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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9日讯】官方的《中国青年报》最近罕见地登载了一篇讨论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文章。通过援引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的一项调查数据，这篇署名童大焕文章透露，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两年间累计的资本外逃数额为五百三十多亿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两年间中国实际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和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左右。人们普遍认为，囿于资本外逃数据统计方面存在困难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官方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资本外逃的数额。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估计，这两年间资本外逃的真正规模应该在一千亿美元左右。
作为一个需要建设资金的发展中的国家，大量的资金流向国外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从社会对资本投资的需求看，中国远未达到投资饱和的程度。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在年均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八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每年能吸收七百万左右的就业人口。也就是说，每吸收一百万的就业人口需要高于百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和百分之三左右的投资增长来维持。按照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城乡的失业人口高达两亿五千万左右，仍然亟需大量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来缓解沉重的就业压力。从资本供给的角度看，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金相对缺乏的国家，因此资本在这里应该能得到相对较高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正常的资本流向应该是向内流入，而不应该是向外流出。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如此之多的资本放弃潜在的高资本回报而逃之夭夭呢？至少有三个原因不能忽视。
一是大量来历不明和来历不正的财产急于转移到海外。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是有目共睹。近些年来，在完全没有民主保障和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为手持权力的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了瓜分公有财产绝好机会。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的不满也在逐渐增强。那些窃据了大量公有财产的社会蛀虫们深知他们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越来越担心自身财产的安全。他们不断加大财产向海外转移的力度是资金外逃的现象日益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市场结构不合理。中国仍然有大量的经济领域为国家资本所垄断，最为明显的行业包括电讯业、铁路运输业、航空业、银行业、保险业等等。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的企业享有高额利润，消费者仍然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不少在二十多年里逐渐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根本无法进入这些行业竞争与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已经被迫逐步向外国资本开放这些行业，但是对民族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的严格限制却丝毫没有放松。这种政策使得不少民族资本由于在国内得不到公正的投资机会而流向海外寻找出路。
三是由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仍然享有过大的权力和经济活动的非法制化而加大了民营资本的运作成本，迫使他们退出中国市场。各级政府官员在土地使用、资金调度、市场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权限过大，这样在使得官员们持有广大的以权寻租空间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私人资本投资的隐性成本和资本回收的不确定性。于是，把大量资金从中国赶向投资隐性成本小和不确定性小的法制国家变成了私人资本的一项自然选择。
历史证明，控制资本外逃绝不是一个简单控制资本账户所能奏效的。它需要调整产业政策、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法制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开放舆论监督和实现社会民主等综合治理措施。眼下看来，中国政府似乎还没有这样做的决心。 (自由亚洲电台/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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