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独裁者直接交手
全世界的独裁者在理念上、年龄层及掌权时间均有区别，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西方（Occidental）石油公司的创始人汉默（Armand Hammer）虽是一个无赖，他对共产党头子和中东君主有着精辟的见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独裁霸权如同金字塔——每一个人惧怕他上一层的人，除了在最高处的人外，没有人能为任何事件做主。而独裁者本身并不信赖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助手、家人和亲信。”汉默说的是实情，因为他亲自见过列宁、史达林、伊德里斯国王（编注：King Idris，利比亚王国的国王，被格达费所推翻）、格达费、胡笙国王（编注：King Hussein，约旦国王）和很多其他的人。凡是独裁者都有恐惧症，如季辛吉有一次所说，“这些偏执狂有很多敌人”。他们不但怕丢了权势，还怕丢了命；他们不只担心被推翻，还担心被暗杀。他们大多特别担心年老以后的下场，或如何确保来历不明的财富，如何照顾家人和政治伙伴，还要确保将来历史对他们的评价是正面的。他们明知故犯的罪行暴虐与倒行逆施，造成千百万人死亡，在此情况下，这些担心至少显示出他们仍然是人，有这些人的顾虑。
去了解独裁者如何操作的个中状况是最重要的根本问题。观其外，他们似乎是永久打不倒的，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生活在威胁中。如何在加强对他们的威胁的同时，让他们找到一个和平的方法跳出来，那是至关紧要的。我赞成以非暴力策略和方法闻世的专家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说：“对抗运动不能依赖与独裁者进行谈判而带动民主。”（注6）最重要的努力是把他们赶走。
与独裁者在多瑙河边共舞
同时，我也理解到与独裁者沟通是有用的，并且值得一试。这样可以使压力和允诺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在我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年以后，一九五六年发动大屠杀的独裁者凯德（Janos Kadar），让位给一个较年轻的，但仍是死硬派的总书记哥什（Karoly Grosz），还有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纳密斯（Miklos Nemeth）总理、外交部长霍恩（Gyula Horn）、还有主掌经济的纳尔斯（Rezo Nyers）。我在布达佩斯的四年期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他们一起，我按着舒兹（George Shults）在莫斯科教我的去做，我常提到现代经济的本质和如何吸引外国投资。我更常提到民主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他们明白，我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在一起的时间和他们一样的多。我不但在他们的办公室和他们在一起，我还和他们一起饮酒用餐、打网球，事后我也和他们深谈。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带着哥什总书记在美国旅游了一圈。一开始就去了芝加哥的麦当劳、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波士顿，并拜访了总统候选人杜卡克斯（Michael Dukakis）州长。旅游的最后一站是白宫，会见雷根总统。《纽约时报》报导说：“总统在五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曾经一再强调市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意义，‘我希望你将记住你在这里所目睹的一切，即力量来源于自由社会，一个保障基本人权、接受不同意见及人才的社会’。在回应雷根总统时，哥什先生同意地说：‘今天匈牙利将面对一个巨大的目标。而唯有在匈牙利的人民及百姓享受到更多的人权和自由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正在更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做法。’一个资深的官员（我）向记者宣告说，匈牙利的人权状况已很有改善。但他也指出还有一些匈牙利人民拿不到护照，并且认为美国外交人员对于匈牙利员警对待示威者的态度‘不一定’感到满意。哥什后来回答问题时还说，他能包容任何制度，包括一个‘多党’的体制。”
哥什在这次旅游之前几乎没有到过西方。他告诉我他这次是大开眼界了。虽然他并没有立刻转变成信仰民主或自由经济，但是他对我们的力量、多元化、富裕和中产阶层感到折服。他拜访了一位住在洛杉矶的姨妈，同时也见到了美国平民百姓的生活。我想他开始了解他不可自拔的处境，他想争斗反抗的想法消失殆尽。他和我建立了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在有足够的压力后，对于做政权和平转移时起到了一些作用。
