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风呼呼的早晨，六叔仍打着赤膊，扛着沉重的大麻袋踅过晒谷场，进了左面护龙厨房里。大厅前红灯笼下，藤椅里的老奶奶早瞧见了，频频点着头。我蹲坐这边门槛上，看着奶奶的皤皤发丝在风里飞扬，心里兴奋地嚷着：“要过年了。”
一会，老奶奶不知去哪儿了，熄了火的灯笼还在风中摇晃。我蹿进厨房，老奶奶已站在早晨的光线里，拿着香，嘴里念念有词向壁上的神明低着头礼拜。问奶奶：“不是说神明都回天上去了？”老奶奶也不理我，只用后脑勺圆发髻回着：“照顾了我们一整年了，不在的日子也要拜啊。”
六叔又扛进来一大袋米，重重地放在地上，喘着气一溜烟走了。旁边的麻袋敞着口，些许米粒滴落地上。晨风吹来，我闻到一股米浆的味道，往后院望去，天井里，一个壮汉双手推着石磨扶柄，妇人将一勺勺水米倒进石磨小洞里，在石磨与木棒韵律声里，米浆汨汨从石磨出口流进布袋里。围篱上，一排灯篮花已在晨光里灿烂摇曳。
大灶前，良婶正弯着腰，拿着长长的竹管，鼓起两片腮帮子朝灶口吹气，轰一声，燃亮了灶里的柴火。灶台上，淑姨奋力掀起蒸笼盖子，那汉子从后院里提着饱满的布袋跑来，往笼里注入米浆，浓浓的米味立刻充满了整个厨房。
朝门口望去，老奶奶的发丝在阳光里飞得更白了，我听清楚了她嘴里嘀咕着：“堂堂一个年啊。”
走出厨房时，安南大叔正驾着牛车，大轮子来势汹汹“骨碌骨碌”地滚进晒谷场，场上也沾满了黄泥巴，那头黄牛才张开嘴流着口水喘气，车上的人吆喝着，把一篓篓青绿的过年菜，搬到了场上。顿时，三合院里热闹了起来，牛车上的安南大叔嚷着：“赶年前送进市场抢个好价钱。”这时，老奶奶已坐在檐下藤椅里，眯着眼跟着笑了起来，“奶奶，我来帮忙采收年菜啊。”长我一岁的阿源从牛车上翻了下来。
这时，安南大叔做木工的儿子背着包包，风尘仆仆地走进院子里：“阿爸，我回来了。”大叔抹着额上汗水，示意儿子快进屋里去，老奶奶瞧见了：“阿标回来围炉了。”
那天夜里，厨房里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我穿起棉袄在寒风里钻进厨房时吃了一惊，老奶奶已在里面，灶台旁，三个男人各抓紧布巾一角，将蒸好的甜粿从蒸笼里移了出来，慢慢放到了长条椅板上时，才松了口气。两笼白色的咸粿已静静地躺在旁边。
老奶奶出声了，指着灶上蒸笼说：“趁着灶里热气没散赶快添上柴火，再蒸几笼发粿，至少每家每户给分十几个。”男的、女的蒸得脸上红通通的，都累了。
第二天我起得晚了，在晒谷场上，让一只大公鸡给扑在怀里，咕咕叫着。“还跑还跑，已经吃了半年好东西了，就等着这时节啊。”安南大婶追着公鸡嚷着，我抓着了公鸡送到她面前，她拿麻线扎紧了两只鸡脚，这公鸡只能缩着脖子喘气了。
这天，我逛街上去了，街道上行人稀疏，店铺一家家收拾起门面，准备过年了。只见到碾米厂店前有人握着大毛笔，在红条纸上写字，卖起春联来了。一旁有人摆了一排象棋残局，棋盘间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起手无回大丈夫”几个大字，那位高手抱着胸膛站在后面，不发一语。有人咬着我耳朵：“没人赢得了他。”什么时候阿源跑街上来了。
看着没趣，我回到三合院里，大厅已亮起灯了，走进厅里，方桌上盘子里，躺着歪着脖子煮熟的公鸡，看似有些面熟，一时，歉疚了起来。
以前，过年这事儿小孩子兴奋，大人的兴奋后面还带着度日子的忧愁，到了奶奶眼里就变得严肃了。
记得那年的除夕夜，在台北学做糕饼的阿兄也回来了，桌上火锅炉的烟囱冒着白烟，满桌琳琅的菜我只注意那两只鸡腿，肉肉油油的鸡腿，最叫我垂涎。
门外北风呼呼地吹，还下着细雨，我觉得更冷了，阿公抱着装了烧红了木炭的竹笼取暖。忽然一丝弦音飘进屋里，有个老人拉着怀里长长的东西，旁边挨着的小女孩捧着大碗站在斜织的细雨里。阿公瞧见了，喊起母亲：“快，多给些米饭，夹两个鸡蛋，”又指着桌上的鸡腿，当鸡腿被母亲的筷子夹上时，我倒吸了一口气，也不敢吭声。阿公说：“外面冷又下着雨，让他们赶快回家。”
关上了门，北风吹不进来，可从门缝钻进来的弦音，更冷了，还好祖母给我夹来一根鸡腿，心里才暖和起来。
现在，过年就简单了。我站上椅子贴着市长送的春联时，手机响了，儿子赖了过来：“老爸，今年我跟阿珠不回去了，高速公路准塞爆，元宵节我们会带大毛二毛回去。”
儿子这一赖，倒让我想起那灯笼下白发皤飞的老奶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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