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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3日讯】27 无形的战线

1950年2月中旬﹐中国腹地乍暖还寒﹐但在天府之国﹐已是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季节了。

那天早晨﹐在雾都重庆码头上﹐我在迷雾中背着背包﹐挎上军用挎袋(这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登上开往上海的客轮﹐回头向岸上送行的战友们挥手告别﹐从此顺流而下……

大江两岸风光绮丽﹐令人游目骋怀﹐尤其是三峡的惊涛骇浪﹐更重重地叩击了我的心弦。“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然而现在我已踏上新的征途﹐我将离开这美丽的国土﹐眷恋的心情是无法控制的。

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呢﹖难以预料。我的任务是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也许要随东海舰队冒着枪林弹雨而去﹐也许让我在战斗打响前﹐潜入敌营﹐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两种可能都要求我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股强劲的江风吹来﹐拂乱了我的头发。面对着滔滔江水﹐我心中涌起一首壮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那时的心情是何等悲壮﹐真叫“壮怀激烈”﹗

然而想不到十天以后﹐我却闯进了一条无形战线的战壕里。

当我第二次走进一座幽静的花园别墅后﹐和蔼可亲的老局长又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

“骆同志﹐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一下﹐根据你的情况和革命的需要﹐决定暂时留你在这里工作﹐直到解放台湾的战斗打响后再说。”随后﹐他拎起电话﹐说﹕“请安纳同志来一下。”

一会儿﹐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同志轻轻地走进来。她﹐看上去约二十岁上下﹐年轻标致﹐细眉大眼﹐短发齐耳﹐老蓝色的列宁装掩不住她的秀气﹐反而衬托出她那一种难以言表的魅力。

局长兴奋地对她说﹕

“安纳同志﹐这位就是我们昨天讨论的骆驼同志﹐你去跟他谈谈吧。”然后又对我介绍说﹕“安纳同志是秘书科的科长。你的领导﹐你们去谈谈吧。”

安纳把一只手伸给我﹕“欢迎欢迎﹗”一笑之间﹐细嫩白皙的腮邦上出现了一个浅浅的酒窝。她的手是软绵绵的﹐热乎乎的﹐她只是伸给我﹐让我握。这是一种常从电影里见到的少奶奶的握手方式。表示矜持和雍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握这样的手﹐心里感觉颇不自在﹐心想﹕“这黄毛丫头竟会是我的顶头上司﹗”

她带我离开局长的办公室﹐顺着长长的走廊向秘书科走去。一路上热情地对我说﹐她从我的干部档案中知道我是青年团员﹐又两次被评为学习模范﹐还会写文章﹐她非常高兴迎来我这样一个人才﹐秘书科正是我的用武之地。这诚恳的态度﹐简洁的表述﹐恰当的用词﹐使我觉得她是个有能力的人。

走进秘书科﹐她好像已经成了我的老朋友﹐大声向大家说﹕“我们的小骆同志来了﹗”然后在欢笑声中向我逐个介绍说﹕“这位是老陈同志﹐那位是老李﹐靠窗的一位是小刘。”最后告诉我哪张写字台是我的办公桌。我刚想坐下﹐科长又对我说﹕“今天你刚来﹐不忙工作﹐局长要我同你谈谈﹐咱们就先到会客室去坐一会儿吧。”

这是一间虽不十分宽敞﹐但却设备齐全舒适的会客室。我们俩面对面坐在沙发上﹐她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来﹕“因为你是团员﹐是党的亲密助手﹐我们就对你十分信任﹐所以一上来就可以向你交底。”她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但仍旧是亲切的。“我们这个局是情报机关﹐纪律严格﹐平时同志之间不得随便打听对方的工作﹐是你应该知道的事﹐组织上会主动告诉你。你不应该知的事﹐你不得乱打听。三楼是机要重地﹐你不要上三楼。你是刚从部队下来的﹐部队的生活很简朴﹐革命气氛浓﹐而这里的气氛则松松垮垮﹐没有人穿军装。现在就你一个人穿﹐不过要换的。大家都穿便装﹐这也是工作需要。刚才你看到的老李同志穿了一件大红毛线衫。小刘穿的是绿呢短大衣﹐而老陈则穿的是西装革履。你可能看不惯﹐可是你要习惯起来﹐这里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地下钻上来的。噢﹐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是在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有各的脾气﹐不像部队那样整齐……噢﹐我看你穿的比较单薄﹐冷不冷﹖要是需要的话﹐我下午可以回家把我儿子的毛线衣带来一件给你穿﹐他的个头和你差不多……”

