的，它有一个很长的时空背景，几乎横跨了整个的上世纪﹝二十世纪﹞的时间。
钟与表的简史
中外历史书中所记载的计时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立竿见影”似乎是早期共通的标准，“竿影”的移动类似钟表里的时针。中国还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以现代知识而言，恰巧是每两小时一个时辰，不知道是不是刚好“误打误中”。
“表”的祖先是“钟”，它们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所以说到“表”，得先由“钟”讲起。
大约是十五世纪中，英国才有时钟出现，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设计与制作精巧的大型立地时钟，成了权势与富庶人家的炫耀装饰品，“番邦”也曾进贡了不少给清朝的王室（其实就是炫耀他们的工艺技巧），我曾在北京的故宫里，看到过好几十台让我叹为观止的时钟，有些还能在分针走到“12”的刻度时，跳出一批制作得维妙维肖的小机器人，当场演一出戏给你看！当然，这些价值不菲的立地时钟，是王室与钜富们才有资格拥有的，一般经济能力尚可的民众，若是能把个有“钟摆”的时钟挂上墙，随着钟摆“摇头晃脑”地听那报时的钟声，已经是得意非凡啦！
十九世纪初，“袋表”与“挂表”出现了，它们是“手表”的前身，主要是给西方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火车上之“列车长”使用的，因为他们可是得要准时才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老式的“袋表”表壳上，都雕刻着一辆蒸汽火车头。现在的男性牛仔裤在右手边裤袋上方，不都有一个约两吋半见方的“小口袋”吗？我一直都以为那是装零角子用的，直到几年前看到一个教育性质的电视节目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口袋”是当年设计用来装“袋表”的！
直至十九世纪末，戴在手腕上的“手表”才开始在市场里出现，也许是价格稍高于“袋表”的关系，普及率尚不及“袋表”的十分之一。
二十世纪初，在一场死伤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原本是属于“袋表”之一的“马表”，成了各国炮兵单位用以计算弹道的不二利器。为了便于战斗兵员的携带与使用，“马表”渐渐缩小到“手表”的尺寸，步兵指挥官们也逐渐开始用“手表”作为同步发动攻势时的工具。你看那些描述1950年以前战争之影片中，战地长官在总部结束战情会报时，不是都会要求大家伸出手腕校对时间吗，因为所立之军令，譬如“在1500时，某某团必须占领某某高地”，都是以时间为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在手腕上的“手表”随着复员军人进入民间，在欧美各工业国逐渐风行，手表工业算是早期的精密机械工业之一，在1920到1930年的十年间开始蓬勃发展，大量生产较廉价的普及型手表，逐渐取代了“袋表”与“挂表”，数年之间充斥全世界，那时候中国还很贫穷，只有在较大城市的商场里才能买得到手表。
在这“手表黄金十年”中的1923年，有位名叫哈伍德（John Harwood）的英国发明家，大概是嫌手表每天都要记得上一次发条实在太麻烦，偶尔忘记上发条会导致手表“罢工”，乃创研出一款“自动上发条”的表芯，于1924年得到欧洲各国之专利后，市面上开始出现Self Winding的“自动表”，它的原理是靠机件中藏了一个像时钟般的钟摆（表芯两旁设有缓冲的Bumper），借手臂之摇动而“自动”往复地上发条。经过几十年来的研发改进，这钟摆逐渐成了一个半月型，在轮轴上往复摆动的装置，只要手臂有轻微的摇动，它就能“藉力”上发条。
二次大战后的1950年，市场出现了一款由电池驱动的“电表”，靠着一只震荡器（Oscillator）的频率，生产出比机械表运转要精确许多的“半”机械表。这震荡器之原理日后被晶体（Crystal）取代，于1970年左右推出更为精确的“电表”。在外观上其实十分容易区别这两种款式，简单地说，以震荡器驱动之电表，其秒针是以驰动方式（Sweeping function）行进（与机械表相似），而用晶体驱动之电表，其秒针是以跳动之方式（每秒跳动一次）。由于震荡器之制作成本较晶体昂贵得多，其准确度也稍逊一些，以致于现今世面上的“震荡器电表”已完全绝迹，成为古董啰！
不过几年之后，由于电子工业的突飞猛进，积体电路（Integrate Circuits）与晶体显示器（Crystal Display）发明了，由晶体显示器取代机械指针的电子手表，因价格特别低廉（每只电子表标价美金三元左右），也曾风光过一阵子。或许是看起来比较古怪（Odd），且使用者嫌它外观太Cheap。现在除了昂贵的、能与电脑联线的特殊功能运动电子表之外，它们也几乎都绝迹了。
说到电子手表，也顺便谈谈我们这个非常奇特的“电子世代”，许多二十世纪初期与中期之体积庞大，速度慢且寿命短的工商业产品，都被彻底淘汰。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电子世代”的“代”，通常不会超过五年，就以1980年来的电脑产品为例吧，经常是间隔不超过一、两年，其容量、功能与速度都会倍增，而价格则减半，其“新陈代谢”之速度，连我这专业电子工程师都看傻了眼。可不是吗？我六十年代中在台湾念电机工程系，记得我们在“电子电路”课堂里，学习的还只是些真空管电路，以及少许两极体（Diode）与电晶体（Transistor）电路。六十年代末进了美国课堂里，就一头栽进了刚问世的第一代积体电路中。但是以上这些玩意儿现在又全都成了老古董，功能愈来愈多，体积则愈来愈小，报载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在张忠谋的引领下，即将开始有“三奈米”的半导体生产线，连雄霸美国的半导体龙头“英泰尔”都暂时被抛在后头啦！
好啦，别愈扯愈远，讲完钟与表的简史后，我要搬出我想讲的钟表故事啦！
清末民初时的钟与表
西欧各国的钟表工业，只是“工业革命”的一小部分，靠“工业革命”所发展出的“船坚炮利”，让欧洲的白人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滥行殖民。在亚洲，日本因为在1870年代开始搞“明治维新”，在军事工业方面迎头赶上西欧，靠着兵强马壮而未遭白人肆意侵犯，亚、非其他各国则几乎完全沦为殖民地。地大物博的中国最惨，因腐败的满清政府搞“闭关自守”，以为拿着刀与矛当武器的“义和团”就可以抵御洋枪洋炮，惨败之下，领土与主权遭各军事强国分割，成了比殖民地还不如的“次殖民地”。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苦难中国人民，除极少数权贵与富户之外，连钟与表是何物都懵然无知，遑论拥有它呢！
我的父亲谢肇齐，于1905年在福建省最偏僻贫穷的武平县出生，一个连三餐都不继的赤贫小子，当然不知钟表为何物。父亲虽然从未讲过，但我相信他是直到十四岁考取免学杂费的厦门集美师范学院（南洋钜富陈嘉庚所创办的义学），到厦门去求学时，才第一次见到这“神奇”的计时器。当然，是“见到”而不是“拥有”，一个穷师范生那儿有多余的钱去买表呢？
父亲是集美师范学院1924年毕业生，在家乡的县立武平中学服完两年的教学义务后，伙同他在集美师范的同班同学林丰炳，两人徒步到黄埔岛上去投笔从戎。三年后的1929年五月，父亲成为黄埔六期的毕业生。
毕业后还不到半年，父亲经过考选，进入“留学预备班”，再经过半年的留学国语文训练后，于1930年四月启程赴英国留学。我几乎肯定，父亲在1930年前属于“无表阶级”，因为他那时还是一名刚从军校毕业的陆军少尉，在“表”还算是奢侈品的年代，以他那微薄薪水，是买不起表的。
由“留学预备班”衍生的往事
考取“留学预备班”，是我父亲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让他这在穷乡僻壤长大的贫农子弟有“脱胎换骨”的机会，此生的第一支表也是在“留学预备班”期间才戴上他手腕的。这是国府当局觉得留学生们到了国外，是代表中国的，穿着与配备不能显得太寒酸，所以除了送给他们冬、夏两季的西装各一套之外，每人另发给手表一只，这就是父亲有生以来的第一只计时器。
这“留学预备班”是当年“老总统”建军强国计划之一环，不过那时候在名称上，他还是众所周知的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记得我在台湾成长的年代，父亲在言语上习惯尊称他为“老先生”，那是因为父亲曾在总统府任职两年，随着周遭的同事如此称呼他。“老先生”逝世后，我父亲才改口称他为“老总统”，以别于日后的几位总统。所以我在这儿也随着父亲的口吻，尊称他为“老总统”。
