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侮辱他人的人来说，侮辱就好像在沙滩上写字一样轻而易举；而对于受侮辱的人来说，侮辱却像雕刻在青铜器上一样不可磨灭。
——格雷尼斯

这里讲述的是属于政治迫害的故事，为此我将格雷尼斯这句话中的四个“侮辱”全改为“迫害”。
——于宗瀚

政治迫害结下了刻骨仇恨

我恨透了我任职的神经生理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一个不苟言笑、表情一贯阴丝丝的女人。她迫害过好多科研人员，我是受苦最多的一个。我受了她二十多年严酷而卑鄙的政治迫害。在逼得我和我的家庭实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我想先为民除害，杀死她，然后我和妻子再自杀，双双离开这个世界。

我在研究所内之所以会遭受迫害，起因是由于一九五五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作为涉世未深的青年，我不懂当权者的脾气，只会实话实说。我说了一句话：“胡风这帮人不拿刀、不拿枪，算哪门子反革命？”在当时，这是严重的反动言论！从这时起，那个阴丝丝的女人就开始利用她的职权去调查我的个人历史。

我的个人历史不调查人们不知道，调查之后可全然出乎那个女人的意料。我少年时摆地摊卖杂货，作为未成年人却能在敌伪和国民党的机关里都工作过，年纪轻轻就在国民党军队的报馆里当上了助理编辑。这些都是真的。我居然不仅是个国民党员，而且还是个国民党区分部的组训委员，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间，在那种职位上的那种女人说你是什么，你就必须是什么！许多反动的政治问题如果确有证据，那我也早就被处死，至少是被关进囹圉了，因为共产党的‘公安六条’明确规定，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即是‘反革命分子’。我誓死也没承认过我是国民党人，更不可能具有国民党的任何官职身份。尽管如此，然而我的历史确实是太复杂了，有着这般历史的人怎么可能又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间在著名大学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却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内来工作？无法理解！于是，那个女党委书记就把我当成‘另类’，作为‘内控分子’，对我的全部言行实施监控——在平素的日子由一些党员记录着我的一切‘可疑’言行。

我这种人的言和行如何控制？每周除了必须的政治学习之外，我的工作就是做科学实验和查阅文献，每天工作加上吃饭、拉屎、撒尿的时间总共约有十五、六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孤单单一个人，因此在‘行’方面他们抓不着我什么。我的‘言’倒是最重要的了，每当政治学习时和平素与人们的交谈，党员们都特别注意我说话的内容。当然了，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些极普通的话都可以被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譬如说吧，我抱怨自己的弟弟长期找不到工作，因而失业在家。不得了啦，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哪里会有‘失业’！‘失业’只属于万恶的旧社会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像我弟弟那样的人是‘社会青年’，充其量可以称之为‘待业青年’，岂可以称之为‘失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与原则性的重大区别！通过严酷的批斗过程之后，我增加了这方面的‘知识’。当今在我国有大量大量的职工失去了职业，这叫做‘下岗’，绝非‘失业’。受过共产党的教育后我不会在用词方面再犯错误了。

再譬如，一九五八年时共产党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的红旗，声言只要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可‘超英赶美’。这时在科学院的大礼堂里听取一次党中央的文件传达，内容是毛主席说：“我们成立了人民公社，解放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力，现在农田可以亩产万斤粮了，所以在农村既然计划生育难搞，那就不用搞了。我们还怕人多了没饭吃吗？”那天晚上回到宿舍里，我和同室的一位党员闲谈，说起我对亩产万斤粮持保留看法，而又觉得计划生育这等大事恐怕还是疏忽不得的。没想到那党员正是那女党委书记安插的，是监视我的密探。这个密探表面上敷衍着我，而第二天他就向那女人报告了我的‘反动言论’。

再再譬如，有一次我在洗衬衣时随便说了句“这衬衣就是领子和袖口最脏”。又糟了，这句话汇报到那女人处，成为了我攻击毛主席的罪证，因为他老人家乃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呀！我却说什么‘领’子和‘袖’口最脏。这不明摆着是我在‘含沙射影’么？！