我的天﹗她还有儿子﹗还和我的个头差不多﹗我对她的年龄估计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不能不钦佩上海女人的保养有方。

这次谈话有如部队里的战前动员﹐对我起到了一定的鼓动作用。“情报”这个神秘字眼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我一下子就安心了。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在这个生疏的环境里前前后后转了一圈。安纳科长告诉我﹐这座花园别墅原是大流氓杜月生的住宅。三层楼﹐各个房间都设备齐全﹐舒适﹐底层是个舞厅﹐现改为会议室﹐中间一张长长的会议桌﹐罩着雪白的花边台布。靠墙是一圈松软厚实的大沙发﹐窗下立着一架大钢琴﹐窗外﹐一条爬满紫藤的长廊从客厅通往大门﹐将庭院一分为二。左边是一个大草坪﹐也是网球场。右边是小径通幽﹐有小树林﹐假山和小桥流水。后院是汽车库和篮排球场﹐这对我来说又是一堂教育课﹐它让我知道了资产阶级生活是何等奢侈。然而现在﹐这些豪华设备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为人民服务了。

然而我们这些革命者在这里的生活相对地讲仍是“艰苦”的。由于刚刚解放﹐大家都没有薪金﹐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有一万七千元老人民币的津贴费﹐合现在的人民币一元七角。衣着方面﹐每人发一套灰色中山装。(女同志穿列宁装)﹐伙食是大锅饭﹐食堂里八人一桌﹐从局长到勤杂工都同桌就餐﹐真叫平等。

可是不久﹐我发现一些女同志往往把列宁装一脱就露出了鲜艳的上衣﹐有各种颜色的毛线衣和小棉袄。有些男同志不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西装革履﹐对此﹐我总觉得有些不自在。

渐渐地﹐我又发现同志之间也有些不健康的表现﹐有一天安纳穿一件粉红色绒线衫伏案写字﹐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笑呵呵走进来﹐轻浮地说﹕“我说呢﹐怎么这么亮﹐原来大美人在这里哪。”安纳抬起头﹐笑出一个小酒窝﹕“你这个大老鼠﹐我正要找你哪﹗……”

那人谈完工作走了以后﹐我用一种厌恶的口气问安纳﹕“你怎么喊他‘大老鼠’﹖”安纳仍旧笑着回答﹕“他姓舒﹐所以大家喊他‘老舒’。你别看他貌不惊人﹐他是我们局的掩护机关进出口公司的大经理﹐许多外派人员都由他安排通路。”我无话可说了。