老总统虔诚基督徒，也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年轻时曾经在日本学习过军事，见识过“明治维新”的非凡效果，也洞悉了日本军阀之野心，同时考量到国军无论是装备或是素质上，都与日寇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宣战。所以他在1928年底统一中国之后，立刻仿效日本的“维新”步骤，于1929年，在刚刚离校的黄埔六期毕业生（那一届有五千多人）中，考选了四十位进入“留学预备班”，分别送到欧洲的各军官养成学校去“取经”，这也是国府第一次有长远计划性地将黄埔子弟兵送到国外深造。第一批军事留学生中依成绩顺序，将前十一名分发到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由一年级新生开始念起，彻底体验与早期黄埔岛上截然不同的军官养成教育。其余的二十九位则被分发到美国、德国、法国与意大利等各国的军校，除了到美国的军事留学生之外（因为西点军校不对外国公民开放，只得进入如维吉尼亚军校等非正统军校），其他各国的正统军校皆对中国留学生完全开放，他们也都是从一年级新生开始，脚踏实地的学习列强的建军之道。
为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会把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当作军事留学生的首要目标呢？回溯历史你才会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世界上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它的桑赫斯特军校就是培养英国陆军军官的摇篮，其全名是“桑赫斯特王家陆军军官学校”，招收的学生中不乏本国的王家与贵族子弟（包括后来的丘吉尔首相，蒙哥马利元帅与今朝的哈利王子等），和英国国协与属地的王室成员（如约旦老国王胡笙等），当然，一般的英国国民也可以考进桑赫斯特军校的。冠以“王家军校”之名还不是说着玩的，在我父亲就读该校时，它的宿舍里每两名学生由一位男性仆佣伺候着，不但负责打扫宿舍、清理内务、洗烫衣服、烧水洗澡，还担任他们三餐的侍者呢。现在想到这些学生们在操场之外的“养尊处优”，我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哦，你也别以为英国政府有多慷慨（generous），这批军事留学生的学杂费是由国民政府全额负担的，每个人每年得缴两万多银元呢！
父亲在英国王家军校就读时，养成了对自己仪容、服装与举止的严格要求，英国军官的训练与养成，不只是完全在操场上而已，课堂与餐桌上的礼仪都得一丝不茍。其实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不正就是仿效英、美之方式，严格要求军容之整齐与壮盛，以摄服一般民众吗？父亲于1954年奉令接掌陆军官校，成为黄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长后，所进行的国军军官养成教育之全面改革，就是源自于英国王家军校与美国西点军校之学制与规范，一直沿用至今。
自民国十九年开始，国府每年都经由陆军“留学预备班”，考选并派出约四十位陆军留学生（海空军也有另派军事留学生），一直到抗战军兴为止，至少送出了六批。好像最后两、三批尚未完成结训就因战争爆发，被召回国参与对日抗战。
既然谈到军事留学生们返国参战，就暂时撇开这“钟表的故事”，简短地谈谈被中共刻意扭曲的抗战历史罢。你若是看多了太多中共扭曲事实的宣传书籍与影片，误以为躲在陕北的红军是八年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那你就完全错啦！根据专门研究二次大战中国战场的日本历史学者伊藤正德所着的“帝国陆军史”一书中，自承日寇陆军在中国战场阵亡的兵员达七十多万（不包括中南半岛被我远征军所歼的十三万余人），其中被红军击毙的不超过两万人！日寇在中国战场被击落的飞机近两千架，绝对没有半架是被红军击落的！再者，中共之文宣一贯撒谎，说蒋委员长在淞沪战役中，故意将非“嫡系”的国军拉去打头阵，想要先“消耗”他们这些“杂牌军”以“巩固政权”。事实又是“如何”呢？于1926年到1936年毕业于黄埔与南京中央军校的三万多位军官，包括我父亲所属的黄埔六期在内，也就是所谓“老总统”的“嫡系”军官，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年底以前，就阵亡了一万多名。父亲曾亲口告诉过我，第一批留英返国的十一位陆军军事留学生中，就有两位（封成林与窦济华烈士，当时皆为中校军官），分别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与次年的武汉战役中英勇牺牲，现在还列名于台北圆山的国军忠烈祠中。
中共政权中，有一个全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机构，直接隶属于所谓的“国务院”，它的任务是全面控管全中国十三亿人的思想，以致于大陆上所有的广播与电视节目，加上电影与报章杂志的内容与发行，只要是与近代史有关的，几乎全都是“睁眼说瞎话”！举例来说吧，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被中共诬为“未积极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有近五百万名官兵战死在沙场上，其中有名有姓有纪录，祀奉在台北圆山忠烈祠的，已达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八位，包括八位上将，与二百二十位中、少将等高级将领在内。那么号称是抗战“中流砥柱”的红军呢？能否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真凭实据，列出红军的阵亡人数“以正视听”呢？告诉你，说了几万次的“谎话”，归根究底还是“谎话”，只能骗骗无知的愚民而已，瞒不了历史学家的！
一只伴我成长的“天梭”自动表
再回到本文的正题吧。我是抗战末期出生在贵阳市的，在我出生之前两个月，原本属于“大后方”的贵州省，几乎被日寇攻陷，著名的“独山战役”就是发生在此时，我父亲率领有近万兵员的“札佐陆军演习场”部队，归属到由孙元良将军节制的兵团，投身战场。一位当年在演习场任步兵团团长的郑为元将军（留学毕业于意大利军校），于此役一战成名，日后在台湾曾担任过陆战队司令与国防部部长等显赫军职。
也在此顺便一提，参与“独山战役”的日寇主力，有第三与十三两个师团（其火器装备与机动力，超越我方的两个集团军），其中杂有大批操韩语的高丽兵，他们奸杀掳掠的暴戾行径，与其日本主子毫无区别。我母亲当时在“札佐陆军演习场”负责带领演习场的眷属们接待往北逃的难民，亲耳听到他们的忿怒埋怨。甲午战争后，有些“高丽棒子”被日寇殖民了五十年之久，显然忘了自己只是殖民地的三等国民，居然跟他们的主子们有样学样，十分可悲、可耻。
当时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已经准备随其他眷属们一同往四川方向逃难，好在日寇在“独山战役”中严重受挫，在我出生之前仓皇撤退，而且半年多以后就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所以我得以在日寇投降之前，出生于已回复平静的省立贵阳医院。
我天生就是个“磨娘仔”，母亲临盆时是难产，受足了罪，我们母子俩也都几乎当场“挂”掉，好在产房的值班护士长，恰巧是母亲在青岛女中时的同班同学，在她的悉心护理下，母子俩幸运地逃过一劫。但我在十岁以前身体还是非常差，有好几次都病重得濒临死亡边缘，身子也瘦得可以用“前胸贴着后背”来形容，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纸片人”。体弱的我，小时候还经常因头疼欲裂而哭闹不停，有时还会哭得全身挺直地晕过去，把父母亲吓得手足无措。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发现当他脱下手表放在我手中让我把玩时，凝视着那秒针规规矩矩地转圈子，可以让哭闹的我暂时平静下来。若是睡觉时把它放在我耳边，让我听那规律且一成不变的滴答声（其实比较接近于“叽、叽”声），居然对我也有着催眠的效果呢，所以父亲的这只表可以说是伴着我长大的。