再再再譬如，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紧接着进入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大闹饥荒。我平素的粮食定量被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每天都得算计着粮票吃饭，实在吃不饱肚子呀！一个新年的假日里，在实验间歇时，我百无聊赖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句话：“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无限忧愁地又迎接了一个吃不饱肚子的新年”。有个党员，居然偷走了这张纸，交给了那个女人，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自然地又套在了我的头上。白纸黑字，赖也赖不掉。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你竟然会感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还有戚戚？这是什么心态？除了阶级敌人，‘六亿神州尽舜尧’，还有什么人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着这等灰暗情怀？

此外，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在那些岁月里我总免不了暴露出难以接受前苏联在科学方面的那些强迫人们接受的荒诞的理论。这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属于犯罪的‘反动思想’。我当然地因此而受过严厉批判。不过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反苏之后，我这方面的罪行也就被忽略不计了。

那个女人有着好几本‘黑簿子’。所谓‘黑簿子’并不表明簿子的封面是黑色的，而是表明其中记载了许多人的许多方面的反动言行。许多同事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都分别记载在几本‘黑簿字’里，每句反动言论的告密者姓名、告密日期、地点、环境等等全都一一记录在案。到了一九六六年“大革文化命”开展之时（‘大革文化命’是我个人的语言。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是对“文化”与“革命”这些词汇的亵渎，因此在我个人的言语和文字中只使用“大革文化命”这样的词汇安排），我的反动言论已有二十七句之多，我被定案为政治上的‘敌我矛盾’，我应该在背上被共产党踏上一只脚，使我永世不得翻身！我在此记录着，会不会使得世界上善良的人们以为我在瞎编，在撒谎，因为人们无法想像我的那些普普通通的真话与实话怎会变成为政治上的反动言论？这是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不是的，真地不是。我这里写的全是真的。

由于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我已成为了堕民，所以一向说话都谨小慎微，如若不然，则我的反动言论又何止二十七句呢。因此那个女人感到很惋惜，假如不是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了对我的迫害，那么至少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耍阳谋时，我这种人肯定会说出更多的反动言论，于是也就必然地会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对此，那女人感到遗憾，太便宜了我。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成为斗争对象，像我这类人在中国被称之为‘老运动员’（这里的‘老’非指年龄，意谓‘长久’）。到了文革，我被斗，被打，被长期关押，被逼着打扫厕所、干各种苦活儿，被指令每天都得站在‘红太阳’的画像前向他请罪，什么苦都受遍了。最后我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谢天谢地，我未入囹圄，只是被赶出了研究所，饬令到一家工厂去当了一个出苦力的工人。

在我工作的神经生理研究所内有两个年届四十也找不着配偶的人，一个就是那邪恶的女人，重要的不是因为她长得丑，而是因为她太阴毒，尽管那么多的男人为了入党，为了向上爬而接近她，但却从来没一个肯和她要好；另一个就是我，不单单是因为我也丑，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是一个‘堕民’，从年轻时起，哪位姑娘敢于接近我？然而我又和她不同，在年过四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既美丽又聪明的女堕民。我们由于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而共同地走到了一起。在我俩结婚之后，我亲爱的妻子被逼到了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当了农民，我被逼迫着进了上海洗涤剂厂当上了一名搬运工人。哈哈，我们俩的婚姻正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工农结合’！不幸的是，作为富家小姐出身的她在农村是个实实在在的无用之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在农村里实在派不上任何用场，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只好偷偷地逃回了上海，和我一起东藏西躲地迁居在上海的一些贫民区或郊区。

善良的人们，在那漫长的熬不出头的黑暗岁月里，那个女党委书记把我的科研道路完全掐断，生活上又被逼到了无路可走，我能够不对她产生强烈的仇恨吗？？？在我的祖国，自从来了共产党，吃粮食要粮票，吃油要油票，吃砂糖要糖票，吃肉要肉票，买洗衣肥皂也要肥皂票。就拿肥皂票来说吧，有时一张肥皂票只能买到粗肥皂的一个角。我每月所领到的各种票只够我一个人用。粮食定量已比过去减少了四成，维持着自己一个人可以不至于饿死。然而妻子因为户口在农村，因此什么票也没有，两口子就靠我一个人的各种票维持着生活。每当吃那简朴的饭菜时,都是各吃一点点之后就彼此推让，都坚持说自己吃饱了，可谁也骗不了谁。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盛夏之末，长江沿岸的秋老虎正狂热地肆虐着，天天都热得人汗流浃背。我亲爱的妻子是不是汗出得太多了，反而不再流得出伤心的泪。左思右想，反反复复，最后我们确信，‘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是容不得我们的。我的同事中服毒而死，上吊而死，跳楼而死，和被活活打死的已经有好多位了，特别是一对同事夫妇就因为受不了卑鄙的政治迫害而双双服毒自杀了。这启发了我们，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们也决定双双结束自己屈辱的生命算了。这时，我也作了另一个决定，即在自杀之前我先杀死那个阴丝丝的女人，这样一来，既为自己报仇雪恨，也同时为民除害，不能让那个极左的丑女人太平地活着，再去迫害其他善良的人们。