我知道﹐所谓“外派人员”就是派到外国去的情报人员﹐俗称“特务”。当初如果派我去台湾﹐也得由这个“大老鼠”安排。

有一天﹐我跑外勤﹐来不及回来吃午饭﹐便走进一家小面馆﹐叫了一碗阳春面﹐按规定﹐出差的饭钱﹐一餐可报销三千六百元(即现在的三角六分)﹐而一碗阳春面的价钱是一千五百元﹐这样我就可以节省二千一百元﹐这便是“外快”。我隔桌坐着一位穿美军夹克的男顾客﹐他正在吃一碗鸡丝面﹐那是五千元一碗的﹐只见他用筷子一挑﹐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但我并不羡慕﹐我为自己的艰苦朴素而自豪。我的阳春面刚送上来﹐又来了一位男顾客﹐坐在我的对面﹐这人个头壮实﹐浓眉大眼﹐有一股英武气概﹐态度却是温和的。他穿的是和我一样的老灰色干部服(中山装)﹐不同的是﹐我胸前别有“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徽章(这是受人尊敬的干部标志)﹐而他却没有别任何标志﹐落座时﹐他礼貌地向我微笑点头﹐然后也叫了一碗阳春面。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大声叫起来﹐惊动了所有的顾客。只见店主厉声训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昨天你说你忘记带钱了﹐我容许你今天带来﹐今天你又没带﹐我能老让你白吃吗﹖我这小本生意怎能招待得起你这样的顾客﹖”那老头脸色灰白﹐只低头听训。我顿时觉得一阵酸楚﹐忙走过去说﹕“老板﹐你让他走吧﹐他的面钱我来付。”

老板一怔﹐随后对老头说﹕“好啦﹗你今天走运﹐遇到好人了﹐这位同志代你付钱﹐你走吧﹐下次别再来了。”

那老人向我鞠了一个大躬﹐千感万谢地走了。我回到原来座位上时﹐对面的这位男同志向我微笑点头﹐表示赞许。我很有感触地说﹕“解放了﹐不应该再有这种现象了。”

“可是也不可能一解放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过今天你做得对。”

这人吃得很快﹐和我同时完成“任务”。当我掏钱时﹐我意外地发觉皮夹子没有了﹗我六神无主地摸遍了所有的口袋﹐“真糟糕﹐我还要替别人付账呢﹐连自己的一份也付不出了﹗”我气急败坏地对老板说﹕“对不起﹐先欠一下﹐一个钟头内一准送来。”

老板宽容地说﹕“没关系﹐没关系﹗”

这时对面那位同志开腔了﹕“我付三个人的。”又朝我说﹕“我是向你学习呀。”

我坚决不肯﹐说﹕“咱们素不相识﹐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将来没法还你。” “哈﹐这点小事﹐还啥﹗你是干部﹐我也是干部﹐一家人嘛﹐老板﹐给﹐四千五﹗”

老板还不错﹐他只收了两碗面钱﹐说那老头的面免费了。

这时我无意中瞥了一眼那位穿美军夹克的顾客﹐他早已不在了﹐桌上剩下半碗鸡丝面。我心里嘀咕﹕这人准是个资产阶级大少爷﹐应该好好改造改造。

就这样欢欢喜喜离开了饭店﹐和那位“食友”分手后﹐我很后悔没有问他的姓名和地址。可是万万没想到﹐吃晚饭时﹐却在饭厅里遇见了他﹐两人几乎同时说﹕“啊﹐你也在这里工作﹗”这时他的胸前已经别上了和我同样的徽章。

原来他是我们局新来的办公室主任兼人事科长老柏同志。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位工农干部。

由于我们二人在同事之前就已经彼此有了好感﹐所以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可以说是很融洽的上下级关系。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老柏同志突然十分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小骆啊﹐我要好好同你谈谈。”

他把我拖到他的办公室﹐还没坐定﹐他就开腔了﹕“嗨﹐世界上的事怎么这样巧﹗咱们在饭馆相识就够巧的了。现在我又从你的材料里发现另一桩巧事—你的入团介绍人是孙光明﹖这老孙可是个好同志啊。”原来孙光明是他的老部下。那时老柏是团政委﹐孙光明是他这一团里的一名排长﹐战斗英雄。

“孙指导员真好﹗”我赞叹说﹕“你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只听说他在军大结业时被评为优秀指导员﹐并转到重庆军大当教导员了。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从此以后﹐我们这两个从部队下来的人就成了亲密战友。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我们一方面不满于一些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另一方面又很钦佩他们钻进敌人肚里战斗的大无畏精神。

一天﹐老柏又发现了新大陆。他又把我拖到办公室﹐向我出示一张照片﹕“这个人你还认识吗﹖”

