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1月07日讯】我父亲既然是黄埔岛“骑兵科”出身，喜爱驰马是理所当然的。自1951年到1957年的六年期间，父亲都在高雄县凤山镇任军职，1955年以前，在凤山复校的陆军官校还设有“骑兵科”，所以校内大概驻有至少百余匹军马。早年每逢六月十六日的黄埔校庆日，老总统都会亲临凤山主持庆典，骑兵方阵在尘土飞扬的隆隆蹄声中，整齐地通过阅兵台，是庆典的重头戏之一。
自1955年以后，陆军官校在我父亲（时任校长）的主导下全盘改制，自陆官27期开始，成为四年制军校（仿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得授予学士学位，可以想见的是，“骑兵科”被撤销了，现代化的军队是没有“骑兵”的，几千年来在战场上为人类效命的马，终于得到了休生养息之机会，不必冒险地驰骋在枪林弹雨中啦！
骑马的“骑兵”虽已走入历史，但是在美国陆军的编制中，仍然沿用“装甲骑兵师”的名称，中文常以“装骑师”简称美国陆军的Armored Cavalry Division，也就是国军所称的“机械化师”，装甲运兵车APC（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与备有重机枪之装甲战斗车AFV（Armored Fighting Vehicles）取代了“马”，若是配上装甲兵的重型坦克之后，其战场威力绝非昔日骑马之“骑兵”可比拟的。
国军取消“骑兵”后，所有在台湾的军马，包括在凤山的陆军官校马队，都被集中送到台中的后里马场里饲养。不过“骑训”仍然是当年“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暑期活动中，最热门的，也是最难报得上名的项目之一。
在黄埔“骑兵科”尚未被撤销之前的几年间，我父亲经常在周末去陆军官校的马场骑马，偶尔也会带我们兄弟俩去，老哥那时已是初中生，可以环抱着父亲的腰，稳稳地坐在鞍后跑场数圈，我当时只有十岁左右，很不情愿地被拽上马背，通常都是被父亲抱坐在前面，四平八稳地走一圈而已。
父亲爱马，也“懂”马，他的骑术有多“高超”我已毫无记忆，但是在黄埔岛的骑兵训练项目之一，是得像印地安人那般飞身上马（不放鞍具），而且还必须当场策马跑场数圈，这显然是训练骑兵学生们在紧急战况下之应变方式，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父亲大力赞赏印第安人“无鞍骑术”的原因罢。
父亲在黄埔岛上受骑训时，曾被一匹桀骜不驯的马摔翻下来，不但遭马蹄践踏，还被它咬了一大口，伤势不轻，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由于“马咬人”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兄弟俩乍听之下，还半信半疑，直到父亲卷起裤管，给我们看那几十年前的旧伤疤，一个在左腿肚上碗口大小的暗痕。我天生是个爱追根究底的人，缠着父亲解释，是怎么“得罪”那看似“温和可爱”的马，还被咬了一口（好在没咬到脑袋）。
父亲爱马，也精通马性，下段是他的解释。
据父亲说，有些驯过的马是认主人的，其他人若是事先没与它“沟通”好就冒然地跨上马背，会被它前仰后翘地给“震”下来的，但是通常不至于咬人泄愤。会咬人的马非常少见，尤其它若是从出生开始，就在马圈里成长的。
未驯的野马会用前蹄踏人，或是用后蹄踢人，当然在“情急”之下也会张口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马齿不尖锐，马嘴也通常不是马的“斗狠”或“自卫”工具，马的腿劲大，人或猛兽被它一脚给踹到，可是要伤筋动骨的，何需动用到嘴。
但这匹咬我父亲的马是只年轻的“圈养马”，也没有咬人之“前科”，怎么会闯此大祸呢。父亲告诉我，马有“马性”，就像人有“人性”，有的马就是“脑袋里少了那么根筋”，也可能它有好几天没有被“溜”过，以致“精力过剩”，马是需要时常在室外活动一下，消耗其过剩之精力的，若是连续几天被关在马厩里没有被“溜”，或许会“心怀不满”地发泄一下情绪。但是无论如何，“马咬人”是十分罕见的。父亲一辈子爱马，完全不受曾被马咬伤过的影响。
