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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9日訊】儘管，新世紀的面貌可能被生物科技或光電科技繪上彩妝，但特有文化與傳統產業的深度結合，仍將是二十一世紀全球重要的經濟發展趨勢與經營策略。畢竟，人離不開土地，更離不開科技以外的生活品味，尤其，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傳統農業在面臨重大衝擊之際；如何讓農產品重回國際舞台，無疑已是台灣當前重要的經濟課題之一。
其中，茶產葉便是台灣所有農產品中，最獨具歷史與文化意涵的一樣。依前清淡水海關紀錄，台灣的出口貿易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單是茶產業即佔了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九十。日治第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台茶總共輸出九百六十四萬三千三百七十三公斤，價值五百八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圓，當年，日本政府編列的台灣年度歲入預算是九百六十五萬圓。
也就是說，光是茶葉的收益，約是全台年度歲入預算的百分之六十。當年風靡全球的出口大宗「Formosa Oolong Tea」，即是「白毫烏龍」 或別稱「東方美人茶」的椪風茶；這種茶因具有獨步全球的熟果香與蜜香，更是國際市場上量少價昂的搶手貨。簡言之，台茶自十九世紀開始，即對台灣的經濟社會造成鉅大影響，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較大陸原鄉地區高出許多的變化；當時，台茶的產銷體系不但啟動了台灣新的權勢階層興起，更是奠下往後台灣快步朝向初級工業化的基礎。
茶街自成區塊
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國際貿易舞台上，台茶獨步全球的丰采，自然也對台灣的都市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最令人側目的便是造就了大稻埕的「台灣茶街」。茶街的範圍大致在現今台北市大同區，從西邊淡水河畔的環河北路算起，東到重慶北路，北至民權西路，往南延伸到長安西路之間；其間又以貴德街為主軸，向四周輻射狀發展，較大的範圍涵蓋現今的民生西路、南京西路、西寧北路、迪化街到延平北路一帶，日本人稱呼這一帶叫做「Daitotai」。
日治中期，美國茶業專家威廉烏克斯(Willam H. Ukers)來台考察台茶的產銷體系、製茶工法與交易手法時，曾對當時的大稻埕有以下的描述，他說：「茶棧裡，僱有許多從事茶葉分類和炭焙的女工，她們常常是濃妝艷抹的去上工，有著烏黑亮麗的頭髮，髮上喜歡插著茉莉，豐腴的臉頰與烏溜溜的眼神，常透著誘人的氣息，走起路來像是搖曳生姿的百合」
當時的大稻埕，可說是國際級的都市中心，騷人墨客如今走過貴德街殘留斑駁的巴洛克式建築騎樓下，不免也要緬懷這段獨具文化魅力的茶街滄桑。茶街，有著台灣移民史上堅毅的創業精神，也有過蜚譽全球的國際尊榮；若能在新世紀裡結合新興的消費趨勢；那麼，雋永的茶香，或能重啟老街的文化商機。
記憶拼圖
唐山過台灣的移民情懷，仍具體呈現在王錦珍茶行、安西福記茗茶等，由福建安溪後裔開設的茶行裡；日治初期， 貴德街上南興茶行的後門，曾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舉行「港町文化講座」的地點之一，那是台灣民族運動的紀念碑，如今或統或獨的爭議，在當時，都只在陣陣茶香裡，化為今日台灣史上一絲絲的氣慨幽魂。茶街上人來人往的「亭仔腳」(騎樓)，曾是日治時期總督府執行都市計畫下的一環，曾經在「亭仔腳」下揀茶的女工，也反映了茶產業的獨特生態，例如當年商家不顧規定，佔用「亭仔腳」僱工揀茶的特權。