历史本来应该走过的轨迹

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我们两口子已经长期吃不饱饭，衣服上是补钉上面贴补钉。我捡来别人扔掉的破鞋子穿。妻子的鞋底磨穿了，只好在磨破的位置上贴一块橡皮膏，凑合着穿。我每年卖三次血，后来体质很弱，医生建议别再……。

九月一日那天的深夜，我们夫妇漫无目的地在无人的街道上行走。

“我们怎么办呢？”妻子仰着脸问我。

“……”我无言以对。

借着昏暗的路灯，我望着她那虽然营养不良但仍然十分美丽的脸庞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被那一双眼睛把我的魂儿都勾去了。为了这双眼睛，我愿意终身当她的奴隶。可是现在让我回答她什么呢？

“看见吗，亲爱的小妹？”我忽然心有奇想，指着远处十字路口的一盏昏暗的路灯说：“那里那盏灯，假定那儿就是祖国的‘边界’，我们从这儿开始跑，去‘叛国投敌’。在向‘边界’跑的这段路上，后边有人民解放军在开枪追打我们。如果跑得快，越过‘边界’，就到了自由的土地。那里有万恶的资本主义，我们可能就自由了，至少通过努力咱们可以吃得饱饭了；假如未跑出‘边界’，我们被打死了，那就死了算了，反正活着也是活受罪。让我们来一次‘叛国投敌’演习好吗？”

“假如我被打死了，你别回头，勇往直前冲出去，”妻这样说。

“不，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就不再冲出‘国境线’，和你死在一起。”我坚决地回答。

她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夜深了，路上无甚行人，于是她踮起脚尖来拥抱着我，用力地吻我。

“哥指示，妹照办；哥命令，妹遵从；哥挥手，妹前进！”（此处是改用文革期间造反派的口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命令我遵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她笑了，多么美丽的一张笑脸；我也笑了，但旋即眼泪涌进了眼帘，泪花也充盈了她的眼眶。

“我跑得慢，你拉住我的手。”她说。

“为了自由，为了作为人的尊严，我们向着自由的土地进发——预备——跑！”我压低了声音下口令。

我们手拉着手死命地向前狂奔。不知她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跑得不算慢。身后没有解放军的子弹飞来。我俩谁都没牺牲，安全地奔到了‘自由的土地’。

好在深夜的路上没啥行人，没人看到我俩的‘叛国行为’。气喘吁吁，我们累坏了。从来吃不饱饭的人，怎禁得起这样一阵狂奔。我俩虚弱地在路边坐下来。

“我们自由了。”我神志无知地说。

“我们自由了？”她怅惘地望着我。

神经全麻木了，不知所以。终于我们相抱着哭起来。

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我们也逃不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铁拳砸得我们活不成，也死不成。

不！人可以活不成，但若决心去死，就没有死不成的！

自九月一日之后，虽然我每天不得不到工厂里去做苦工，但每天回到家来就是和妻子谈论自杀的事。那些日子真是悲伤极了。

九月六日我又卖了一次血，得到了三十元人民币和一杯麦乳精，为的是在临死之前用这三十块钱和妻子好好地吃喝一顿。

然而，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杀死那个阴丝丝的女人。我们要报仇！绝不能让那女妖魔活在世上继续祸害他人！