“噢﹐这不就是那天吃鸡丝面的人吗﹖他还剩了半碗面﹐我对他的铺张浪费很不满。”

“嘿嘿﹐他是我们的老肖同志。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上海解放前﹐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坦克手﹐汤恩伯很信任他﹐有时还坐他的坦克在前沿阵地视察。他曾打电报请示组织要不要把载有汤恩伯的坦克开到解放军阵地﹐生俘汤恩伯﹐组织上没批准。”

“呀﹐怎么不批准呢﹖活捉汤司令多带劲啊。”

“你这想法太幼稚了。如果敌人发觉他们的坦克往我们这边开﹐那他们不要竭尽全力﹐用一切手段把这辆坦克炸毁吗﹖那样﹐我们的同志不就和汤恩伯同归于尽了。”

“那么这位老肖同志现在在哪里﹖”

“在公安局﹐带一个外侦队﹐一百多号人﹐为公安局和我们局两方面工作。”

后来﹐为了提高大家的业务知识﹐请老肖同志到局里来作一次报告﹐讲题是﹕“盯梢”。

“盯梢”就是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我们的老肖同志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侦察员的活动神出鬼没﹐错综复杂﹐简直像一个个侦探故事﹐句句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由此我知道了外侦工作十分艰苦。他们根本就很少吃上一顿安稳饭﹐也很少睡上一个安稳觉﹐每每尾随一个对象进了饭馆﹐还没吃到一半﹐对象走了﹐我们的侦察员也只好丢下饭碗跟上去。唉﹐我真不该为了那半碗鸡丝面而冤枉老肖。

“五一”节到了。组织上要我带上礼物去慰问病员吕明同志。这是我头一次会见此人。刚走进他的家门﹐就听到从里面传出雷鸣般的吼叫﹕“妈的﹗我枪毙你﹗”进去一看﹐躺在床上的吕明正用手枪对着警卫员。另外他的妻子则跪在一边流泪。见我拎着礼物进来﹐那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对此﹐我十分恼火﹐回来向老柏汇报﹐老柏也忿忿地说﹕“奶奶的﹗对党作了点贡献就可以无法无天吗﹖决不能容忍这种军阀作风发展下去﹗……不过﹐唉……”接着老柏告诉我﹐这个吕明原是国民党空军﹐从小就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参加空军后秘密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后被送去美国深造﹐在地下做了不少工作。最后解放时在香港策反了“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他亲自拖病带领一批飞行员驾驶八架飞机飞到北平﹐受到周恩来亲自接见。他当时就患着肾脏病﹐一下飞机就送进医院﹐中央特地派两名警卫员侍候他。他因为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做事﹐所以难免有军阀作风﹐脾气很坏。这也难怪﹐听到这里﹐我对吕明油然而生敬意。

后来﹐我又一次慰问他时﹐他已住进华东医院。我走进病房时﹐见有两个女同志陪着他﹐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他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匆匆寒喧几句﹐贺子珍就离去了。我问吕明﹕“这个人怎么和毛主席的夫人同名﹖”吕明笑笑﹕“她就是毛主席的前妻。”

以后不久﹐吕明就病故在这家医院里。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的脾气大改﹐对妻子特别恩爱体贴﹐如今他盍然而逝﹐他的妻子悲痛欲绝。

这个杜公馆只是我们局的“局本部”﹐人数也不多﹐但是它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外地几个“侨乡”城市都有它的办事处。在上海本市﹐不少机关如工会﹐妇联﹐高等院校和公安局﹑报社等都有我们的人﹐当时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实际上就是我们局的一个处。