这只手表是全钢的瑞士“天梭”自动表，是我出生前两年，父亲去印度出差时买的。“天梭”就是Tissot的中译名，属于中价位的机械表，也勉强算是瑞士名表。天梭表厂于十九世纪在瑞士成立的，约八十年后的1930年代，天梭表厂与奥米加（Omega）表厂合并后，开始生产一款给瑞士军人戴的全钢机械表，既然标榜是“军表”，就必须是只十分准确与耐用、耐操的表，还得是在黑暗中能清晰辨认时间的所谓“夜光表”，兼具防磁场之功能。名号打响之后，在欧美国家大卖。父亲后来聊起，他在王家军校毕业后，分发到英国野战部队，以英军少尉官阶实习了一年多，见到较高阶的英国军官中，泰半都戴着天梭军表，不过好像大部分都是要上发条的“非自动表”。
1934年底，第一批军事留学生开始从欧美军校结业返国，那只国民政府在“留学预备班”发给每位留学生的手表，也随着我父亲回到中国。那只手表是需要每天上一次发条的机械表，对我而言毫无印象，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说到那只我印象深刻的天梭表之前，还有必要穿插一段中国装甲兵早年荜路蓝缕的创军过程，因为若不是我父亲在装甲兵的一番经历，就不可能买到这只天梭表。
留学返国后，我父亲与同时期留英的胡献群及留德的柴钊等同学，皆被有“中国装甲兵之父”美誉的徐庭瑶将军延揽，到新成立的陆军交辎学校（日后改名为陆军机械化学校，也就是当今陆军装甲兵学校之前身）任教官，所以他们这几位军事留学生都算是中国装甲兵的创军元老。我父亲还身兼战车学生队第一期（战一期）四十位学生的大队长，教导之余，也介入了学生们的生活管理，与他们亲如一家人。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时，中国的装甲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位于南京的陆军机械化学校奉令西迁，在湖南岳麓山下继续训练，中国仅有的百余辆英制坦克车都投入战斗，耗损甚钜，由于海岸线遭日军封锁，也无法补充零件与新坦克车，不久，地处内陆的湖南也成了战区（记得那三次长沙大会战与那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吗？），军政部乃决定将装甲部队之训练移至在印度的美军蓝姆迦﹝Ramgarh﹞基地。此时，我父亲已被调离装甲部队，到贵州札佐的马家桥去主持“札佐陆军演习场”，这也是全国第一个“直属军政部”的陆军新兵训练中心。
这“直属军政部”又是什么意思？原来长期以来，战斗部队都是以团为单位，各自训练新兵，这些新兵有的是招募的，也有不少是行军换防时“拉伕”拉来的。训练结束后，这些新兵由各部队“留作自用”。这种征兵与练兵的方式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荒谬，是吧？“札佐演习场”就是全国第一个“练兵而不留作自用”的陆军新兵训练中心，以西式训练培育出的新兵，结训后会分发到各前线作战部队为“种子”教官，将其所学之战斗技能传入基层单位。日寇自己的军史也承认，在抗日战争末期，中国军队之战技似乎愈战愈有进步，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札佐演习场”所发挥的作用。数以百计的国军将领都曾来札佐演习场视察与观摩过，蒋委员长更是两度亲访，以激励士气。
1943年父亲的印度视察之旅
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父亲在贵州省“札佐陆军演习场”的公务特别繁忙，怎么会有闲暇去印度出差还买了一支“天梭表”呢？
原来1943年初，装甲兵总监徐庭瑶将军奉命去印度蓝姆迦基地视察，验收蓝姆迦基地的装甲兵训练成果，随行人员中，徐将军将我父亲列入，一方面是借重他的英语能力，与负责实际训练的英、美军沟通，另一方面是原机械化学校﹝战一期﹞的四十位学生，此时已有一半以上是蓝姆迦装甲训练营的基层干部，我父亲曾长期带领过他们，与他们十分熟稔，由我父亲以昔日教官兼大队长的身份，去验收装甲兵训练成果，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蓝姆迦基地在印度北方与尼泊尔接壤不远处，是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在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为防范日寇侵入而设置的中国远征军训练营。蓝姆迦营区甚广，占地约六十平方英里，比我父亲在贵州主持的“札佐陆军演习场”至少要大上四倍。这两个新兵训练营的成立目的也各有不同，在“札佐陆军演习场”训练出来的军队是完全用以投入中国战区的。“蓝姆迦训练营”是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整训基地，训练出的军队固然有部分回到中国去抗日，但主要是用以支援在东南亚屡战屡败的英军，与日军精锐的十八师团缠斗，国际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中国远征军成了维护英国在中南半岛与印度次大陆利益的战略棋子，但也就是因为我们远征军的几场胜仗，大大地削弱了日军在亚洲与中南半岛的狂妄气焰。
蓝姆迦营区的美军人员不少，所以也一如其他的美军基地，设有所谓军中邮局兼福利社的PX﹝Postal Exchange之简称﹞，里面的所有货品皆以批发价，及免货物税的方式，销售给在基地工作与受训的中美军事人员。也许是受了在英国王家军校英国同学之影响，在去印度之前，我父亲已打定主意要在PX买一只耐用的手表，而且锁定要买的就是瑞士“天梭”军表，本来他只想买只较便宜，需要每天上一次发条的表，但是经不起销售员的怂恿，说什么“将军们戴的都是自动表”，所以硬着头皮买下了这只深深埋在我脑海里一辈子的“天梭自动军表”。
视察返国后，父亲原先的手表就送给我舅舅余耀飞﹝中央军校二分校十四期毕业，此时在札佐演习场任步兵团的连长﹞，而这只天梭表在父亲的手腕上一戴就是三十年，但是其中有半年多的时间，它却是躺在母亲存放细软的小盒子里，而且几乎再也回不到它主人的手腕上了，这就是我要讲的下一段故事。
兵荒马乱的年代
1947年，父亲去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陆军参谋大学深造，一年后毕业返国，出任第四编练兵团（司令官是沈发藻将军）属下七十军的第三十二师师长，那是国共内战时期，国内烽烟四起，1948年七十军由原驻防地的苏州南移，路经赣南瑞金时，父亲不幸染上疟疾，也就是俗称的“打摆子”，病毒发作时，身体时冷时热，当地的医院用奎宁（又名金鸡纳霜）暂时抑制病情，但是疟疾在当时很难根治，时好时发，父亲体弱得无法如往常一样，亲身参与部队的训练与操作，乃被暂调到七十军军部，担任位阶高但责任较轻的副军长一职。
1949年5月，七十军移师广东，在广州市北郊的英德、翁源一带布防，父亲住在军营中，我们母子三人则在广州市内内一间银楼的楼上租了两间房栖身，银楼的主人张程超夫妇就是我们的房东，这期间父亲的疟疾仍不时会复发，成了医院的“常客”。
大约是1949年10月，国军在内战中失利，节节败退，大批共军已在粤北集结，准备“解放”广州，为避免大城市里的居民生灵涂炭，七十军奉命撤离广州防区，往粤西会合友军刘安祺将军的21兵团部队（由青岛船运来的）。七十军军长唐化南将军在军部的紧急会议中，命令我父亲率十几位军部参谋人员留在广州安排交通工具，先将一众军部眷属撤退到海南岛，解除军部“后顾之忧”后，再自行到粤西某地去与军部会合。唐军长则率领所部，仓促中往粤西撤退。
此刻父亲虽然明知离队留在广州十分危险，但军人得服从军令，立即赶回租屋处与我母亲商量，但母亲坚决不肯去海南岛，她要到九龙去投靠她的姨妈范新琼。母亲的姨父是彭襄，也是国府在大陆时期最后一任的总统府第一局局长，他是当年“勤工俭学”时期的留法博士，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皆相识，都是同一时期的留法学生。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舅彭芳谷医师，后来曾担任过台北石牌荣民总医院的院长。
形势急迫，父亲依母亲之意，购妥次日的直通九龙火车票，交待随军秘书范如仲（他是我的表舅，也就是台湾东森电视董事长范瑞颖的尊翁）及卫士尹明富（他当时只是个十七岁的农村大男孩，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两人，护着我们母子三人离开广州南下。我那时未满五岁，对眼前骨肉分离之痛懵然无知，但父母都是性情中人，当时的气氛想必是万分低迷。
下面这段往事（包括字句）都是后来听父母亲口讲的。
“等你把军部眷属安排妥当后，我们还是全家一块儿去九龙好不好？”母亲恳求。
