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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6日讯】58 在砖窑厂
1972年初春﹐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工宣队给我开了个“介绍信”﹐要我到砖窑厂报到。那里是我接受监督劳动的第三站。
这砖窑厂座落在一个公园里﹐文革开始以后﹐红卫兵认为“公园里的花花草草都是培养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温床﹐也属于‘四旧’﹐应该废除。”所以上海各大公园统通砸烂了﹐有的改为“大字报区”﹐拉起一排排草席﹐贴上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大批判专栏)。有的公园改为“体育锻炼场所”﹐还有的改为民兵打靶场。著名的‘法华公园’一分为二﹐一半是“国防体育俱乐部”﹐造了一座跳伞塔﹐进行跳伞训练﹐另一半则造了一个备战砖窑厂﹐专门生产备战砖供给各单位挖防空洞之用。
这一天因为下雨﹐无法劳动﹐全厂劳动者都奉命集合在工棚里进行批林学习。
我提着“介绍信”先到窑厂办公室报到。厂领导有个很时髦的姓﹕左﹐是厂的支部书记﹐人们自然而然地喊他左书记。
左书记长着一张扑克脸﹐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我进来时﹐他正虎着脸坐在办公桌后面。见我进来﹐也不打招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嘴巴闭成一字形。我问﹕“请问左书记在吗﹖”
“我就是。你是骆驼﹖”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答是﹐他看了看手表﹐又拿起电话机﹐拨了号﹕“喂﹐我是老左﹐骆驼已经到了﹐基本上准时……好的。”放下电话﹐又对我说﹕
“从今天开始﹐你在这里劳动﹐你的任务是运输﹐拉劳动车。”说罢﹐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我跟前﹐几乎是用鼻子说﹕“来﹗”
他站在门外屋檐底下﹐朝着左前方向大喊一声﹕“冯玉﹗”远远的工棚里﹐有人应了一声﹐接着﹐一个身材魁伟的汉子冒着雨﹐索索地跑过来。此人长得虎背熊腰﹐五大三粗﹐脸盘黑瘦﹐多日不刮的络腮胡子说明他对生活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他刚刚站定下来﹐左书记就指着我说﹕“昨天跟你讲的帮手来了。你把他带去吧。”冯玉看看我﹐说﹕“原来是你﹗”那神情似乎有点失望。左书记问他﹕“你们认识﹖”冯玉答﹕“根本不认识。我原以为是个熟人呢﹐他—我不认识﹐”又朝向我﹕“贵姓﹖”我说了我的姓名后﹐他只说﹕“跟我来﹗”我就跟他来到工棚。这里横七竖八地席地坐了大约二十多个人﹐都在静静地听一个人读中央文件。冯玉拉我悄悄地找个空地坐下来﹐他用耳语告诉我﹕“这会儿读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这是林立果阴谋杀害主席的计划。”冯玉说。其实这一点我早已经从杜娟嘴里听说了。文件挺长﹐一直读到了中午才读完。读文件的人是厂里的支部副书记﹐姓刘﹐负责政治学习。他读完文件﹐宣布上午学习结束。这时﹐冯玉大声向大家介绍说﹕“来了一个新伙伴﹐他叫骆驼﹗”大家心不在焉地瞅瞅我﹐没有任何表示。这样冷淡的态度使我颇觉不快。时间很紧﹐从工棚出来就去排队买饭。我自然跟在冯玉后边。由于我初来乍到﹐一切都摸不到头绪。冯玉便替我买了一份午餐—两个馒头和一碟青菜。我们二人便找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吃起来。在这不长的时间﹐从简单的接触中﹐我觉得这个冯玉挺热情﹐我们一边吃﹐一边就开始闲聊起来﹐他问我﹕“来到这里有什么感想﹖”我答﹕“劳动嘛﹐到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我能有什么感想﹖”他笑笑。我又说﹕“我只是觉得大家似乎并不欢喜我﹐你看﹐除了你﹐别人都不理我。”他立刻解释说﹕“大家当然不欢迎你﹐我也不欢迎。要知道﹐这儿是劳改队﹐都是有严重问题的﹐来这里劳动的就是受处分。谁愿意你来受处分呢﹖要是有人要出去了﹐大家都热烈欢送。”听他这样解释﹐我还真的感激他们的不理不睬呢。我又问﹕“你说你本来以为是别人来做你的帮手﹐那是谁﹖”