在杜公馆以外﹐还有几个“密点”﹐专门用来和情报人员接头﹐这些“密点”有的是局的不动产﹐也有的是大饭店划出的固定套房。有的大饭店经理就是这个局的干部。

局本部还有一个“参事室”﹐几个“参事”成天坐在那里吃茶﹑看报﹑聊天﹐无所事事。我为这几个“吃闲饭的”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有些情况尚未交代清楚﹐正在接受审查。其中有位“老张”﹐当年拿着组织上发给的大量黄金美钞作经费﹐在上海上窜下跳﹐兴风作浪﹐捣乱金融市场﹐把国民党弄得焦头烂额﹐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可以说老张为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可是在地下时期﹐在那种混乱环境中﹐一切工作都匆匆忙忙﹐哪有什么完整的“账目”﹖现在胜利了﹐却要“彻查”﹐一时怎能讲得清﹖老张牢骚满腹﹐闲着没事﹐顺手写了几行“诗”﹕“地下党﹐欠清爽﹐受审查﹐心水凉﹐早知道﹐管他娘﹗”老柏一见此诗﹐顿时火冒三丈﹕“奶奶的﹗什么鸡巴毛诗﹐反动透顶﹗”不久就把老张送去中央审查了。

在我们的集体宿舍里﹐一位老同志和我邻床﹐他名叫金元﹐曾做过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地下党)。他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当年冒充日本人﹐精明强悍﹐为日本人看中﹐才派给汪精卫的。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怀疑﹐拘捕﹐严刑拷问﹐他由于日语讲得好﹐又有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最后竟骗过了日本人。他的传奇经历令我钦慕不已﹐我曾建议他把那段斗争故事写出来教育读者。他笑笑说﹕“我这点经历算什么﹗比我更值得写的同志大有人在﹐再说﹐我哪有时间写这玩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日本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整肃日本共产党。动用一切手段逮捕日共产党员。最大的目标自然是日共领袖德田球一。可是美日警察当局尽管拥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却没查到德田的踪影。日本是个岛国﹐面积又不大﹐只要封锁国境﹐他能钻到哪里去呢﹖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这位日共领袖就躲在我们局的三层楼上。怪不得当时安纳叮嘱我“三楼不可上去。”由此可见中国的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军队迅速推进﹐可是打到釜山港时受阻﹐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派兵援助南朝鲜﹐同时宣布美国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军队打台湾﹐从而打乱了“解放台湾”的计划。

全国掀起了“敌视美帝﹐仇视美帝﹐蔑视美帝”的宣传运动。不久美军在仁川登陆﹐势不可挡地扫荡了朝鲜人民军﹐并且将战火一直烧到了鸭绿江。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宣称鸭绿江不是中朝国界﹐并派飞机轰炸了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城市安东。于是在全国进一步掀起“抗美援朝”运动﹐号召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当时苏制米格15型飞机的单价是15亿老人民币﹐著名老作家巴金捐献了一亿元。我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九万元人民币也捐献出来﹐并报名参加志愿军﹐但未被批准。老柏告诉我﹕“有为的青年不能全部上前线﹐后方工作也同样重要。”安纳把她的独养儿子送去参了军﹐这给她的形象又增添了几分光彩。

紧接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高唱着战歌﹐雄纠纠气昂昂地打过鸭绿江去……

这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也紧张起来﹐他们估计美国可能帮助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于是匆忙成立“应变委员会”﹐准备放弃沿海地区往内地撤退。我们这个局自然也随之撤退﹐还决定留下部分人员转入地下。我感到新奇而激动﹐问老柏﹕“我到底是撤﹐还是留﹖”回答是﹕“等待组织安排。”