「特權」，是一個弔詭的字眼，有時它被形容像是洪水猛獸，但大多時候，它卻是傳統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一個重要指標。以茶產業來說，洋商買辦出身的李春生就是一個令人羡慕的例子，他因為精通英文成為洋商買辦，再利用時局動盪及本身的經營理念，拿下有別於洋商的「台茶之父」稱號；他在擁有大量資本之際恰逢前清政府割讓台灣，當時為了避免台北城暴動擴大，他曾與辜顯榮等人迎接日軍進城，台灣史上因此對他的褒貶不一。
但李春生篤信基督教也是個思想家，他曾獨資興建位於今日台北市甘州街上的禮拜堂；紅磚色的外牆與巴洛克式的造型，曾展現他對西方現代化的想望。這種想望，算得上是台灣全球化的先驅：一種來自國際貿易的經驗，與不願故步自封的思想跳躍。
從前清到日治，台茶創造出的附加價值，除了出現豪宅建築之外，資本階級所引動的文化活動亦豐富了茶街的人文色彩。台灣第一位專業人體模特兒林絲緞，曾在今貴德街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畫室工作；台灣新文學運動創始人張我軍，曾在貴德街上的農林公司舊址上班；西寧北路不起眼的小巷子裡，留下〈望春風〉〈四季紅〉等名曲的作詞家李臨秋身影。李臨秋故居的附近，曾有一家「宏濟醫院」，院長林清月在看病時不忘研究台灣歌謠，自稱「凡歌必記」，後來「棄醫從歌」進入唱片公司任職，人稱「歌人醫師」。
此外，日治時期出現的台灣人休閒勝地第一劇場—「永樂座」，亦與台茶貿易有關，因為永樂座的出資興建者陳天來，就是買賣台茶致富，李臨秋年輕時也曾在永樂座上班。至今，貴德街上仍矗立著一座高聳的巴洛克式建築，那就是茶商陳天來的茶行舊址與故居，豪宅內的裝潢考究，室外屋頂鑲嵌著家徽，家徽的磁磚從荷蘭進口，家具是由高級的酸枝、紅檜及黑檀木製成；後來的台灣電影《長江一號》，即曾借用這棟豪宅當場景，將鑲有彩繪玻璃的樓梯全入了鏡。換個角度看來，台茶，正是台灣文化的推手。
社會階級
當然，茶街上不只有富商豪宅，常民生活的文化資產也是處處可見，例如茶街上的慈聖宮、法主宮和城隍廟，至今仍是常民生活的一部分。有趣的是，這些神只的出現，也是來自茶業的商業機制—「茶郊」；茶郊，是茶商的貿易組織，也是茶商們聚會的所在，茶商們原來在茶郊裡供奉的家鄉守護神，逐漸就演變成大稻埕的地方性宗教盛會，至今成了活生生的文化資產。當然，茶產業帶動經濟繁興，無可避免的也孕育出新的資產階級，也就是說，茶街上的茶行，不只是工作的空間，更是身份地位與摩登時尚的表徵。
除了大茶商李春生蓋在迪化街及甘州街的舊宅，以及陳天來的劇場及巴洛克豪宅之外；至今淡水河落日仍映照的「鹽館」，更是台灣早期接觸西化的代表作之一。「鹽館」，是辜顯榮的故居，一棟二層樓的建築物上。自一樓到二樓的拱形窗與牆壁上，都鑲嵌著獨特的瓷磚圖案。現在，這間宅邸是「榮星幼稚園」的現址；早期，是曾經聞名全台的榮星兒童合唱團的據點。
「榮星」取自辜顯榮的字─「耀星」的「星」與本名中的「榮」，辜家曾在民權東路經營的「榮星花園」〈現已闢為市立公園〉，過去也曾是台北市聞名的景點；流轉在茶街建築物中的社會階級與現代主義特徵，證實了西方價值嵌入台灣市井的年代，可能要比當代人所了解的情況，至少早了七、八十年。
滿足文化慾望
後現代消費主義強調特殊類型與認同的休閒，以及城鄉空間中引人欲求的「文化慾望」。烏爾瑞(Urry，1995)描述了城鎮地景的三個文化吸引力(desirability)：一是有可參訪的場所和風景，二是具有合宜美學的鄉土建築，三是休閒活動的文化正當性，例如運用文學和藝術人物，讓某些鄉間具有特殊風味。而「台灣茶街」滿足了這樣的文化慾望；這慾望，構築於當時的空間場域與社會階級，如今，它也是都心的建築座標且具有獨特的文化意涵。其中，值得後現代消費者細細品賞的是，空間場域不只是單純地解構建築形式；更多的是從社會轉化的角度，來考量都市結構變遷的歷史。
著有《台灣茶街》一書的池宗憲認為，把大稻埕放進台北都會區的發展脈絡中，就不難發現它已超越了建築造型分析的限制，也處處透著自前清伊始，大稻埕淡水河岸隱含的社會情境變化，以及空間結構的歷史軌跡。他說，時間與空間的平行與交錯，體現在茶街上的痕跡，至少有因大清朝五口通商條約，進駐福爾摩莎島的外商德記洋行和怡和洋行，這兩座代表當年台茶全盛貿易的德記大樓和怡和大廈中，至今還留有台農與洋商之間，磨合折衝的記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