“单权﹗在这里劳动的都是本区罪大恶极的‘牛鬼’﹐我想单权肯定是跑不掉的。”
“你认得单权﹖”我惊讶地问。
“认得﹐太认得﹗这家伙烧成灰我也认得出﹗”
“你……”
“你不是培思中学的吗﹖我也是培思的呀。你没听说过培思中学里出了个全区有名的大右派冯玉﹖”
“噢﹐我曾听说过大右派的事﹐没注意冯玉这个名字。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确实有些歉意呢。
“你的大名我也没听说过﹐我听说培思中学出了个‘一塔湖图’﹖”
“哈﹐那就是我的‘杰作’啊。”我大笑。
“啊呀﹗我才是有眼不识泰山呢。”他激动得站了起来﹐伸出手来同我握手。然而我却并不怎么高兴﹐只悻悻地说﹕
“那幅画可把我真的弄得一塌糊涂了﹗”
“好吧﹐这事以后慢慢谈。”
饭后休息时间﹐冯玉分别用耳语对几个人嘀咕几句﹐那些人一个个都对我刮目相看了。有人还特地跑来我跟前﹐拉起我的手﹕“久仰大名﹐如雷灌耳﹗”这时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使我“名扬四海”﹗
下午继续学习﹐刘副书记宣布﹕“现在继续学习‘五七一工程’。”
听他这么说﹐有几个人相顾而笑。冯玉问﹕“是要我们‘学习’﹐还是要我们批判﹖”大家捂着嘴吃吃地笑。
“唔﹐当然是批判了。”刘副书记红了脸﹐“希望大家不要咬文嚼字﹐要领会我的精神。”
“是你的精神﹐还是中央的精神﹖”又是冯玉发问。
“当然是领会中央的精神罗。你怎么老是捉我的板头﹖你有什么了不起﹖”
“好好﹐我又错了﹗我罪该万死﹐不该咬文嚼字﹐一再犯错误。他妈的﹐为了这﹐我也得恨林家父子﹐我先发言。根据中央文件﹐这秃贼林彪﹐向来不读书不看报﹐又不会打仗﹐又生红斑狼疮﹐弱不经风。这家伙却骗取了毛主席的信任﹐真是可恶﹗”
刘副书记开心了﹐他正了正眼镜﹕“大家接着说﹗”
冷场。
刘副书记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一个个都像吃了哑药﹐最后点名问我﹕“骆驼﹐你说说。”
我没有任何准备﹐但这时又不能不开口﹐便提了个问题﹕
“我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既无才又缺德的坏家伙﹐怎么会让他统帅一个野战军﹖怎么会指挥几十万人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势如破竹﹐令敌人闻风丧胆﹖这还不说﹐解放后﹐又让他当了国防部长﹐甚至把他的狗名写进党章﹐明文规定他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他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这一切﹐难道英明伟大的毛主席竟没有洞察出来﹖如果连毛主席都未能识破他﹐那我们这些无能的平民百姓又怎能批判他呢﹖”
不少人听我讲这话时似乎都有同感﹐他们频频点头。
刘副书记说了﹕“照你这样说﹐我们就不应该批林了﹖”
“不是不应该批﹐而是我不知道怎样批。”我分辩说。
“你就不知道怎么批﹐就是有对抗情绪﹐咱们已经读了一个上午的文件﹐你怎么还说不知道怎样批呢﹖大家是不是都来分析一下骆驼的思想﹖”
批林的矛头一下子转到我头上来了。我未免有些恐慌。
“呀﹐天晴了﹗”冯玉大喊一声。大家一起看向棚外﹐太阳已经“光临”大地。
就在这时﹐左书记出现在工棚外。劳动开始。冯玉向我一招手﹐拉起了我们的劳动车……
一连几天劳动﹐我和冯玉虽然交谈不多﹐但彼此已经比较熟悉了。
我们的运输任务是到十里以外的教具工厂拉脚料作烧窑的燃料。冯玉的外貌像个干粗活的人﹐我却戴了一副近视眼镜﹐皮肤也细嫩。尽管我穿一身劳动服﹐但一看便知是个监督劳动的知识分子。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是受人歧视的。沿途有些人误以为我们是车垃圾的清洁工﹐有人就毫不客气地往我们车上倒垃圾。我想拒绝他们﹐冯玉却笑嘻嘻地停下车﹐让他们倒。他向我解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拉脚料也是拉﹐拉垃圾也是拉﹐何必太认真﹖”
