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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9日讯】尽管，新世纪的面貌可能被生物科技或光电科技绘上彩妆，但特有文化与传统产业的深度结合，仍将是二十一世纪全球重要的经济发展趋势与经营策略。毕竟，人离不开土地，更离不开科技以外的生活品味，尤其，台湾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传统农业在面临重大冲击之际；如何让农产品重回国际舞台，无疑已是台湾当前重要的经济课题之一。
其中，茶产叶便是台湾所有农产品中，最独具历史与文化意涵的一样。依前清淡水海关纪录，台湾的出口贸易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九五年之间，单是茶产业即占了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日治第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台茶总共输出九百六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三公斤，价值五百八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四圆，当年，日本政府编列的台湾年度岁入预算是九百六十五万圆。
也就是说，光是茶叶的收益，约是全台年度岁入预算的百分之六十。当年风靡全球的出口大宗“Formosa Oolong Tea”，即是“白毫乌龙” 或别称“东方美人茶”的椪风茶；这种茶因具有独步全球的熟果香与蜜香，更是国际市场上量少价昂的抢手货。简言之，台茶自十九世纪开始，即对台湾的经济社会造成钜大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较大陆原乡地区高出许多的变化；当时，台茶的产销体系不但启动了台湾新的权势阶层兴起，更是奠下往后台湾快步朝向初级工业化的基础。
茶街自成区块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的国际贸易舞台上，台茶独步全球的丰采，自然也对台湾的都市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令人侧目的便是造就了大稻埕的“台湾茶街”。茶街的范围大致在现今台北市大同区，从西边淡水河畔的环河北路算起，东到重庆北路，北至民权西路，往南延伸到长安西路之间；其间又以贵德街为主轴，向四周辐射状发展，较大的范围涵盖现今的民生西路、南京西路、西宁北路、迪化街到延平北路一带，日本人称呼这一带叫做“Daitotai”。
日治中期，美国茶业专家威廉乌克斯(Willam H. Ukers)来台考察台茶的产销体系、制茶工法与交易手法时，曾对当时的大稻埕有以下的描述，他说：“茶栈里，雇有许多从事茶叶分类和炭焙的女工，她们常常是浓妆艳抹的去上工，有着乌黑亮丽的头发，发上喜欢插着茉莉，丰腴的脸颊与乌溜溜的眼神，常透着诱人的气息，走起路来像是摇曳生姿的百合”
当时的大稻埕，可说是国际级的都市中心，骚人墨客如今走过贵德街残留斑驳的巴洛克式建筑骑楼下，不免也要缅怀这段独具文化魅力的茶街沧桑。茶街，有着台湾移民史上坚毅的创业精神，也有过蜚誉全球的国际尊荣；若能在新世纪里结合新兴的消费趋势；那么，隽永的茶香，或能重启老街的文化商机。
记忆拼图
唐山过台湾的移民情怀，仍具体呈现在王锦珍茶行、安西福记茗茶等，由福建安溪后裔开设的茶行里；日治初期， 贵德街上南兴茶行的后门，曾是日治时期台湾文化协会举行“港町文化讲座”的地点之一，那是台湾民族运动的纪念碑，如今或统或独的争议，在当时，都只在阵阵茶香里，化为今日台湾史上一丝丝的气慨幽魂。茶街上人来人往的“亭仔脚”(骑楼)，曾是日治时期总督府执行都市计划下的一环，曾经在“亭仔脚”下拣茶的女工，也反映了茶产业的独特生态，例如当年商家不顾规定，占用“亭仔脚”雇工拣茶的特权。