然而﹐台湾方面没有反攻﹐“应变”计划就成了一场虚惊。

以后有几次中央首长来上海视察﹐军委的邹部长﹑李部长和刘部长都来过。每次来他们都和我们全局同志作亲切的谈话。邹部长在第一次的谈话中就回顾了中共情报工作的创业史。他说﹕“早在大革命时期﹐党中央就注意建立党的地下“特务”组织﹐委以特殊任务。所以“特务”一词原本是我们党自己的称呼﹐后来硬套在国民党头上﹐确实有点冤枉。我们的情报工作建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四一二”事件后﹐蒋介石搞“清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到处捕杀共产党。一次我们在上海的情报网负责人被捕了。这人立刻叛变﹐对敌人说﹕“把我送到庐山﹐我可提供重要情报。”到庐山后﹐他果然将上海情报网详细供出。敌人大喜过望﹐这下可以一网打尽了﹐立刻连夜打电报到上海﹐要上海按图索骥﹐实行大逮捕。然而在上海方面接收电报的报务﹔员正是我们党的情报员。他故意将电报扣压两小时才上交﹐而在这两小时中﹐他紧急通知自己的同志赶快转移﹐这样就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而敌人由于行动扑了空﹐以为那个叛徒故意以假情报捉弄他们﹐盛怒之下﹐便将那叛徒枪毙了。像这样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的事是很多的。再举你们这里的安纳同志为例﹐安纳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速记员﹐由此她就能把敌人的重要会议记录及时地传到我们中央……”于是我对安纳又增加了几分敬意。但是后来又听说她对局里一些问题的处理“太坚持原则”﹐还爱打“小报告”﹐并由此得罪了许多人﹐其中之一便是对我的入党问题横加阻拦﹐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复杂。可是表面上﹐她对我却又是十分亲切友好﹐“关怀备至”﹐使我毫无戒备。她就如同<<红楼梦>>里的凤姐儿﹐“粉面春风威不露﹐朱唇未启笑先闻”。蒋介石﹑宋美龄都被她蒙蔽了﹐我又能怎样呢﹖

从首长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决定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三大战役”内幕传闻。辽沈战役之所以大获全胜﹐除了解放军英勇作战外﹐敌方的“配合”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这个重要的配合者便是他们的总指挥卫立煌。这位卫老将军是国民党的资深将领。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一个战区的长官。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也在他的统辖之内。有一回他去延安视察﹐中共中央组织延安人民热烈欢迎﹐那规模﹐那气氛都是空前的﹐卫立煌也从未经历过这么感人的场面﹐这使他受宠若惊﹐连事先准备好的训话稿也忘记掏出来念了﹐只随口说了一些赞扬的话。当晚﹐毛泽东﹑朱德又把他请到窑洞里﹐进行了长时间的恳谈﹐让他知道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于是后来他就给八路军提供一些援助。对此蒋介石大为恼火﹐认为卫立煌丧失立场﹐所以抗战胜利后就派他“出洋考察”﹐实际上是撤职。但卫立煌已对共产党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法国期间设法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出了入党要求﹐党中央回答他﹕以他的身份﹐不入党而为党工作比入党更有利﹐要他等待时机。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东北守军连连失守﹐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了卫立煌﹐立刻召他回国﹐派他到东北立功赎罪。这确是一个立功的良机﹐不过不是为国民党立功﹐而是为共产党立功﹐于是他以“错误的指挥”把东北大地一块一块地送给了共产党。后来北京拍了部电影<<开国大典>>其中有描写辽沈战役的镜头﹐人们看到﹐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最后撤退时﹐卫立煌司令官坐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表面上他是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实际上他是等待解放军前来接他过去。解放军攻打长春时﹐长春的守将是曾远征缅甸的名将郑洞国。当长春市又被共军占领时﹐郑洞国还缩在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负隅反抗﹐指挥地面上的部队“坚守阵地”以待援军﹐当他独自一人守在电话机前准备“成仁”之时﹐他的一名亲信校官忽然闯进来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派人前来谈判﹗”郑司令大为震惊﹐忙问﹕“人在哪里﹖”那人说﹕“就是我﹗现在全市已被我军占领﹐你再负隅顽抗也起不了作用了。你不如马上打电话下令全部挂起白旗投降﹐我们还可算你是阵前起义﹐你是了解我的﹐我对你忠心耿耿﹐决不食言。当然﹐你如不同意﹐你现在可以枪毙我﹐可那样﹐你就完了。请司令当机立断。”