“你们先去九龙吧，共军大概三天之后就会开进广州城，革命军人的天职就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我岂可临阵脱逃，必须归队！若是战败，我绝不愿被俘，宁可死在疆场上，军人‘马革裹尸’是死得其所！”父亲语气十分坚决，连这种话都讲出口啦！
几十年后，母亲一想到父亲曾说过“马革裹尸”这四个字，还会生他的气。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在高雄凤山常见的标语，“智仁勇，军人魂，不成功，便成仁”，那是黄埔子弟兵的座右铭。
“如果你出事，我们不就成了孤儿寡母，你怎么忍得下心！”母亲用的是温情牌。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吉人自有天相！”父亲只得安慰她。
“兵荒马乱的，若是到了九龙找不到姨妈，我们母子三人岂不是要流落街头了？”母亲见温情牌无效，想到前途茫茫，难过得直掉眼泪。
“事情如何演变谁也不能预料，只要我还活着，一定会去九龙找你们，若是在姨妈那儿找不到你们的话，我会游荡大街小巷呼唤你的名字，直到重逢为止。”父亲黯然回答。
有鉴于时局动荡，父亲将所有随身证件（包括证明我们母子三人身份的国防部所颁之眷属证）交给我母亲，连那只“天梭自动军表”也脱下交给她保管。
父亲是职业军人，当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一场生离死别。但他当初之所以会投笔从戎，是因为在集美师范学院就读时，偷读了一本手抄的三民主义（军阀割据福建时，三民主义是禁书，不准印也不准读），成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那“热血澎湃”直奔黄埔岛的豪情，终身没有丝毫的改变，也不是我们这群在台湾安定环境长大的“第二、三代外省人”能够轻易理解的。事实上，在那个中华历史上的“大时代”，像我父亲那样为着一个崇高理念而奋不顾身的知识份子，社会上比比皆是，黄埔岛上的学生，泰半是一腔热血的知青，就随便举个例子罢，那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张灵甫将军（黄埔四期），是在就读北京大学期间投笔从戎的。黄埔军校的校歌，起始就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是要求学生们为“革命”而献身的！还有那抗战时期的“十万青年十万军”，全是为抵御外侮而从军的知青，他们的风骨与情操，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但据事后统计，三二九当天至少有八十五位烈士殉难），是一脉相承的。
父亲粤西历险记
且说父亲安排好军部眷属的交通工具后，立即带领两名卫士动身去粤西与七十军会合，三人皆换上便服，除地图与指南针之外，没有携带任何军用品，且因为估计与唐军长约定的会合地点，若是日夜兼程，应该只有两、三天的脚程而已，所以父亲口袋里的钱财也非常有限，只是几个银角子与几张缝在衣服内的港纸（当时香港纸币在广东是流通的）。不过父亲“未雨绸缪”地还在帆布靴子内部，用刀子割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口，塞进了一只被板直了的小金戒指，别小看了这只藏在靴子里的金戒指，父亲后来就是靠着它逃离“沦陷区”的。
父亲在赶路途中，见到不少过客，观察他们的面容、装束与行囊，应以难民居多，显然离战场已不远。走到第三天正午，迎面来了十几个农民装束的男人，这么多人走在一起，在路上是十分惹眼的，父亲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极可能是一群散兵游勇，正待向他们打听部队的行动，其中一位较年长者盯着我父亲看了几眼，突然走上前拉住我父亲，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到路边去谈，父亲这才看清楚，原来他是第四编练兵团三十二师属下的一位高姓团长。
他告诉我父亲∶“这十几个人是我以每人两块银元征来的兵，本来是也要到X镇去归建，但是在目的地不见军部踪影，附近民众也没有见到国军部队通过，军长可能接获新指令，已转移阵地，临时无法通知我们。”
写到这儿，我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国军的“编练兵团”。所谓“编练兵团”就是员额不足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征新兵与练新兵，兵员足额后，“编练兵团”才会成为正式的“兵团”。“编练兵团”当然也有其战斗力，只是比正规的“兵团”要薄弱很多，举例来说，七十军下辖三个师，但是实际战斗兵员可能还不到一万人，仅有一个师的编制人员而已。
军部既已失去踪影，我父亲乃拿出地图，与高团长就地研判军部之去向，他俩的结论是“该往南走”，因为国军大部队应该都已向海南岛方向汇集，于是这伙人就沿着一条河畔的大路，转向往南方行进。
当天傍晚时分，眼尖的父亲发现路前不到半公里外，穿共军制服的人设有关卡。讲到父亲的“眼尖”，那还真不是“盖”你的，他还在黄埔岛上受训时，笕桥航校来校召考第一期学生，大概有十几个学生考试及格（包括体检与眼力测试），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后被同是骑兵连队的好友们说服，没有转去航校。父亲日后回忆，那十几位同学除徐焕昇将军之外，抗战期间全数为国捐躯，徐将军大难不死，日后在台湾还担任过空军总司令。喔，又扯远啦，赶快回到正题。
眼见共军在前面设关卡搜身，此刻若是立刻转身逃跑，定会遭他们追击，父亲与高团长等人乃迅速将行李（内有军服）与身上除地图之外的物件，全都丢进河里漂走，硬着头皮继续前行，那十几个新兵当然知道高团长是国军军官，又见他对我父亲必恭必敬的样子，大致知道我父亲必定是高阶长官，但是他们都收过高团长的银元，也蛮听话的，所以当高团长告诉他们不要透露自己是征兵的身份，只讲自己是农民，应征来帮忙他收割稻子的，他们也都唯唯是诺，毕竟若是查出他们原是要投身军旅，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但是父亲夹杂在这批人当中，无论如何掩饰，在面容、形态与举止上，都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当共军在关卡拦下且扣住他们后，也丝毫不含糊地立即将他先挑出来单独应讯。
讯问他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站在一旁着军服的，应该是军官，另一个坐在我父亲对面的，是位面相斯文，穿着便服的中年人。问完姓名（父亲当然用的是假名）、籍贯与年纪后，那穿着便服的问∶
“你和这群人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是路上遇到，结伙同行。”父亲故意用夹带着浓厚客语腔的普通话回答。
“为什么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他们已搜过身，除地图之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件。
“昨天在路上被抢，证件在行李内被一并抢走啦！所以才会与他们结伙走在一起，人多势壮嘛。”
“那你本身的职业是什么？”
“中学老师。”父亲随即将他从厦门集美师范学院毕业后，在县立武平中学教过书的履历和盘托出，因为讲起真话来可以从从容容地面不改色，不致启人疑窦。
“教那一科？”
“数学与英文。”
讯问他的共军可能有大学毕业之程度，立刻在纸上用英文写了个短句，要我父亲念出来并翻译给他听，父亲当即轻松照办。
站在一旁的军官可不含糊，此时突然插嘴，
“你为什么在地图上X镇打了个圈？”
“那是我的目的地，有亲戚住在那儿。”其实父亲心中暗喜，好在七十军军部没有经过X镇。
那军官盯着我父亲再厉声问道∶
“你刁钻得很！知道‘刘安祺’的部队在那儿吗？”
“你说的是‘刘’什么啊？”父亲听到战友“刘安祺”的名字时心头一震，心想，共军情报倒是蛮灵通的，当然只能继续装傻，抬起头来反问他。
其实在民国三十二年，刘安祺将军任陆军106师师长时，其驻防地就是在贵州札佐的马家桥，与我父亲主持的“札佐陆军演习场”不但是紧邻，两人还是时相往来的朋友呢！无巧不成书，后来刘将军驻扎在台湾凤山的“卫武营”，担任统领台湾南部近二十万陆军部队的第二军团司令时（如今的八军团），我父亲正担任在凤山复校的黄埔军校校长，再度成为“邻居”。尤有甚者，后来刘安祺将军在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调任位于台北大直的“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长时，我父亲已在该校担任教育长（等同副校长，因为那时期编制上没有副校长一职），两人关系一直是十分密切的。在此顺便解释一下这个已消失的“教育长”职衔，你还记得我们当年读中学时，不都没有“副校长”这职位，但是有教务主任与训导主任吗？几十年前在军事学校里的“教育长”一职，就是这两个主任职务的综合体，要负实际责参赞校务的。
