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8月12日讯】2011年初秋时分，母亲已是风中残烛，虚弱地躺在旧金山市松街（Pine Street）上的一间名为Kindred的疗养院病房里。
母亲与松街的缘分很深，在松街与奥克塔维亚街（Octavia Street）交叉口的一栋老人公寓里，一住就是三十年，她的疗养院与公寓都在松街上，相距仅五个街口（Block）而已。自幼就有非常独立性格的母亲，一直坚持独居，还好，安家于旧金山的哥嫂与家人们会常去看望她。我则远在德州，只是每年去探望她老人家一、两次而已。
所以当母亲日薄西山之际，我自觉责无旁贷，决心亲自伴她老人家走完人生之最后一程，聊表孝意。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多次长途往返，穿梭于德州达拉斯与旧金山之间，白天在病榻旁陪伴着年迈的母亲，晚上就住在母亲的老公寓里。
美国德州与加州有两小时的时差，我的生理时钟在早上七点（德州时间）就把我唤醒，加州时间才清晨五点而已，窗外还漆黑一片。
简单的盥洗后，坐电梯下楼，在楼下的Lobby里，一位我们称为“越南老杨”的亚裔，七早八早地就见他正襟危坐在沙发上，也不知他是否整夜未眠。
“又要去陪你母亲啦？”见到我径自走向大门走，他关心地问。
我点了点头，心中满怀感激。
“越南老杨”大概只长我最多十岁而已，只身在美，他是前南越空军的战斗机驾驶员，在西贡沦陷时，奉命紧急地驾着F-5“自由斗士”战机飞往泰国，以免飞机落入敌手，就这样一去回不了头，成了最典型的“天涯未归人”。
步出公寓大门时六点还不到，那深秋的清晨，残月在曙光中尚清晰可见，街灯也未完全熄灭，凉风习习，冷得必须缩着脖子翻起夹克的衣领，平日车辆频繁的松街，此刻却冷清得可以听到我自己的脚步声。
那些我不熟悉名字的街树，纷纷换上了秋装，一树树黄叶的命运早已注定，它们短短几个月的生命即将消逝，可是好像还顽强地在秋风中挣扎着，有几片没撑住的黄叶，无奈地、静悄悄地躺在地上，无声地叹息着自己不可避免之命运。
人行道上的每株路树都像坐牢一样，被圈在一个三英尺见方的框框里，所以落叶好像连归根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它们若不是被强劲的海风吹走，就是被每周一次的市政府清洁车，在隆隆的吸尘机器声中吸走，“落叶归根”的自然界定律，也许只有在茂密的森林中还存在着罢。
六时许天色渐明，我依惯例，在街角刚开始一天营业的小Café里买了杯咖啡，捧着那暖手的纸杯，坐在疗养院门前的阶梯上，静静地等他们的开放访客时间。
放眼四望，松街上躺着的除了黄叶，还有好些个尚未“起床”的街友们，他们五颜六色的睡袋，点缀着飘落在他们四周的黄叶，真是个有独特色彩的街景。
不到七点，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陆续上班，虽然正式的访客时间是八点才开始，但疗养院的职员与医护人员好像都知道我是由德州赶来陪病人的，通常也会让我提前进门，他们对我的亲切与照应（或许是看在我灰白头发的份上吧），此刻仍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中。
进了门，我快步走上母亲在二楼的病房，展开了另一个陪伴母亲的日子。母亲的双眼因青光眼症严重，已是半失明状态，大概是在矇眬中见到我的身影，嘴角似乎牵起一抹笑意，我轻声地唤声“妈”，趋前轻轻地握住她干枯的手，房里寂静得连挂在墙上的那座石英钟的滴答声都可以清晰听到，它也好像是在提醒我，母亲的残余时日，就在那滴答声中一点一点地消逝。
十点多，嫂嫂依约来替母亲修剪头发，我们将母亲扶上轮椅，由电梯直上六楼阳台，嫂嫂动剪，我则负责收剪下的头发，不到十分钟，母亲看起来就清爽许多。此刻嫂嫂使个眼色，背着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空药瓶交给我，我迅速地塞了一把头发进去，悄悄地揣进裤口袋里，没让妈看到。