在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一个“伏尸二人﹐血流五步”的惨剧就要发生在眼前﹐郑司令别无选择。他顺从地拿起电话……

接下来“平津战役”打响﹐在陈长捷死守天津与共军作战形势岌岌可危时﹐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拥兵二十多万却见死不救。何故﹖原来﹐傅作义的女儿是中共地下党﹐在女儿的影响下﹐傅作义正准备接受中共的“局部和平”条件﹐后来他派代表团去和解放军谈判, 代表团里有个代表是傅作义最相信的人, 他是以反共著称的<<黎明报>>总编辑﹐而这位总编辑也是中共地下党﹐平时他写了大量的反共文章原来是为了掩护自己。傅作义派这样的人去和中共谈判自然对双方都有利。北平就这样兵不血刃解放了。

再接下来﹐“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在徐州陈兵五十五万﹐骏将云集﹐可说固若金汤。然而守将之一黄伯韬的作战处长是中共地下党﹐他每逢为黄司令拟订作战计划时﹐都把计划的副本送到解放军一方﹐而且附上一个“反计划”作战方案﹐这样﹐黄伯韬还能打胜吗﹖这还不算﹐国民党还将一支“最可靠”的兵团派守在徐州东北大门口﹐这个兵团长期以来﹐在与共军作战中屡立战功﹐因而甚为蒋介石器重﹐还以镌有“中正”字样的短剑赠给兵团的司令﹐以资奖励。然而这个兵团的正副司令张克侠和何基丰都是中共地下党。中共将他们派进敌营﹐又频频为他们创造立功机会﹐只要他们打来﹐共军就逃之夭夭﹐没有损失﹐而对张克侠﹐何基丰来说便是“胜利”﹐便立了大功﹐由是深得蒋介石信任﹐所以派他们驻守徐州东北大门。战役打响后﹐张何二人从中共方面领到指示﹐于是几万人陡然哗变﹐调转枪口﹐而且这两位司令对于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兵力布署了如指掌﹐这一倒戈﹐不就成了摧枯拉朽之势了吗﹖

另一名国民党名将胡中南﹐他曾收养一名孤儿﹐把他从小抚养到大﹐成了他的亲信。可是﹐胡将军万万没想到这孤儿后来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这样﹐胡中南的一切军事行动计划都准确无误地被共产党掌握了。1947年胡中南进攻延安时﹐中共中央机关及时而顺利地转移﹐使胡中南扑了空﹐这丝毫也不奇怪﹐而胡将军却始终蒙在鼓里。

总之﹐中共的情报工作是很出色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它的情报工作对象主要是国民党﹐而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克格勃的帮助下﹐中共情报工作重点已转向海外﹐主要是西方世界。

苏联专家常常来局指导工作。专家一来﹐局领导就忙于招待﹐各业务科处长就得向专家汇报工作。这些专家一般都带着家眷。他们除了工作外﹐还得招待他们游玩。他们欢喜打猎和跳舞﹐对于这﹐我和老柏同志颇有反感。老柏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有时他就在全局大会上宣布﹕“苏联专家要跳舞﹐希望咱们的女同胞打扮得漂亮点。奶奶的﹗咱们中国女同胞老得陪外国人跳舞﹐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还是这样﹗”这样发牢骚受到局长的严厉批评。

由于老柏同志很欢喜我﹐后来就把我调到人事科﹐安纳等人对此很有意见﹐他们说﹐骆驼不是党员﹐怎么可以做人事工作﹖老柏则回答﹕“那就叫他入党不就行了吗﹖”话虽这么说﹐老柏也为我的入党铺路﹐可是到底还是没能把我吸收到党内来。所以不久又把我调到业务处去“学习学习”。业务处里有欧洲科﹐美洲科﹐亚洲科等。我被分派在亚洲科﹐做副科长老莫的助手。我们天天到市公安局外侨科翻阅外侨卡片﹐物色对象﹐发现合适者﹐就通过“外侦”﹐“邮检”等手段进一步审查﹐有时还要进行面谈﹑教育﹐条件成熟了﹐就让他(她)签署“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的志愿书﹐然后派出去。