“你在装傻！”这军官显然见识多广，举拳捶着桌子。
“那这姓刘的是干什么的？”父亲不为所动，装傻到底。
“哼，别急，我有办法知道他是否说的是实话。”穿着便服的人见状插嘴道。
“你知道谁是集美师范学院的创办人吗？”他问我父亲。
“陈嘉庚先生。”父亲毫不犹豫的立即回答。南洋富商陈嘉庚先生是父亲的恩人之一，若是没有他倾资创办义学，我父亲就没有念书深造的机会，所以一辈子都感念他的恩德。
“哦，那他确实是集美师范毕业的，可能真的是个中学老师。”穿便服的点点头，告诉那军官。
其实集美师范毕业后从军的不在少数，父亲的挚友，也同是黄埔六期毕业的林丰炳将军（福建长汀人），就是集美毕业的同班同学，两人在尽完两年教书义务后，结伴徒步到黄埔岛从军。
“记住，别把这家伙给放走啦，现在天快黑了，暂时把这些人先关起来，明天一早继续审！”那军官显然是个头子，在发号司令。
共军随后驻扎在一所学校中，我父亲这群人就被共军押到一间教室里，门虽未上锁，但是有两个士兵持枪看守着。
不久，空气中飘来饭香味，原来门口的卫兵开饭了，教室里有人就忍不住向他们要些食物，其中一个卫兵向上级报告后，居然带回来一些米，还有锅子和柴火，告诉他们：“没有剩菜了，饭嘛，自己煮。”
但是没有水怎么煮饭，所以他们又去向卫兵要水。不久卫兵就拿来一个大木桶与一根扁担∶
“难道还要我们伺候吗？自己去挑水！”卫兵觉得已“仁至义尽”啦！
“水在那儿？”有人问。
“有一条河离这儿约三百公尺，你们自己推两个人去挑吧！”卫兵指着方向。
高团长十分机伶，立刻抓住我父亲的手跳了出来，告诉卫兵∶“我们去挑！”
显然没人交待过这两个卫兵要特别看紧我父亲，所以两人从从容容地分别拿着扁担与木桶往河边走，脱离卫兵视线后，两人立即奔向河边，抱着木桶跳进水里，那可不是一条小河，其河面有近百公尺宽，水流湍急，亏得两人水性都好，随水势流了至少五公里，月光下见对岸有一片树林，乃游上岸在树林里躲藏起来歇一口气。
半世纪前，父亲讲这段历险记给我听时，我已经是高三学生，不但听得兴趣盎然，过程也牢记在心，几十年来都没有忘记。父亲告诉我，若是天明后继续审问他，肯定会露出破绽，首先是他左手腕长期戴那只天梭表，留下的淡色痕迹在天亮光线充足时，会让他们看到而起疑，那年头有资格戴手表的，社会地位不会很低。再者，X镇是他们当时行走的反方向，难道手持地图还迷了路？破绽一露，少不得会被毒刑逼供。况且，同行的那些新兵心思单纯，一旦被共军逐一讯问，焉有不露马脚之可能！若是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与我父亲同为第一期军事留学生的林潞生将军（留英，1949年在马尾要塞司令任上与共军激战时负重伤被俘，旋即被拖出医疗站遭枪决）与廖耀湘将军（留法，曾率中国远征军在中南半岛痛歼日寇，国共内战中被俘，在功德林战俘营关了十多年，被释后不久，即在文革中遭红卫兵肆意凌辱至死），他们的凄惨下场，就是典型的例子。
虽说与敌营隔着一条大河加上好几公里，还是不敢在树林里久留，两人挑水挑了半小时还没回来，必定会遭共军搜索，乃在月色下快步又走了十几里路，确定“后无追兵”时，才就地在路旁的草丛中合眼打了个盹，恢复了一些体力。
黎明时分，两人走到了一个市集，问路之后才知道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广州市的西南方，离榕城约有两天脚程（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两人饥肠辘辘，决定先去小餐馆吃顿饭。在饭馆里他俩低声商量情势，研判刘安祺将军的主力部队国军21兵团应该在粤南，负责掩护其他单位（包括父亲所属的七十军在内）撤往海南岛，乃决意往海南岛的方向走。
吃完饭，两人担心路上买不到食物，就顺便在那饭馆买了一些干粮，结账时伙计在柜台后拿出一张几天前的旧报纸（大概是羊城日报之类的广州当地报纸）来打包，父亲瞄了一眼就看到报纸上那斗大的标题“解放军即将进城”，较小的副标题是“广九铁路昨夜停驶”，再一看报纸上的日期，正是父亲动身出发欲与七十军军部会合的次日，忧心忡忡的他立即告诉高团长∶
“糟了，广九铁路停驶，我的家眷显然陷在广州，我得回去救他们。”
“报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共军将要进城，你此刻回去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与家人要死的话也得死在一块儿。”想到是他自己同意让我们母子三人去九龙投亲的，就懊恼不已，回广州的意志也更坚决。
所以父亲与高团长就在这已遗忘地名的市集分手，父亲此后三个月的境遇十分惊险与离奇，不是我在这儿用三言两语就能打发掉的。长话短说罢，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以为遭中断的广九铁路次日即恢复行驶（父亲潜返广州后才得知的），母亲在九龙也找到了姨妈全家。但父亲在回到已遭“解放”的广州后，几乎又落于敌手，侥幸再度脱险之后，展开艰辛的徒步逃亡之旅，途中，那在赣南时所感染的疟疾还不时会发作，“打摆子”时浑身虚脱，寸步难行，担心去医院会暴露身份，他只得像个乞丐似的倒卧在路边疗病，可说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幸亏老天保佑，父亲混杂在大批难民中，平安地越过了关防尚不太严的边界，我们全家才得以于1950年元月在九龙团聚，离乱数月后能侥幸重逢，可以想见父母当时的“恍若隔世”之感。
当然，那只在印度买的“天梭自动军表”，此时才又戴回到父亲的手腕上。
大陆沦陷后，我们住在九龙牛池湾的一个简陋的小铁皮屋中，父亲写信向陆军总部请求“归队”，迟迟未有确切回应，加上匆匆逃难时仅带着些随身衣物与少许银元港币，在难民营里坐食山空，父母心急如焚，那只天梭表也差点进了当铺。有些港九的朋友们劝我父亲去香港政府找个事做以维持家计，被他断然拒绝。其实父亲是英国桑赫斯特王家军校毕业生，毕业后又以英国陆军少尉官阶，在英军野战部队实习过十八个月，以此资历，在港府找个差事应该不太难，但是父亲是那种不惜把自己的命给“革”掉的“革命军人”，拿定主意要去台湾“共赴国难”。
一家四口在九龙等了足足十个月，父亲才在老长官沈发藻将军（原第四编练兵团司令官，此时已经是陆军副总司令）出面担保下，拿到了一家四口的“入台证”与船票，乘船抵基隆港，时间点已经是1950年年底了。没多久父亲就被委任为凤山陆军总部的第五署（训练）署长，负责主导陆军之各项训练，当时的总司令是孙立人将军，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在凤山的眷村里渡过的。
自195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岛上大举肃谍，一片风声鹤唳。现在看来，肃谍绝对有其必要性，由于在国共内战中国军之挫败有至少一半的因素是潜伏在高层的共谍搞鬼，例如最具决定性的徐蚌会战，就是因共谍郭汝瑰（时任国防部中将作战次长，主管国军的调度与布署）泄漏我方军队机密情资给红军，导致国军两个精锐兵团之全军覆没。
因为国府的大举肃谍，而父亲是在大陆沦陷后才逃出，所以来台之初，曾遭到政工单位的调查，幸好他的老长官们，其中包括何应钦将军（父亲曾在他的参谋总长办公室担任过英文机要秘书）及陆军副总司令沈发藻将军，都对他十分了解，出面力保，再加上老总统于抗战时也曾两度巡视“札佐演习场”，对我父亲主持的西式新兵训练单位，有着相当好的印象（所以才会在1954年命他接掌黄埔军校，是黄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长）。同时，与他结伴逃离共军控制区的高团长（他后来在粤南寻访到刘安祺将军的兵团驻地，随其撤退到台湾），此时在部队里已是师级干部，他所撰述之书面报告，包括归队之经过、时间与地点，都与两年后我父亲之证词完全吻合，同时也证实他俩虽然都曾被共军短暂拘留过，但身份均未暴露，调查单位这才让他们过关。
我记得当年自敌后脱险到九龙的将领还有罗列将军（黄埔四期，位阶甚高，是胡宗南将军西北行辕的参谋长），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罗将军曾在台湾担任过陆军总司令，卸任后调到“三军联合参谋大学”任校长，我父亲在该校任职长达五年多，担任过前后三任校长之副手，罗将军是其中第一位。他的儿子罗大任，曾是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台视”新闻主播。
