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紫荆采访报导)在美国纽约，曾跑遍全中国的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教授，在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从制度方面讲解了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观察，称低成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造成很难解决的问题。
曹锦清教授认为中国的区域差异不断的加大，三农问题集中在中部省份，而少数民族族聚集的西部地区，以农牧业和绿洲农业为主，工业以矿业为主，生活条件比中部好，是劳动力的输入省，其主要的问题是汉民族的扩散，挤压少数民族生存空间，开垦不适于农耕的土地，抽取地下水，使地表沙化，破坏环境引起的矛盾。而东部己经完成从农业向工商业转轨，加上外资大量注入，东部受益的乡镇，可支配财政收入达二到三亿，而中部一个县只有三千万。
曹锦清：“中国每一个发展的战略，它导致的结果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譬如说要发展商人企业、发展经济企业，那要投入，投入的钱哪里来？那集资，集资以后盖了厂以后这个厂破产了，这个债务就形成了一个负担。”
曹锦清教授说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农业生产的传统单位，但是使农民的责任过重。首先农民要养活村干部，就要公共积累金、救济鳏寡孤独的公益金，还要承担教育附加费、水利道路建设费、民兵训练费、卫生防疫费等，加起来八项。而国务院规定不超过全乡全收入的百分之五，实际上大大的超过。此外，还要对国家承担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税。
八十年代中晚期以后不断强化，九七年以来，一年比一年税赋加重，出现了“再这样下去，农民活不成”的说法。他举例说湖南和江西，一亩地总产出才三百元，却要交一百元的税赋，最重的省收到五百元，农民只好从信用社借钱交税。
曹锦清：“因为这个江西和湖南的农民，可能性情比较刚烈、比较刚硬，你再赋重他，他可能就会拿着拳头、拿着棒子来，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敢去多收，那个地方一百块，他们己经乱叫起来了。那个湖北地方，那个农民可能比较温顺，所以收到两、三百块他们也没有人叫，私下有一点牢骚，还不敢发出来。”
另外他说，地方政府机构规模扩大、人员数量扩大、每个人员的消费要求也扩大、地方办公条件要求现代化，这些成本都落到农民头上。一般乡镇要买两部汽车，因为有两个头，一个是党委书记、一个是乡镇长，汽油、司机还都是小意思，关键是需要修路，就从农民那里集资、出劳力。
现在农业占GDP的比例己经下降到15％，而需要养活的人口是50％，专家提出减免农业税赋。二零零五年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宣布取消农民税费，政府少收二百二十个亿，加上另外种粮补贴，总共给了农民三百亿的实惠，付出是非常小的，但是在政治上得分很大。
曹教授认为，与其官兵民反，不如大官把小官逼的发发牢骚而已，他认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如果不组织起来，无法和城市谈判，听任市场，吃亏的是农民。因为城市对农村供给品，例如化肥和农机等，价格要比粮食价格升的更快。他谈到低成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市场经济要求土地自由买卖，但是现在在中国由于土地产权模糊，为公共需要，就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可以廉价有规划的获得土地。东部地区农民可以获得较高补偿，而中西部地区土地不值钱，造成四千万农民失去土地，找不到工作、得不到补偿、没有保障。
据估计，卖出土地的收入，农民可获得百分之十到十五，地方政府加上官员贪污，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给了开发商和中间商。所以中国富豪排行榜前一百位，有百分之四十六都是搞房地产的，其收入实际来自农民。
如果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变成小老板。曹教授说，县级财攻收入，三分之一来自土地，而中高级官员腐败的百分之九十也来自土地，这种低成本推进的作法，没有列入官方文件，没有受到学术界重视，否则提早呼吁也许不致于酿成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他说中国地方财政差异大，全世界绝无仅有，中央的调控弱化，现在地方政府全力运作方向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凭土地便宜来招商，并没有考虑用什么来保障农民，甚至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去赚短期利润。
曹教授的结论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将长久维持，劳动力无限供给将长时间不会改变，由于农业机械化发展，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只能进城打工，目前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体力劳动，由农民工提供，而长期保障却不会给农民，劳动法也无法保障一点二亿农民工的权益。
根据他在东莞的调查，工人月工资五百元，十年没有变过；老板提供几人合住的宿舍，伙食一百五十元与工人对半分，工人实际拿到四百五十元，在传闻劳动力危机期间，老板只宣布免除七十五元伙食费，就能把员工稳定住。如果再增加五十元，就能增加二百个员工。
仅管他们工作的重心在城市，凭这样的收入，农民只能把房子盖到老家，生活的重心，依然没有改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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