在这期间﹐莫副科长对我进行了不少“业务知识”的教育。他说﹐情报人员必须有才能﹐有专业知识﹐必须在职业掩护下从事情报工作。一个情报人员﹐必须是个有魅力的人﹐他得从感情上征服对象。我看老莫在这方面是很够格的。他才三十来岁﹐长得一表人才﹐博览群书﹐从他每次写的工作报告看来﹐文笔很好﹐也写了不少诗﹐只是从来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他对报刊上的文学作品都不感兴趣﹐说它们的水平太低﹐都是歌功颂德的“拍马文学”。有时他还说﹐做情报工作最开心﹐尤其外派人员幸运﹐在资本主义社会﹐过资本主义生活﹐可以花天酒地﹐而实际上又在为党工作。对此我有些保留看法。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想法。我问他﹕“在敌人阵营里工作﹐一天到晚提着脑袋﹐还有心花天酒地吗﹖”他的回答是﹕“这就是个修养问题了。你若一天到晚‘提着脑袋’﹐你的情绪势必很紧张﹐那就等于向敌人自首了。为了党的工作﹐你必须表面上非常反动﹐必须会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你看咱们华东贸易部的卢部长﹐他在解放前以大公司老板身份﹐打着陈果夫的招牌上窜下跳﹐成了社会名流﹐实际上﹐陈果夫根本就不认识此人。有时他还穿上国民党军服﹐戴上‘少将’军衔﹐大摇大摆招摇过市﹐暗地里为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有咱们的安纳﹐在宋美龄的保护下为党工作﹐宋美龄给她的可不是‘供给制’待遇……”我无话可说了。又有一回他对我说﹕“一个情报人员﹐应该琴棋书画诗酒花﹐样样拿的起。”我顺水推舟﹕“你在这方面是我的老师﹐以后请多指教。”他盯着我的面孔又问我﹕“你说﹐这‘琴棋书画诗酒花’的‘花’是指什么﹖”我怔住了。他马上自己回答﹕“这决不是一朵花的花﹐而应该是花容月貌的‘交际花’。就是说﹐你要会玩女人。当然﹐这不是说玩弄女性﹐而是说要会交女朋友﹐和她们一起玩﹐打牌﹐跳舞﹐饮酒﹐出入各种社交场合。”我很有感触地说﹕“做到这一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是呀﹐得长期锻炼。年龄上也得成熟。太年轻的小伙子也不行。所以组织上没把你派到台湾去﹐你……”他摩了一下我的脑瓜﹐笑道﹕“太嫩了﹗”

我很欢喜同莫副科长聊天。

全局的工作成绩是显着的。1953年春﹐在一次全局大会上﹐新来的副局长兴高采烈地宣布说﹕“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拿到五角大楼的情报﹗”

然而也出过一些问题。有一天﹐莫副科长突然被停止工作﹐叫他写检查。出了什么乱子﹖我不知道。后来老柏找我谈话﹐向我详细询问了我和老莫一同出去工作的情况﹐最后告诉我﹕“小骆啊﹐做情报工作很有刺激﹐但也容易犯错误。因为有些活动是秘密的﹐不受监督。老莫是个才气横溢的人。在工作中遇到了‘佳人’﹐也是个才女﹐咱们把她的丈夫派出去﹐拿她做人质﹐由老莫联系﹐好﹐这才子佳人接触多了﹐都不甘寂寞﹐这就坏事了。”他不再具体说下去。我也不便多问。

几乎在这同时﹐我们的一个处长﹐姓孟﹐也出了问题。据说他吸毒﹐又贪污﹐被关了起来﹐从此再也见不到他。后来又是老柏向我透露一点消息﹐说老孟和香港的一位女作家的关系有待审查。“总之﹐情报人员容易这‘色’的问题上出漏子﹐千万警惕啊﹐小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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