我如何会迷上父亲的天梭表
小时候，我因罹患过肺结核症，身体状况极差，经常因头疼而睡不着觉或是哭闹，说也奇怪，就像我还是小Baby时一样，只要父亲把天梭表贴在我耳旁，总能让我在滴答声中安静下来。
这只表与我特别有缘，几乎是伴我长大的“玩具”。刚到台湾的那前几年，我们住在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当年军眷生活非常艰辛，物质十分缺乏，当然是没有余款给孩子们买玩具，所以我们别出心裁地适应环境。譬如说想要踢足球，但是没钱买球，所以就以空的罐头当作球，煞有其事地踢得兴高采烈，那铁罐最后当然会被踢扁掉，但是眷村里那些美国经援罐头食品之空铁罐何其多，换一个“新的”来踢就是啦。因为体弱，当别的孩子们在巷子里“踢铁罐”玩耍时，我通常只有旁观起哄的份儿。我的“独门玩具”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就是玩那只父亲的手表，而且也可以让我玩得聚精会神，自得其乐。由于它是只老古董式“自动上发条”的表，左右摇动时，还可以听到表内“钟摆”的“咚咚”上发条声，与现代的瑞士自动机械表较“宁静”的滚轮式上发条，有着明显的差别。你看，我对父亲的这只手表有多钟爱，几十年后居然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我之所以会“陶醉”于玩弄钟表，迷于那精密机件的齿轮运作，绝非偶然。你还记得在小学的算术课本中，有一套公式可以精确计算出时针与分针的十二次重叠与十二次走成直线吗？那也是勾起我对钟表好奇心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算术里的“时钟问题”，也算是一种脑力震荡（Brain teaser），与“鸡兔同笼”有异曲同工之妙。
父亲日后被调到台北上班，每个月才回南部家中两、三天而已，我就不常见到那支天梭表啦！台湾的经济起飞年代，我们家的生活环境随着逐年改善，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戴表了，甚至于中学生戴表的也不在少数。我是读初中时开始戴表的，父亲那时候在台北大直的三军联合参谋大学任教育长，每年在学员“毕业旅行”时，都得要带他们到琉球、菲律宾或是关岛的美军基地，去观摩他们的三军联合作战演习。所以老哥与我的第一只表，都是在美军基地的PX福利社买的，我俩戴的是最价廉物美的美国制“天美时”（Timex）表，虽然不是自动表，需要每天上一次发条，但是我们哥儿俩已经是“满意”加上“得意”啦！那时电子表尚未发明，所有的表都是机械表，准确度不是很高，大家也都习惯于用中国广播公司每小时播报新闻前的“哔哔”声来校正时间。
天梭表的“劫难”记
话说父亲后来在台北上班时，因眷舍仍然在凤山，所以每个月得往返南北两次，那时台湾既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往返南北单程火车就得费至少六小时，为节省旅行时间，他经常搭乘空军专机中队的“交通机”。空军专机中队用“老母机”载送“最速件”的公文，其多余之空位，就兼载出差的三军官员。
你或许对“老母机”之绰号有点儿陌生，它就是空军对C-46、C-47等运输机的昵称，这对“兄弟机”是抗战时期中国海岸线被日寇封锁时，盟军用以飞越驼峰，运载军援物质到中国的大功臣。不过C-46载货量是C-47的两倍以上，所以到了台湾后，C-47就改装成空军专机中队的客机。其实，C-47原本就是早期的民航DC-3型客机，它们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使用完全相同的零组件。
在这儿扯来扯去，无非就是想讲这天梭表与我父亲的另一个历险故事。
父亲有好几位黄埔六期的同学住在凤山，其中一位是郑果将军。郑将军就是当年的201师师长，在金门的古宁头战役中，率领该师仅存的两个团固守滩头阵地，歼灭渡海来犯之共军，也是在该战役中，唯一获颁象征最高战功“靑天白日勋章”的将领。
1960年的某一个星期天，我父亲与郑将军事先约好，要乘同一班空军专机中队的“交通机”去台北（空军专机中队是以屏东机场为主要运作基地）。那时候我父亲在总统府参军室任职，没有专用座车，郑将军则是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副司令官，配有吉普车，所以那天我父亲是准备搭郑将军的“便车”去屏东机场的。得先说明，那辆吉普车是野战用车，虽然有帆布顶，但两侧是没有车门的，当然，那年头也没有“安全带”这玩意儿。
那天中午刚过，郑将军的吉普车依约开到了我家门口，只见司机起身移到后座，原来郑将军准备亲自担任驾驶，说是两人都坐在前座，聊起天来方便一些。我父亲是搭便车的客人，当然是“客随主便”，没有异议。半分钟不到，吉普车就消失在巷口。
早年由凤山往屏东的公路是一条约五、六公尺宽，两线对开的简陋柏油路，车速大致是每小时不到六十公里（相当于时速四十英哩），以今日之标准，那算是很慢的速度。这“凤屏公路”在进入屏东市区前，得跨越一条宽阔的高屏溪。原先在日本殖民时代就建有一座水泥桥，已年久失修，而且由于上游冲来的砂石沉积河床，其桥面之高度就相对降低，每逢台风季节，洪水常会淹到离桥面仅几吋处，成了一座“危桥”，造成交通中断不说，桥墩与栏杆也因多年来被上游冲来的大树干持续撞击而受损，已不值得花经费去修缮了。
大约是1950年代中，一条比旧桥要高约三公尺的新水泥桥建成，新桥面与桥下之沙洲距离也增达十公尺左右，桥前靠西边的那条引道是一个弯路，也因此而垫高了三公尺。新桥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就称它为高屏溪大桥吧！
在开往屏东的路上，郑将军就已在抱怨这吉普车的方向盘好像有一点“打空”，不太听“使唤”，但是两人为赶时间，没有停车检查，郑将军只是交待坐在后座的司机，回营之后要找维修单位检查一下。这些美国军援的野战吉普车，在移交给国军之前，大部分曾在二战战场上被盟军彻底“折腾”过，它们都已有至少十五年以上之车龄，我当年在台湾服兵役时曾经在花莲机场试开过这款吉普车，感觉上它就是有些“松散”，开起来不那么“得心应手”，而且操作也十分“原始”，没有像现在的方向盘与刹车等，有引擎的“助力”。
车子开上高屏溪大桥之前，得要开上前段提到过的弯坡，郑将军在使力转方向盘时，突然听到“喀喳”一声，方向盘打了个空，显然是与操作前轮之齿轮箱脱节啦！郑将军大喝一声“糟了”，吉普车直向桥前冲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一个“鸽子翻身”跃下车，在柏油路上翻滚了好几次才停下，吉普车则在惊呼声中飞落好几公尺的桥下。
父亲身上穿着的军常服被磨破了不说，膝盖手肘都受了皮肉之伤，形象相当狼狈，因为关心郑将军与司机之安危，还来不及整理自己，就匆匆赶到弯坡的堤边去伸头探望，只见吉普车居然没有翻覆，四平八稳地“躺”在沙洲上，连呼数声无人回应，赶紧绕到桥下一探究竟，发现两人身体似乎都毫发未伤，但皆不省人事地倒在车上，父亲乃回到公路上求援。
在这儿就长话短说罢，郑将军与司机显然有脑震荡的现象，但后来送医休养得以完全康复。父亲的皮肉之伤对他而言是件小事，但是他那只“天梭军表”在车祸中摔得很惨，表面严重磨损不说，它的“五脏六腑”八成都“震离了位”，换了新表面后，就再也不像以前走得那么准啦。
天梭表的“退休”
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由高雄中学插班到台北念建国中学，与父亲同住在大直三军联合参谋大学中的宿舍里（在他的套房中挤进一张行军床），此时那只“天梭”表还戴在他的手腕上，虽然每年进修表店去清洗一次，似乎愈洗愈糟，但是父亲手头拮据，买不起新表。
有一晚父子俩在灯下商量，该如何赚些外快买只新“天梭”表，结论居然是“写稿子”！其实我一年前就已有投稿经验，那是在雄中念高二时，曾在“中副”（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两篇几百字的短文，稿费数十元，都交给父母亲作为家用了。但是此时我正在准备“生死攸关”的大专联考，父亲不准我“搞外务”，要我除应付联考之外，别花心思在写作上。不过我还是抽出时间帮父亲校对过几篇他写的稿子，也就是对照父亲的手书原稿，校正秘书打字的稿子。他是“三军联合作战月刊”的特约专栏作家，这些文章全是“军事战略理论”与国共内战各大战役之检讨分析，我对其内容完全“雾煞煞”，只负责找可能会有打错的字而已。
五年后我由马祖前线服兵役返台，在负笈美国前夕，父亲告诉我已经积存了不少稿酬（他此时虽已从军职退休，但仍经常受邀在各刊物上撰稿），快要够买一只新手表啦，我还好奇地问∶