这是事先与嫂嫂商量好的，因为有先例在。
父亲离世前，曾明白地交待过我们弟兄俩，身后要归葬家乡故里，但是我母亲知道他们这一代会是“归不了根的落叶”，所以瞒着我父亲，早就安排好他俩的后事，在旧金山湾区的半月湾（Half Moon Bay）山顶，购置了两个面对太平洋的相连墓穴，交待我们兄弟俩，这儿就是我们谢氏族人在美国的“根”，也是让他们可以“遥望”大陆上的地方。
父亲于1995年在旧金山辞世之前两天，我央求嫂嫂在替他剪发时，留下了一束头发。2002年，我们弟兄俩分别飞返福建武平家乡寻根时，将那束头发埋在祖父母的坟旁，也算是名义上替父亲“落叶归根”罢。同时我也收集了一小盒谢氏祠堂前的泥土，万里迢迢地带回美国，将之洒落在父亲的坟上，聊表人子心意。
母亲的祖籍是湖南平江，但是她出生在长沙，从未回过平江原籍。她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因双双东渡日本东京帝大医学院习医，而将尚未满周岁的她，寄养在长沙的外婆（我的老外婆）家。仅仅四年后，我的外公余肖云就因在医院实习时感染急症，不幸命丧东瀛。现在看来，这急症应该就是那场延续三年多的1918年全球瘟疫吧，外公不幸成为世界近亿受害者之一。
外婆范新懿当时身怀六甲，捧着亡夫骨灰，牵着那在日本出生的孩子（我的大舅余日生）回到长沙娘家，生下我的二舅（遗腹子）余遗生后，就返回日本继续学业，年轻的她日后再嫁（我的继外公刘侃元先生，是东京帝大文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也是在中国颇有名气的文史学家与教育家），数年中，又替我的母亲添了弟妹各两名。繁重的课业与家事，再加上身在东瀛，她已无暇顾及留在长沙娘家之前夫子女，所以小小年纪的姐弟三人，都是“没爹没娘”地在长沙的范家成长。好在我的老外婆有四位子女，在我母亲的漫漫成长岁月中，她的姨妈与舅舅们都曾尽力协助他们的父母（当然就是我的老外公与老外婆），照应过稚龄的三姐弟。
我的大舅余日生于四岁时遇溺夭折，二舅余遗生（学名余怡生，日后自己又改名为余跃飞），由于受姐夫（我父亲谢肇齐是黄埔六期生）之影响而从军，是中央陆军官校十五期毕业生。大陆沦陷时，他已是团级干部，因长官陈明仁（黄埔一期）无预警地变节投共而陷身大陆，不幸于1954年毛共“肃反”时遇害，享年仅33。
讽刺的是，舅舅这片“落叶”居然还“归了根”哩，他遭毛共押解回他从未去过的原籍──湖南平江，公审后惨遭就地活埋，每念及此，我都会脊椎发凉，瞬间泪眼模糊。
母亲生前倒是从未提到要“落叶归根”，她这辈子倚靠的“大树”是我父亲，所以我母亲过世后就与父亲同穴。至于她老人家留下的这束头发，若是以后有机会去湖南平江寻根时，把它散落在可以俯视平江市区的近郊山上，说不定就这样，她老人家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找到）她牵挂了一生的弟弟吧！
近晚七时，母亲吃完流质的晚饭后，看护进来帮她擦身，我也结束了陪伴母亲的一天，拎着哥嫂给我准备的便当，提着沉重的脚步，踏上回公寓的那段“上坡路”。
终于吃力地“爬”到公寓门口，正待刷“门卡”时，有人从里边帮我推开了门，抬头一看，正是“越南老杨”，还来不及开口谢他，他就关心地问；
“你母亲今天还好吗？”黄昏的天光下，映出他那历经沧桑，满布皱纹的脸庞。
我没答话，只点了点头，拍拍他的手膀，感动得眼睛有些湿润。
别过老杨，进了电梯按下6键，电梯门缓缓关闭之际，看到在门后逐渐消逝的“越南老杨”身影，我突然意识到，他不也会是一片归不了根的落叶吗？
情绪难控，那滴眼泪终于不听使唤地迸出眼眶。
【谢行昌，2021年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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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