死，怎么个死法？杀人，怎么个杀法？

最后决定了，步骤是先让妻子服毒自尽，然后我去杀那女人，得手后立即再自杀。这是我拟就的程序。

一切都筹备就绪了。妻子服的毒是我以前从实验室里私自拿出来的山萘（cyanide）。这种毒物原是我从事科研工作时所用的，是不许拿出实验室的。但曾经屡屡考虑过，在面对那种反人性的斗争时，我应不应该表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以自尽的方式抗议那种卑鄙的政治环境。因此我早就做好了准备，私自保留了少许山萘。只是由于后来邂逅了我的玫瑰——亲爱的妻子，才保持了生的欲望。然而，现在实在看不出任何前景了，于是那微量的山萘又可以被用上了。我还准备了两把刀。一把是我早已有的德国双钥匙牌的大六开刀，我用其中最大的一面来自杀；另一把是在旧货摊上买来的旧匕首，在石头上我把它磨好了，用以杀死那女人。我之所以准备了两把刀，那是因为我绝不愿意用被那恶女人的脏血污染了的刀再刺进我的干净的胸膛。

九月八日的晚上，我和妻子穿着打扮了一番。到市中心的一个饭馆里叫了点小菜和两杯酒。在死前我们至少也得酒足饭饱一次。可是，泪水滴在了酒杯里——我的和她的。我们哪里吃喝得下啊！一桌酒菜连一箸也未动就放弃了。我们极其苦厄地走回了自己的那个位于沪郊农村的所谓的‘家’，极其悲怆地熬过了那样一个漫长之夜。

九月九日拂晓，东方刚有了淡淡的曙光，我们要行动了。

“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妻问我。

“是的，这话已说过多少遍了。”我答。

“让我再啰唆一遍吧。你不老是说，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是不会久长的么？”

“我们等不到‘日出’了。”

“可是至少我们能不能再等等？到底毛主席老了，他总会……”

“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即使‘红太阳’落山了，那他的老婆，那个臭婆娘接班后我们能有活下去的可能么？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了。”

“你给我读过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歌》——“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我们的冬季太长了。你不是也读过鲁迅的《坟》么？——“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我把双刀插在腰间，外面加一件罩衫遮着刀，把一小碗水递给妻子，以便帮她吞下那一小纸包里的山□。

“哥啊，亲哥！”

“亲妹妹！”

我们抱头大哭。水碗被扔在了地上，水洒了，但碗没有碎，因为我们住的房间内和房间外一样，全是泥土地。

人民公社的广播喇叭响了，播出了已把我的耳朵里都磨出了老茧的《东方红》(这是歌颂毛泽东的著名歌曲，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啊，呼尔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在毛去世后此歌的播放率就很低了)。时间到了，再迟就来不及杀死那个女人了。我咬紧牙关，狠狠心推开妻子，拾起了扔在地上的碗，再斟上水送到她面前。

“哥，所有的话都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了。是的，我们没有活路了。我去了。”她突然的坚强倒使我全身一震。她把山萘往口中倒，然后伸手从我手中拿去水碗。我犹豫了，想夺回碗。她却咕嘟咕嘟地用水送下了山萘……她软瘫在地上。我发疯似地用拳头猛砸自己的脑袋。镇静一下，我抱起她，将之平放在床上，整理一下她的头发。把床单整齐地盖住了她的身体。她睁开眼看看我，又合上了眼睛。我吻了吻她的额头，一跺脚冲出屋门，把门锁上。“妹妹，亲妹妹，黄泉路上等等我。”我用拳头狠狠捶门。

我向着市区狂奔，直奔到常熟路十三号——这里就住着那个阴丝丝的女人。

这时到了七点一刻。我在十三号房子的对马路徘徊。我知道那女人七点三十分会从里面出来。去上班。然而这一刻钟好漫长啊！我命令自己不去想妻子，但办不到。我全身的血液沸腾，心要跳出了胸口。

啊，不好，我的左手怎么痉挛了，变成了助产士手（妇产科名词，即五指伸直，并拢，以便于给产妇接生。唯营养上的缺钙者也会不由自主地被动出现这样的手势，呈僵直状。）。怎么办？显然我的营养太差了，缺钙严重。用右手去把并拢的左手指分开，但做不到。太紧张了，镇静下来。不要紧，持刀杀人是用右手，我的右手正常。

等啊，等啊！手表的指针怎么今天走得这么慢？这时路上人多起来了，因为这是大家赶上班的时间。

突然十三号门开了，走出了那女人。我迅速穿过马路。她沿着人行道向南走，我悄悄地紧跟其后。离得快近了，我拨开几个行人。我应该先抓住她再下手，然而我的左手……啊，在重要的关头左手的痉挛反而缓解了。好！我从后边用左手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向后拽过来让她面对着我，然后右手迅速从腰间拔出那把匕首，大吼一声，把刀刺进了她的胸口。拔出来，再补一刀。两刀足够了！她像一条蛆虫似地倒在地下，连一点微弱的叫声也来不及发出。