“怎么五年来累积的稿费都还不够买只新表呢？”我念大学四年加上服兵役一年。
“因为部分稿酬被用来凑足你的机票费用啦。”父亲还来不及回答，母亲在一旁插嘴说。
我的单程赴美机票是两万台币，那是旅行社的单程学生包机“特价”，以当时台币与美金四十比一的汇率而言，票价是五百美元，相当于现在的至少四千美元以上，而且还是“单程”耶，而台湾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新台币两百元一钱，两万台币不就等于是十两黄金哪！简直贵得离谱。
在美国的头两年，我曾在中央日报海外版登过两篇稿子，稿费大概有新台币五、六百元，全请报社寄到台北家中。1972年某日，父亲在家书中得意地告诉我，我的新稿费是“临门的一脚”，让他买到了一只新手表──瑞士制的英纳格（Enicar）自动表。屈指一算，父亲那只天梭表已在他手腕上戴了近三十年，也该“退休”了。我对这英纳格表印象不深，它应该是与天梭表价位相当的瑞士机械表。我于离台十一年后的1980年因公返台，父亲手腕上的表就是英纳格表，我问那只我印象深刻的天梭表之下落，他的回答让我一阵怅然，原来买英纳格表的钱还差几百块钱，旧天梭表竟被表店以抵价（Trade-in）方式拿走了。
时间点加速到1992年初，坚持不愿意移民美国的父亲已高龄八十八，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我们乃积极筹划接他来美国。1965年，父亲自军职退休后，误信某友人之游说，将退休金全数投资在一间餐馆里，不料该餐馆竟在数月后即恶性倒闭。父亲生活无着，只好在几所大专院校里兼课教英文糊口，但收入微薄。母亲为维持家计，乃远赴美国担任针灸医师，每年才返台一、两次，所以有近二十年的时间父亲是独居在台的。他八十岁以后的日常生活打理，是由好几位机械化学校（装甲兵学校之前身）战车队第一期学生（包括许道祥、张俊杰、蒋梦辉、李占秀与闵克新等在内）的几位眷属们轮流担任的，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显然非比寻常，学生们对我父亲的盛情与照应，也是我一辈子都铭记感念于心的。
父亲于1992年来美依亲，在德州李察逊的家中小住了三个多月，他手腕上的表还是那只父子俩用稿费换来的英纳格机械自动表，屈指一算也有足足二十年表龄了，外型已破旧不堪，若是不小心沾了水，表面内居然会“雾气腾腾”，显然出了什么问题，我拿起放大镜仔细端详，发现表的下方明显地有个裂痕，原来父亲在离台之前，心想着美国人工不便宜，不如在台湾的修理店花点钱先清洗一下，至少可保用个两、三年，可能就是这最后一次清洗，大概技师在转紧表盖时用力太猛，把表壳搞裂了，形同报废，但是时过境迁，也无法追究，只得徒呼奈何。
于是我请父亲在我“收藏”的众多手表中选一个来替代，结果父亲选了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买的一只美国制造的“天美时”﹝Timex﹞全钢自动表，戴上这只看起来还不太旧的天美时表后，父亲可得意啦，喜孜孜的说：
“嘻！这只表可全是你出资买的。”
父亲清贫出身，一向节俭成性，舍不得吃，舍不得买，舍不得穿，还又舍不得用，其实这一连串的“舍不得”，还不都是为了照应家小。父亲一辈子乐天知命，区区一只平价旧表就能让他这么高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让我感伤的。
父亲的第二只天梭表
父亲恬淡一生，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的有规律，天明即起，自四十多岁开始，晨起梳理后，立刻打一趟太极拳，早餐后出们散步至少半小时，眷村改建之后，搬到一座公寓的三楼，八十岁时还可以自行上下楼梯（未使用电梯）。
但是就像钟表一样，“人”也有“老旧”的时候，1994年某日，我飞往旧金山省亲，发现父亲的体力已大不如前，只见他前一分钟还坐在沙发上与我话家常，后一分钟就垂下头打起盹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有心脏衰竭之病征，活动力降低许多（可能也与所服药物亦有关）。难怪父亲曾在长途电话中曾抱怨过那只我给他戴上的“天美时”自动表，说它时走时停。到了旧金山，亲眼见到原本精神抖擞，每天可以绕着街坊转几圈散步的他，虚弱得连讲几句话都要停顿一下，不禁心中恻然。此时只有黯然认知，父亲已不适宜带那需要靠手臂活动来上发条的自动表了。
我就近开车到二十多英里外的百货公司，在众多的品牌中，特意选购了一只电动的天梭表，它比同品牌的机械表要稍微便宜些，重要的是它用锂电池驱动，适合活动力大减的父亲。
记得当我替父亲戴上这只电动天梭表时，他满布风霜的脸庞展现着满足且灿烂的笑容，开心地说；“又戴回天梭表啦！”能让父亲如此开颜，也是我毕生最得意的时刻之一。
细数我二十四岁以后，直到父亲逝世的1995年，这漫长的二十六年中，我们父子俩相聚的日子只有不到百余日而已，虽然其间有我哥嫂曾间歇性地照料过他的起居（嫂嫂是护士），但我对他老人家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回馈，这也是我内心深处十分遗憾的事。
父亲逝世后，是依佛礼土葬在旧金山半月湾山顶的百龄园墓园中，我原本是要将那只电动天梭表让父亲带着走的，但是替父亲颂经的师父却交待我们，棺木内不宜放任何金属物件，所以母亲将那只电动天梭表拿出，交给我保存至今。父亲“两袖清风”，留下的遗物寥寥可数，主要的是他的一些亲笔手稿，所以，我在这儿所写的“父亲粤西历险记”，父亲不仅曾口头以“讲故事”的方式讲给我们兄弟俩听过，也被他老人家亲自用文字详细纪录下来了。
兼谈闹钟的故事
既然喜爱把玩手表，自然对属于它近亲的“钟”也有兴趣。手表戴在父亲的手腕上，当然不是随时可以拿来玩，所以柜台上的闹钟就常被我当成玩具来玩，小时候没有什么机械常识，这台闹钟常被我整得“死去活来”，譬如说，那算是闹钟心脏的“发条”，就曾被我拧断过两次，非得送修不可。
那是只美国制造的Westclox机械闹钟，钟顶有两个铃铛，启动时可以“闹”得个“震天巨响”，它是父亲于1953年，为我们国军军官养成教育制度现代化（督导黄埔军校仿美国西点军校四年制，毕业时授以学士学位）而访问美国时所买的，父亲这次专访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住在西点校区内，每天得要准时起床才行，所以买了这闹钟。返国时当然也就带了回来，成了每天早上闹醒我们兄弟俩起床上学的“必需品”。
上面已说过，我自幼就对钟表规律的滴答声“情有独钟”，这只Westclox机械闹钟的滴答声又特别大，夜深人静时更是清晰，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滴答声中渡过的。
或许是因为南台湾湿度特别重，让这铁制闹钟的内部机件生锈，走得愈来愈慢，念省立凤山中学初中部时，每天都得准时起床去搭公车上学，所以我经常把时间拨快些，以应付闹钟的“怠工”。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拿着工具把闹钟拆开来研究，觉得机件有点锈蚀的样子，乃拿起一个机油罐在闹钟机件上点了几滴机油，这机油罐是我父亲维修家中脚踏车所使用的，常见他在脚踏车走得“不顺”时，拿起油罐子点几滴机油就修好啦，所以我以为全天下的机械都可以“如法泡制”。那知道点了机油以后，这闹钟居然由“怠工”进阶为“罢工”，完全停摆啦！我们兄弟俩当时都没有戴手表，所以对这台闹钟之依赖性颇重，被我给整坏了就非得上街找人修理不可。
民国四十年代，凤山镇还是高雄县的县治，主街名中山路，中山路在横跨凤山溪时，建有一座混凝土桥，桥东是我们住的眷村（黄埔新村）所在，桥西是凤山当年的商业区，桥边有间两百多年历史的古寺──龙山寺，离寺仅十余公尺处，有一间名为“三九钟表修理店”，由于店内兼营“集邮”业务，我当时也是个集邮迷，算是他们的常客，与那位钟表修理师傅搞得很熟，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罢工”的闹钟拿去找他整修。
父亲的这只闹钟当年在美国大概是花了两块美金买的，两块美金那时约等于八十元新台币，但进口台湾后的市价，必定会超过两百元，当时勉强可以算是中等“奢侈品”，所以当钟表修理师傅告诉我，机械钟需要像手表一般的定期清洗保养，修理费用是十元新台币时，我们立刻掏了十块钱出来预付给他，言明两天后交货。
两天后我去取闹钟时，师傅气急败坏的问我∶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们在闹钟里加了些‘乱七八糟’的油？”
“不是‘乱七八糟’的油，那是我父亲修脚踏车时用的润滑油。”我实话实说。
“唉呀，脚踏车用的润滑油怎么可以加在闹钟里！”
“不都是机械润滑油吗？”我还强辩。