“那垃圾倒在脚料上﹐不要影响燃料的质量吗﹖”我说。
“你这人怎么这样死心眼﹗眼下是讲究质量的时代吗﹖是讲究质量的社会吗﹖你看刘副书记掌握的批林会议﹐有什么质量﹐叫你上讲台教书﹐你可以注意质量﹐可如今要你拉劳动车﹐这是你的专业吗﹖”
我无话可说了。过一会儿又说﹕“我要也有你这个水平﹐就像个实实在在的劳动者了。你已改造了七八年了吧﹖”
“是啊﹐我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这得感谢单权。”
这时车子已拉到一家小饭馆的门口﹐时间已到了午饭时分了﹐冯玉提议把车子停在门外﹐我们进去用餐。
我忙劝阻说﹕“这不太好吧﹐左书记今天不已嘱咐我们车拉三趟吗﹖还是抓紧时间吧。”
“管他呢﹐他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拉三趟﹐你叫他拉拉试试﹗”
“可你也答应了啊。”
“答应归答应﹐做归做。”他笑了﹐“批林批到今天﹐你还没学会‘阳奉阴违’这一套﹖林副统帅不也早说过吗﹕不会说假话﹐不能做大事﹗”说着﹐他便拉起我的手往饭馆里走。这时已经有不少饭客坐在里面。屋里乱嚷嚷的。我们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叫了两个菜﹐冯玉还要了两杯烈酒。他说今天是他老婆的生日﹐他为她干一杯。他说她老婆是全国劳模﹐曾出国到越南等国“交流经验”。我觉得奇怪﹐就问﹕“她是全国劳模﹐肯定是个党员﹐怎么和你……﹖”
“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她爱我﹐天榻地陷不动摇﹐她的人格值得我尊敬。”他饮了一口酒﹐抹了抹嘴头﹐大概地讲了一些他的经历。解放前﹐他全家讨饭为生﹐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解放后翻了身﹐分了地﹐他参了军﹐在第三野战军当一名战士。抗美援朝时去了朝鲜﹐在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工作。朝鲜停战后复员。由于他有点文化﹐便分派在培思中学教政治﹐担任政治教研组长﹐在里弄租了一间房子﹐和邻家姑娘(一个纺织工人)谈了恋爱﹐那姑娘是个全国劳模﹐她爱他的英武外表和刚直性格﹐他则爱她的温柔和美貌﹐加上热爱劳动这一条。正准备结婚时﹐反右运动来了﹐开始鸣放时﹐校长把他这个政治教研组长当作主要依靠力量使唤﹐同他商量“排队”时﹐把单权排在“黑线”之内的人物。因为这家伙平时散布过不少反动言论。可是当校长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时﹐都没人发言﹐单权总缩着个脑袋﹐一声不响。潘校长便鼓动冯玉“带个头”。冯玉想到这位校长平时确实有些“那个”﹐她虽说是个老党员﹐打过游击﹐可目前的表现却有些“忘本”。自己为了怕吃苦﹐不生孩子而领养了一个小女儿﹐把这小女儿当作掌上明珠﹐娇生惯养﹐上幼儿园都用爸爸的汽车接送。她的丈夫是市委的高级干部﹐有汽车﹐潘静英就坐丈夫的汽车上班。在冯玉看来﹐她和她的丈夫都开始腐败了﹐最使冯玉不满的是潘静英逢年过节都收个别老师送的礼﹐这其中包括单权的送礼。冯玉想到这些﹐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想﹕现在毛主席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就是要挽救这些忘了本的老党员。碰巧潘静英要他带头﹐于是他便在一次全体教工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指名批评潘静英。正好这时报纸上已摘登了北京人民大学葛佩琦的发言。冯玉便引用葛佩琦的话说﹕“如果共产党员都像潘静英这样﹐人民将会起来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冯玉的发言博得了群众的掌声。可是当天晚上﹐支部召开“碰头会”时就没有邀请冯玉参加。冯玉的发言果然起到了带头作用﹐接下来﹐培思中学着实热闹了一阵﹐大家纷纷向领导提意见﹐可是不久共产党开始反击﹐开头还不是当党员发言﹐而是让单权打冲锋。单权一开始就以卫道士的面目出现﹐气势汹汹地大骂冯玉“反党”﹐从而使四面础歌的冯玉没有机会揭发单权的真反动面目了。
