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一部重量级、史诗级的电影（下）
我觉得《奥本海默》这部电影还缔造了一项影史上最吊诡的纪录，那就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每一个人看到的内容深度其实大不相同。”电影散场后，尾随一群观众默默离开戏院，我其实很想拦住他们，大声告诉他们我看到的电影内容，包括那些电影中已经说出来的，还有那些没有或没时间说出来的故事。
传统的物理学中会将物理学家区分成理论型与实验型两种类别，理论物理学家通常也是非常厉害的数学高手，擅长用抽象的理论思考与数学方程式去描述复杂的物理世界，而实验物理学家则是透过双手万能、创意巧思、一丝不苟的执著与专注以及永远怀疑的精神，去验证、测试甚至发现物理世界。在物理的学术发展史上，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通常理论物理学家也会是一个很糟糕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越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做实验上就会做得越糟糕，经常引起实验室的小灾难。
电影《奥本海默》中的奥本海默就是如此，他年轻时在英国剑桥最著名的Cavendish实验室做实验时就非常的挫折，甚至因此产生忧郁症而发生了毒苹果事件；他将有致命的有毒物质注射到一个苹果中，然后放在他的指导教授（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桌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后来是依靠奥本海默家族的关系才得以疏通弭平，但条件之一是奥本海默得接受定期的心理咨商。至于电影中的情节，让量子力学之父、丹麦籍的尼尔斯‧波耳（Niels Bohr）差一点就吃下毒苹果，则是纯属虚构。
同样的，成为华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也是一个标准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也曾经努力去接触物理实验，结果当然也是很不成功。杨振宁在他著名的自传体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就提到，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们之间都会相互提醒，有杨振宁的地方就会有爆炸，做实验时得离他远一些。杨振宁在实验失败的挫折之余，是泰勒善意地提醒了他，建议他直接用已经完成的理论部分就可以顺利完成博士论文了。
毕业以后，杨振宁受到奥本海默的青睐，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并且开启与李政道在理论物理上的合作，最终两人一起拿下诺贝尔物理奖。忘掉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的，据说奥本海默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他在普林斯敦最快乐与满足的时光，就是能够看到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理论物理。回想起后来杨振宁与李政道的交恶，再看看电影《奥本海默》与真实世界中，诸多物理学大师们的恩怨情仇，不禁感慨人世间的复杂，即使是最聪明的脑袋、在最纯粹的学术领域中，亦复如是。
在西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我从1994年的8月开始在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担任博士后研究；我的学位虽然是机械工程的力学专业，但我的博士后却是任职于康奈尔的工程与应用物理系（Engineering and Applied Physics），而它的系馆隔壁就是物理系系馆。这是一个出过许多诺贝尔得奖主的物理系，因此每次经过物理系馆前，都会充满好奇与敬畏之情。
康奈尔大学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丘陵地上，冰河时期留下的Finger Lakes与起起伏伏的山峦之间犬牙交错，因此风景奇佳。大学里各个建筑高高低低地散落在丘陵中不同的位置，而校园里著名的地标之一，就是物理系馆前一片绿油油的大斜坡草地，冬天下雪时上面布满一层厚厚的白雪，春天来了后则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草皮；因此，快乐的大学生们冬天滑雪板、夏天滑草滑板，在这个斜坡上玩得不亦乐乎。
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山坡地的上方处，而我中午最喜欢用餐的餐厅则是处于山坡的下方，因此，每天中午我都抱着快乐的心情沿着一条斜斜穿越大草坪的步道由上而下，去享受我快乐的中式美食。吃完中饭后再去餐厅边的Oline Library，翻阅一下古色古香的中文书籍，心满意足之后才又慢慢沿着大斜坡爬回系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非常惬意与低调的日子。
每天中午沿着山坡往下去餐厅的路上，我经常会遇到一个看起来80多岁的老先生，他看来虽然年纪颇大，但是身子颇为硬朗，经常穿着一件淡灰色的夹克、宽松的长裤、一双略显老旧的大皮鞋，悠悠哉哉地往餐厅方向前进。他的脸上满是皱纹，有一个明显的大鼻子，还有着非常高的额头，满头往后梳拢的白发在风中胡乱飘着。他的神情总是非常愉悦的，每次当我在人行道上由他的身后超越而过时，都会转身回头跟他说一声“嗨”，而他也总是非常快乐地对我咧嘴而笑，右手在空中挥舞，神情愉悦地回复我一声“嗨”。这其实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基本礼貌，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每次我跟他打完招呼，都觉得这位老人的面孔似曾相识，可是一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直到有一天我因为某件事情进到物理系馆里面，在系馆回廊上看到墙上挂的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的照片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斯‧贝特（Hans Bethe），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的理论物理学大师。他原本是德国人，在德国出生与完成博士学位，仅仅因为母亲那一方有部分的犹太血统，竟然也不能立足于纳粹德国，于是在1935年时代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系，后来因为提出太阳内部的核反应理论与数学计算而获得诺贝尔奖。
之前我读戴森的书时，就知道戴森1947年来康奈尔时，就是追随汉斯‧贝特，做他的博士后研究，而且对他赞不绝口。而费曼也是因为汉斯‧贝特的缘故，才会在二次大战后，追随他的脚步来的康奈尔。我在费曼的书里面经常看到汉斯‧贝特年轻时候的照片，虽然时间可能有差了三四十年，可是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他。
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改变我生活中的routine，每次中午用餐时，如果老远看到他走在前方，还是会追上去并转身跟他打一声招呼；他也是一如往常地咧嘴而笑、挥手打招呼，一头乱发在风中飞舞。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与他打完招呼后我都会觉得心里非常的踏实，或许是因为觉得这样的大学中有这样重量级的大师，是一件让人非常安心的事情。
我Google了一下，贝特教授是在2005年过世的，享年99岁，距离我离开康奈尔还不到10年。现在回想起来，这其实是一件小事情，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小细节中体现了欧美学术传统中人性化与人情味的一面，这些所谓的大师们虽然有着超乎常人的心智能力，但是其实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反观国内的许多所谓的“大师”们，一旦获得了某些头衔之后，往往被一群学生或年轻的学者们左拥右簇，众星拱月般地被捧上天，有点像日本电视剧《白色巨塔》中，威风的医院院长出巡时，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穿着白袍的医生们。每次看到这样子的场景，我都会想起在康奈尔的斜坡大草皮上，那位在寒风中独自一人踽踽而行的汉斯‧贝特，以及他那平易近人、亲切友善的神情。
电影《奥本海默》中汉斯‧贝特出现的镜头也不少，因为在曼哈坦计划中他是担任理论组的组长，负责计算所需要使用之放射性元素的关键质量，而他日后在美国政府迫害奥本海默的过程中，也曾多次挺身而出，支援他的老朋友奥本海默，是一位备受敬重、人缘非常好的顶尖学者。电影中饰演汉斯贝特的演员在外型上与真实的主人翁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唯一的缺点是演员的身材太高了，因此让我有一些突兀感；看电影时我一直在心中在嘀咕着：真实的汉斯‧贝特没有这么高，因为我亲眼见过他！
（2023年电影观后感）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