“脚踏车用的是重油，钟表用的是轻油，当然不一样！”师傅强忍怒气，给我上了一课。
“为了洗干净你在闹钟里放的重机械油，报废了我超音波洗表机里的一池子昂贵轻油，那儿是十块钱工钱就可以解决的。”师傅火冒三丈。
“那……那我回家与父亲商量，看是否再补你一点修理费吧。”我有点儿心虚。
“算了，记得下次别犯同样错误就是啦。”我那时才十三、四岁，师傅显然原谅了我年幼无知。
那修好的Westclox机械闹钟十分耐用，它曾陪着我渡过童年与大学时期，也伴我到马祖前线服兵役，还在1969年随我到了美国。但是后来它又开始时走时停，让我烦恼不已，美国人工不便宜，不值得送修，我只好在学校附近的商店里，花了大约三块多钱买了一只新的Westclox机械闹钟。
这只新钟陪伴了我约十年后，又开始“闹意见”，每天会慢个十几分钟，八十年代初虽然还没有发明电子钟，但是已有了“交流电钟”，比机械闹钟还稍微便宜一点点，“交流电钟”的好处是不必每天上发条，也比机械钟准很多，它的简单原理是运用美国交流电的载波为“六十周”﹝也就是60 Hz﹞，以其载波来推动秒针，恰好是一分钟六十秒，所比起机械闹钟来，算是“奇准无比”，缺点是一旦停了电，停电多久它就会“罢工”多久，复电后是不会自动调回到正确时间的。
为省钱之计，我买了只“交流电钟”，终于与机械闹钟说“摆摆”啦！
现在随着电子业的蓬勃兴起，几乎人人都随身带着手机，除了有行动电话之作用，其他如计时、计算机、传简讯、电子邮件、即时世界新闻、地图与全球定位系统等，都是它最基本的功能，除非是在人烟稀少，没有“基地台”的地区，手机已经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闹钟”也是手机功能之一小部分。我估计二十年后，你若想要去买个“闹钟”，就只能在古董店里找到它啦！
现在是“手机”世代，不论男女老少，人手一支。手机都有计时的功能，还需要戴表吗？是的，许多年轻人已经觉得戴表是个累赘，但是若是手腕上戴只表，可以不需要花几秒钟打开手机后才能知道时间，自有其方便性。几十年来，“表”的本身也历经了很彻底的革新，廉价的电子表充斥市场，用“晶体”控制的电子表虽然比机械表要精准得多，价格也低个好几倍，其缺点是每隔两、三年就得要更换驱动马达的锂电池。
那么“机械表”像“机械闹钟”一样被淘汰了吗？答案是“还没有”。瑞士制造的高价位机械表成了装饰品与彰显“社会地位”的标志，荷包满满的人还是以手戴瑞士金表为荣。例如一只精巧的名牌瑞士表，配以不受地心引力影响的“陀飞轮”计秒器（Tourbillion），居然可以卖到至少十几万美金以上，因年产量稀少，还有不少富翁趋之若鹜，排队预定哪！
香港有一位名叫矫大羽的中国钟表技师，根据原有的“陀飞轮”理论，创造出一个崭新且简化了的“飞天陀飞轮”（Flying Tourbillion），不但拿到欧美之专利，也让某些“非瑞士名牌”但具有“陀飞轮”性能的手表，价格直降到两千元以下。
我认为有朝一日，现在的手机“基地台”也将逐渐消失，所有的手机都会成为卫星电话，靠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来通话，即使在茫茫大海之中也可以发挥其作用。我如此预测是有根据的，手机（行动电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问世时，其体积是“肩负式”的，重达十好几磅，外出时得挂在肩膀上，与现在“背负式”的卫星电话重量与大小差不多。以之推算，在二十年之内，我可以想见卫星电话也会缩减到现在之手机之大小，而其功能则至少会扩张一倍以上，也许我以现在的七旬之年，还有机会在有生之年亲身体验到这“奇迹”呢！
我自“幼”就爱手表，长大以后一本初衷，爱表成痴，看到喜欢的表就毫不犹豫地掏腰包，如今已搜集了上百只手表，不过除了极少数的几只表外，绝大部分都是些不到五十美元的表，其中一半以上是机械表，而且几乎每只表都曾被我用买来的精密钟表工具打开来“研究”过。唉，您也别见笑，被我这“表痴”打开来“研究”过的机械表，有不少是回复不了原状而报废的。
那我这“爱表”之人现在戴的是什么表呢？我是个懒人，喜欢电子表的精准但懒得经常更换电池，所以我平常戴的是一只用“光能”充电的原子表，就不必再忧虑电池的寿命长短，锂电池在有日光或是室内灯光下会充电，它还在每天凌晨时分，自动接受位于科罗拉多州，用美国标准局原子钟所发出的电波来校正时间，以保证它每年之误差，不会超过国际标准的数百万分之一秒。最近看到网路上有厂商在卖与原子钟精确度相当的“国际旅行电子表”，戴着它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之任何角落，靠卫星发出的电波，自动调整成当地之标准时间。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产品之精巧与功能之神奇，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电子工业技术突飞猛进，当我们还在惊叹着某型手机是十几奈米的电子产品时，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已开发出三奈米的技术，可以想见在不久之将来，手机的功能与速度，还会再跨越一大步。说不定几年后，积体电路会发展到以“原子”的大小来计算其间距。科技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且拭目以待罢！
后记
父亲是贫农出身，一向过着非常恬淡而简朴的生活，这两只中价位的手表，就算是他这辈子的“奢侈品”了，在他的细心“呵护”保养下，足足为他服务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也因为对这两只手表的深刻印象，才让我有所感触地写成这篇文章。
“亲情”经常是我写作的原动力，所以从“钟”与“表”的历史，又扯出了一些多年来萦绕在我脑海深层，与父母亲有关的几个故事。我的父母亲虽然只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但是若非他们为家庭所作的牺牲与奋斗，就没有我的今天。将这思维再延伸解读，我们这一代（本省人与外省第二代）在台湾所过的平顺日子，不也都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上一代之牺牲与奋斗吗？
随着年岁的增长与在社会上的历练，我对百年来的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局，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知，对在近代史中的杰出人物，更是充满着感恩之心与感激之情，下笔为文之时，常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以我景仰的“老总统”蒋中正为例，没有他的睿智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日寇早就乘“甲午战争”之势而覆亡中国，只可惜躲在陕北窑洞里的中共，因国府抵御外侮无暇兼顾而坐大，以至于红潮席卷神州后的前三十年，有上亿的炎黄子孙遭毛泽东迫害至死。
退守台湾的国府，在“老总统”的高瞻远瞩下，不但延续了中华文化之命脉，也成功地完成了和平的土地改革，六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再加上宪政的实施，相较于同时期对岸腥风血雨的“三反五反”、“十年文革”等暴政，岂止有天壤之别！中华民国的和平土改经验，甚至被联合国列为榜样，到台湾聘请专家们，积极推广至亚、非各第三世界国家，很值得我们华人引以为傲的。
我当然有自知之明，只凭个人的一点“涓滴信念”，写得再勤，讲得再多，都不足以立即推翻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中国近代史上所编的那一大套谎言。但是如果有更多具正义感的中华儿女能起而响应，将我们共同的“涓滴信念”汇聚成滔滔洪流，有朝一日，中共的伪造历史终将被正义之文冲洗尽净，历史真相一定会还原的！
前监察院院长，曾参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于右任先生，于民国元年在上海与中山先生、胡汉民、蔡元培等一同庆祝共和国诞生时，曾赋诗一首；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低徊海上成功宴
万里江山酒一杯
右老，青春或许不易唤回，但我们这群晚辈将禀承您的遗志，绝不会任由“青史尽成灰”的。
【谢行昌，2017年12月于美国德州】
责任编辑：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