“我以为这次文革运动一定会把单权揪出来﹐因为这次网大眼小﹐象他这样的反动家伙是逃不掉的。”冯玉说。
“可他还是逃掉了。运动初期他被揪了出来﹐可批判资反路线时他就平了反。”我说﹐“这家伙会钻空子﹐他在‘牛棚’里就向潘静英密告牛鬼的情况﹐潘静英被拉下来时﹐他不发言批判﹐而且表示关怀潘静英﹐工宣队来了﹐他又拍工宣队的马屁﹐现在他进了校革会。”
“这人不简单﹐看来他还会入党的。”冯玉肯定说。
“他这种人怎么会入党啊﹖决不会让他混进党内的。”我说。冯玉又笑了﹕“老兄差矣﹗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共产党就需要这样的人﹗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可他出身太坏了﹐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啊。”
“什么杀父之仇﹗他可以一转脸和父亲划清界限嘛。至于出身问题﹐那不过是共产党为了分化﹑压迫群众而制造的一个借口﹐他们常拿这条来打击不肯驯服的人﹐而他们自己就干净吗﹖你看这些大人物有哪个是穷苦出身的﹖他们有的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家庭﹐有的本人是军阀﹐有的是土匪。他们生怕人们揭他们的底﹐所以才大喊大叫什么出身问题。要说出身重要﹐我这讨饭的出身﹐还不硬吗﹖可是一揭了他们的疮疤﹐他们就翻脸了﹗”
听他这样说﹐我的思想似乎开了窍。沉吟了一会﹐转了话题﹕”那时你还没结婚﹐可你的恋人……”
“唔﹐她真是好样的。我被打成右派后﹐她向我提出马上结婚﹐她说﹕‘今后只有我能照料你﹐我不能眼看着你消沉下去。’我不忍心因为我而毁了她。人家是响当当的全国劳模呀﹐可她却铁了心﹐非我不嫁。她们厂的领导也动员她改弦易辙﹐说她犯不着跟一个反党分子同归于尽﹐你说她怎么说—她说‘右派不一定是反党分子—冯玉是右派分子﹐但他不是反党分子。他热爱党﹗’党委书记听她这么说都笑了﹗”说到这里﹐冯玉自己也笑了。我也笑了﹐禁不住端起酒杯﹕“好﹐为了你有这样一位好妻子﹐干杯﹗”
没想到在砖窑厂劳动会遇上这么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所以在这期间﹐我无论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感到轻松愉快。根据冯玉的经验﹐我们这些监督劳动的人大都没有固定的劳动地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七八年来﹐他在崇明岛干过围垦﹐在码头上扛包也扛了很长时间。而在进窑厂之前﹐他在一家化工厂干活。在那里﹐他干的都是最危险的容易中毒的活。如认真仔细地想一想﹐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右派”﹐他的汗都“白流”了。
我真希望和冯玉长期合作下去﹐而天有不测之风云。
一天中午﹐任务紧急﹐厂领导要我和冯玉协助装窑工作﹐把生砖柸一车车送入窑内。我们在窑内卸砖柸时﹐忽然发生塌窑事件﹐不少人被埋在瓦砾中﹐我感到一阵胸闷和眼痛。当我被人从瓦砾中救出来时﹐我老是喊着“让我出去﹗出去﹗”人们告诉我已经出来了﹐可我怎么觉得还在黑洞洞的窑里啊﹖原来我已经双目失明—我瞎了﹗
双目失明是个悲剧。然而“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据。”失明倒给我带来了“福气”—人们马上把我送到医院﹐我从此结束了监督劳动。
那次塌窑事件有两人被砸死了﹐冯玉就是其中之一。当我听到这个噩耗时﹐我顿时感觉我死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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