“特权”，是一个吊诡的字眼，有时它被形容像是洪水猛兽，但大多时候，它却是传统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以茶产业来说，洋商买办出身的李春生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例子，他因为精通英文成为洋商买办，再利用时局动荡及本身的经营理念，拿下有别于洋商的“台茶之父”称号；他在拥有大量资本之际恰逢前清政府割让台湾，当时为了避免台北城暴动扩大，他曾与辜显荣等人迎接日军进城，台湾史上因此对他的褒贬不一。
但李春生笃信基督教也是个思想家，他曾独资兴建位于今日台北市甘州街上的礼拜堂；红砖色的外墙与巴洛克式的造型，曾展现他对西方现代化的想望。这种想望，算得上是台湾全球化的先驱：一种来自国际贸易的经验，与不愿故步自封的思想跳跃。
从前清到日治，台茶创造出的附加价值，除了出现豪宅建筑之外，资本阶级所引动的文化活动亦丰富了茶街的人文色彩。台湾第一位专业人体模特儿林丝缎，曾在今贵德街与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画室工作；台湾新文学运动创始人张我军，曾在贵德街上的农林公司旧址上班；西宁北路不起眼的小巷子里，留下〈望春风〉〈四季红〉等名曲的作词家李临秋身影。李临秋故居的附近，曾有一家“宏济医院”，院长林清月在看病时不忘研究台湾歌谣，自称“凡歌必记”，后来“弃医从歌”进入唱片公司任职，人称“歌人医师”。
此外，日治时期出现的台湾人休闲胜地第一剧场—“永乐座”，亦与台茶贸易有关，因为永乐座的出资兴建者陈天来，就是买卖台茶致富，李临秋年轻时也曾在永乐座上班。至今，贵德街上仍矗立着一座高耸的巴洛克式建筑，那就是茶商陈天来的茶行旧址与故居，豪宅内的装潢考究，室外屋顶镶嵌着家徽，家徽的磁砖从荷兰进口，家具是由高级的酸枝、红桧及黑檀木制成；后来的台湾电影《长江一号》，即曾借用这栋豪宅当场景，将镶有彩绘玻璃的楼梯全入了镜。换个角度看来，台茶，正是台湾文化的推手。
社会阶级
当然，茶街上不只有富商豪宅，常民生活的文化资产也是处处可见，例如茶街上的慈圣宫、法主宫和城隍庙，至今仍是常民生活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这些神只的出现，也是来自茶业的商业机制—“茶郊”；茶郊，是茶商的贸易组织，也是茶商们聚会的所在，茶商们原来在茶郊里供奉的家乡守护神，逐渐就演变成大稻埕的地方性宗教盛会，至今成了活生生的文化资产。当然，茶产业带动经济繁兴，无可避免的也孕育出新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茶街上的茶行，不只是工作的空间，更是身份地位与摩登时尚的表征。
除了大茶商李春生盖在迪化街及甘州街的旧宅，以及陈天来的剧场及巴洛克豪宅之外；至今淡水河落日仍映照的“盐馆”，更是台湾早期接触西化的代表作之一。“盐馆”，是辜显荣的故居，一栋二层楼的建筑物上。自一楼到二楼的拱形窗与墙壁上，都镶嵌着独特的瓷砖图案。现在，这间宅邸是“荣星幼稚园”的现址；早期，是曾经闻名全台的荣星儿童合唱团的据点。
“荣星”取自辜显荣的字─“耀星”的“星”与本名中的“荣”，辜家曾在民权东路经营的“荣星花园”〈现已辟为市立公园〉，过去也曾是台北市闻名的景点；流转在茶街建筑物中的社会阶级与现代主义特征，证实了西方价值嵌入台湾市井的年代，可能要比当代人所了解的情况，至少早了七、八十年。
满足文化欲望
后现代消费主义强调特殊类型与认同的休闲，以及城乡空间中引人欲求的“文化欲望”。乌尔瑞(Urry，1995)描述了城镇地景的三个文化吸引力(desirability)：一是有可参访的场所和风景，二是具有合宜美学的乡土建筑，三是休闲活动的文化正当性，例如运用文学和艺术人物，让某些乡间具有特殊风味。而“台湾茶街”满足了这样的文化欲望；这欲望，构筑于当时的空间场域与社会阶级，如今，它也是都心的建筑座标且具有独特的文化意涵。其中，值得后现代消费者细细品赏的是，空间场域不只是单纯地解构建筑形式；更多的是从社会转化的角度，来考量都市结构变迁的历史。
著有《台湾茶街》一书的池宗宪认为，把大稻埕放进台北都会区的发展脉络中，就不难发现它已超越了建筑造型分析的限制，也处处透着自前清伊始，大稻埕淡水河岸隐含的社会情境变化，以及空间结构的历史轨迹。他说，时间与空间的平行与交错，体现在茶街上的痕迹，至少有因大清朝五口通商条约，进驻福尔摩莎岛的外商德记洋行和怡和洋行，这两座代表当年台茶全盛贸易的德记大楼和怡和大厦中，至今还留有台农与洋商之间，磨合折冲的记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