紧接着我抽出另一把六开刀，那最大的刀面早已拉好。我将之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从前高尔基自杀的时候，因为不知心脏的确切位置而未死成。我懂生理学，当然知道心脏在哪儿。我必须死去，不得有任何不死的可能。把刀刺进了心脏，我不再有补一刀的气力了。我倒下了。

周围的行人为这突然的一幕吓朦了。大家不知所措，远远地跑开了。而远处自然地围拢了越来越多的人群。

警察和救护车很迟才赶到。警察封锁了现场。救护人员把那女人和我挤放在一个担架上，这是我虽死也不能同意的。然而究竟我死了，不再能抗争。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于是在常熟路十三号门口两旁新贴出两副巨大的横幅标语，左边是‘警惕阶级敌人的反扑’，右边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十三号对马路的墙上两旁新贴出来的标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天之后报纸才公布这一凶杀案。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沸沸扬扬，有人说杀人者是国民党中统加军统的双料特务；有的说杀人者懂俄文，是苏联的克格勃；还有人说杀人者的那个漂亮老婆是梅花党的真正首领，很可能实际上是个日本女人；还有的说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

历史后来实际走过的轨迹

实际上，由于一个突然出现的偶然情节，事情的发展并未如前面那样进行。从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至九日早晨六点钟，这段时间的情况完全如前所述，只是在九日那天，人民公社播出了《东方红》之后，忽然又播放出了哀乐。我和妻子先是一愣，但并不放在心上，反正不过又是什么大人物死了。谁爱死就死去吧，反正我们夫妇也就要死了。

但是，不对，拖拖拉拉的哀乐之后，过了一会儿，广播里竟然报出了毛泽东死去的消息。这着实给了我和妻子以巨大的心情震荡。

“我跟你说么，他总归会死的。”妻兴奋地说。

“他终于死了。”我倒木然了。

“我们怎么么办？”妻问我，手中还捧着那一小纸包山萘。我把那小纸包抢过来，扔到床底下，又把两把刀从腰间抽出来，也扔在床下。

“等一等，看看他死后有什么情况。”我暂时改变了主意。妻抱紧我，用力亲吻着我。她用脸贴着我的脸，热泪——她眼中和我眼中流出的——涂在我们俩的脸庞上。

这以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世人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在中国，报纸上公开臭骂‘四人帮’，但妻子却说应该是‘五人帮’。我从不理会什么‘四人帮’。如果有‘帮’的话，我认为说‘一人帮’就够了，不必浪费四和五这么大的数字。

很幸运，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起，我和妻子的命运总算逐步地改善了。共产党给我俩都平反了，我们不再是堕民，共产党不再把我们当成阶级敌人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尽管还很贫穷，但终于可以有粗茶淡饭来吃饱肚子了！！！！！

这以后我回到了神经生理研究所的实验室，又潜心从事于我的专业研究。搬进了新的住房，身边不再有共产党员暗中监督着了。当然我的工资待遇也增加了一点儿。工资收入当然比同水平的共产党员们要低，甚至低得很多。这没什么，因为这是我国的国情。从一九八○年起，妻子和我就都不再穿着补着补钉的衣裳了。妻子也不再穿鞋底贴着橡皮膏的布鞋了。

还有一件最开心的事——我和妻子合作生出了一颗掌上明珠，可爱的小女儿。这证明了我是个会生孩子的爹，我的妻子是个会生孩子的妈！我们多神气！须知，在毛主席的那个时代，我和妻子结婚多年也未生育，那些鄙视我们的共产党员们和先进的积极分子们曾在背后窃窃私议过，说我们是一对不会生蛋的孬货。善良的人们啊，在那赤色恐怖的岁月里，作为堕民，我们只能生出被蔑称为‘狗崽子’的孩子，你们能明白么？现在好了，我们的女儿不属于中国过去属于‘狗崽子’的一族。我们给女儿起的名字叫‘可安’，目的在于因为父母都遭受过非人的苦难，我们祝愿自己的宝贝女儿一生‘可以平安’。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我这个人生得样子又老又丑，但我妻子却既年轻又漂亮。若是我俩站在一起，让我罗曼蒂克地告诉你们吧——就好像奥赛罗和黛丝朵梦娜（莎士比亚名剧《Othello》中的男主角Othello和女主角Desdemona。Othello以Venice军役有声于时。其挚旗官Iago为奸人，诬Othello之妻Desdemona不贞。Othello信而杀之。后知其冤，乃复自杀。）。啊！她是我的玫瑰，我心中的太阳！但是，你们可别以为我像奥赛罗那么蠢，竟去听信奸佞，怀疑自己的妻子不贞。不！我比奥赛罗聪明，而我的妻子就像黛丝朵梦娜那样既美艳如花又忠贞不渝。