在松街疗养院陪伴母亲时，我曾问过她老人家这辈子最Enjoy 的日子是在那儿，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就是在贵州省“扎佐演习场”的那四年多。因为我们弟兄俩都是在那儿出生的，何况于抗战末期，她一生最亲的亲人，也都集中在“扎佐演习场”的宿舍中避战祸。
或许这也是我父亲最珍惜的日子吧，因为在他遗留的早期诗作中，就有两首就是与“马”有关的，都作于“扎佐演习场”，鲜明生动地描绘了他老人家当时之心境。
【春郊试马】
余寒阵阵晓烟轻，十里桃花照眼明，马上喜吟新得句，枝头惊出乱啼莺。
【夜归】
公罢归来月满衣，远村灯火两三微，流萤点点催诗绪，乱逐马前马后飞。
当年的“扎佐演习场”，地跨今贵州省修文、白云、息烽三县，西起修文县城，东经阳明洞、马家桥至扎佐。北起息烽县城和九庄，南达白云区麦架。抗战时期，这札佐陆军演习场是全中国唯一的军政部直属新兵训练单位，是替全体陆军操练新兵的地方，有别于当时的军中传统，任由各战斗单位自行招兵（或拉伕）练兵。
在训练新兵之际，扎佐演习场也是中国在抗战时期，唯一的“师对抗”训练场地。在我父亲主持场务期间，当时还是师长的两位将军，刘安祺与孙立人（日后在台湾，他们都曾先后担任过陆军总司令），就领军驻扎在离扎佐不远处，后来他们的直属单位，在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都是属于战斗力强劲的精锐部队，或许与曾在扎佐演习场实兵演练过有关吧！
贵州本就是“地无三里平”，扎佐演习场幅员又如此广大，加上一般运输车辆也没有翻山越岭的“本事”，更何况抗战时期汽油得之不易，非必要时，是不会使用车辆的。所以由诗中字句看来，我父亲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似乎是“马”，他平日是骑着马到各单位去巡视的。难得的是，他百忙之中还有作诗与吟诗的兴致，寓繁重之职责与愉悦的心情于诗句中。而且看来父亲在诗中所选用的字与词，都是简单易懂的，我看他说不定是受了“李白”的影响太深之故（一笑）。
这篇短文是在我重读了两首父亲的诗之后，有感而写的。在我眼中，他老人家虽然是位职业军人，但丝毫未减其投笔从戎之前的文人风采。父亲过世多年后，我才从网路上得知，民国初年他在厦门的集美师范（现今厦门大学之前身）就读时，常以“老谢”之笔名，在校刊“星火”月刊上发表文章。不但如此，在集美师范读书的最后两年，父亲还担任其总编与主笔。
至于我是如何得知这段“小道消息”的？那是因为网路上，有某人在大陆“检讨”我父亲，说在“星火”校刊上写那些“反动”文章的“老谢”，就是“谢肇齐”。呃，让我读之还觉“与有荣焉”。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写过，父亲在集美师范就读时，曾读过一本手抄本的“三民主义”，就此成为中山先生之忠实信徒（连中共政权都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伟人），日后他之决心投笔从戎，也与此手抄本大有关系。至于为什么那本“三民主义”是手抄本呢？因为在当时被军阀统治的福建省，“三民主义”是“异端邪说”，印刷厂是不敢印它的。
我想，每个人在他（她）自己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家族历史罢，有些人、事、物，与其过程，都是值得用笔纪录下来的。尤其是我们上一代所经历的，是中华民族史上最动乱的“大时代”之一，有他们“植的树”，我们这一代才得以平安地“乘凉”于树下。所以乘着我们这群“外省人第二代”还没老到“痴呆”的地步，将“大时代”的点点滴滴，以“文字”方式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代在了解自己的家族史之际，也得以审视那些可能遭歪曲的中华历史，不正是我们该尽的义务吗？
你脑海里的珍贵记忆若是成了过往云烟，就这样消逝无踪，岂不是太可惜啦，开始动笔罢！
【谢行昌，2021年12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