可是，我的女儿怎么办？长得像我还是像她？大家别担心，不像我，像她！那一双眼睛简直就和她妈妈的一样美啊！

后来我有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顺便带了妻子和女儿。女儿太小不懂事，但我要让我那遭受了那么多年委屈的妻子去看看北京。虽然我们很穷，没钱在北京买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我们还是玩得很开心。我们是长期来受过太多迫害的苦命人，什么人权，什么人的尊严，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太高的奢侈。在人生的途程中只要有一点点儿欢愉，我们就会感到欣喜。

一位老同学给我们弄了两张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毛的遗容的入场券。这件事妻子和我都不愿意。

“我特意给你们弄来的票，我有特殊关系开后门弄来的呀！”老同学动员我们。

妻低头沉默不语。我也是。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老同学接着说，“但是就算那里躺的是从前某一个皇帝。譬如说慈禧太后吧，你们愿不愿意看？你们就当是看一个末代皇帝好了。”

不，我们不乐意。若真是慈禧，我们会因为好奇而去看，但我们不愿意去看毛泽东的那副死相。

老同学有照相机，他提出要给我们一家子拍张照。我们很开心，那就在天安门前拍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吧。不幸的是天安门城楼中央有着毛的巨幅画像，既避不开，更无法遮挡。于是只好算了，不拍了。

岁月递嬗，那个卑鄙地长期迫害着我的阴丝丝的女人，她还活着。当我得以平反的那天，上海市政府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不过，由于文革期间她迫害了太多的知识份子，在神经生理研究所实在待不下去了，她被转移到另一个研究单位去当党的领导了。这是中国的国情，不足为奇。现在她七十多岁了，一直没有结婚。长期来她一贯是‘左’得十分可爱，可就是没一个男人愿意爱她。她是党的领导，于是少不了许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老是围着她转，可就是没一个人肯追求她。党的高级领导关心她，指定某些党员和她要好，但却又没有一个被指定者肯听党的话。共产党内是讲民主的，领导上并不强迫谁必须爱她。作为老处女，心理原因与生理原因自然会导致她的思想偏激与为人异常。她的迫害狂不与此有关么？说实在的，她也确实表现出了可怜的一面，连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自理。记得中苏珍宝岛战争时，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们上街游行，喊口号‘打倒苏修新沙皇’。她也参加了，半路上月经纸竟然掉了出来，落在马路上。那就算了吧。可她不，硬是弯下身子捡起来，再撩起裙子往那里边塞，弄得同事们都瞠目结舌。你看，这样的女人谁敢领教？她现在真地活得也不错吗？天知道，她自己也知道。

我的小家庭虽然贫穷，但却过得宁静而平和。我几度出国开会或访问，从来未曾再有过‘叛国投敌’的念头。事情很明白，我们中国人从来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天下那么大，哪里也没有自己的祖国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若是别的国家有什么地方比我们的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把自己的祖国也弄得那么好呢？！

什么？你说我傻，我是书呆子？哼，随你说去吧。傻就傻，书呆子就书呆子，反正我比奥赛罗强。我的妻子无限深情地爱着我，我也无限深情地爱着她。当然了，我们还都当小公主一样地爱着我们的掌上明珠。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的家庭成员都热爱我们的祖国，但除了女儿，我们夫妇都是从赤色恐怖中侥幸活了下来的中国人，从内心中盼望我们的祖国不再有赤色恐怖的火焰再度燃烧。作为知识份子，我内心中对此并不感到踏实和放心。

马克思说：“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明天的历史将会如何，我的祖国？@(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