确实，甚至当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要求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指责制止我的同时，哥什告诉我他担心会受到伤害而请求我的帮助。我再三的保证我们是反对暴力的。一九八九年布希总统访问匈牙利时（布希是美国第一位访问匈牙利的总统），当时我拒绝干预维克多．欧邦（Viktor Orban）领导的一个叫“费德兹”（Fidesz）的青年团体（欧邦后来成为匈牙利的总理）所进行的请愿游行。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和我走得很近，一九八九年三月我们甚至一起讨论在一个最对立的工人民兵团体“芒卡欧赛格”（Munkas Orseg）的游行时是否需要实弹武装部队。我注意到了有些“芒卡欧赛格”的成员是反对犹太人的（有些极端分子认为犹太人带动反对民主）。他们没有任何因应大批人游行，甚至和平游行的经验。我指出，如果民兵真的动火开枪，他们所杀害的人会是美国大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其中包括一起参加游行的我和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游行之前我也和“芒卡欧赛格”领导人谈了话。我强调和平理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如果有任何开枪事件发生，他应全权负责。
我也很严肃的和政府领导们谈到打开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界，让东德的年轻人可以临时留宿在布达佩斯或匈牙利的其他地方，这样他们可以经过奥地利而到达西德。我也和他们谈到匈牙利变成民主制度后的前途。我说服他们如果在政权交替时不用武力反对，他们会有好的下场。例如，共产党的文宣部领导和我谈到他将参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管理，其实他在共产党垮台前就开始这样做了。很多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治下还是做得很成功。有些被选为政府官员，有些在合法的情况下做生意赚了或多或少的钱。不像原先所担心的，大多数都没有被伤害。哥什退休回到匈牙利东部的老家，几年后安祥的去世。
三度空间的沟通
在这儿我并不是想证实今天的每一个独裁者都急于想用这个方法沟通，但是我认为所有民主国家的领导或外交人员与独裁者相遇时，都应该想办法与独裁者建立友善关系，并且以民主为基点尽量与其沟通，并示意独裁者应放弃专制权力。
何种形式在二十一世纪最有效
大家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人权被危害，好比从监狱中救出一个人权运动者或是停止某些特殊的迫害。其实这种方式正中了独裁者的下怀。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独裁者奇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在一九八○年代期间，和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格伯格（Eagleburger）和我谈判的时候，最擅长于释放几名犹太人和德裔的罗马尼亚人，甚至把他们卖给愿为每一个人头付出代价的以色列和德国。这样的做法，还赢得了西方世界的赞赏。苏联的布里兹涅夫在多次会议后会答应释放几名政治犯，赢得了些赞颂，然后，再抓一些人进监狱。江泽民在这些年也学会了这种诡计。当我们与独裁者谈判时，须提出并且强调某一件人权案件。但是，我们更要让所有的独裁者认清所有组成民主制度的重点：党派间的竞争、工会的独立、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和他们谈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政治体系。在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大部分中，我们都还没提出这些论点。
独裁者可受益于民主制度
在和独裁者谈话时，重点应该落在他个人的情形、他的家人、他年老的将来和他在历史中的形象。我们应尽力说服独裁者，如果他愿意合作的话，国内外的民主势力是讲道理的，会愿意与他配合。独裁者需要看到愈来愈多的例子，即其他的独裁者在国家转变成民主制度后仍然是被尊重的。如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他享受着很好的生活，他有自己的研究所，经常的旅行和演讲。他的声望在国内日升。他成为一位大力支持民主的人士。他尖锐的批评了普亭（Vladimir Putin）想要将苏联独立电视台消音的做法。波兰的克瓦斯尼维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匈牙利的霍恩（Gyula Horn）是众例中的两位，他们在改变自己和政党以后，公正的赢得选举，成为总统或首相。他们在期满时也离开了职位。
尚比亚（Zambia）的前任独裁领导者卡翁达（KennethKaunda）的例子可以概括独裁者弃位后的生活相得益彰。二○○二年一月《纽约时报》记者斯望姆（Rachel Swarns）对此有很精辟的报导，“卡翁达（Kaunda）在非洲政界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领导了国家的独立，又用铁腕手段统治，然后在选举中失败，接着又很祥和的退位。”斯望尔斯写到，“现在你们看我，卡翁达笑着说，‘你们现在正看着一个很轻松的老人，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令我十分愉快……我在负责一个基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和爱滋病战斗到底……很久以前，我学到了一个在非洲政界被遗忘了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失去权势的人不见得就会失去他的声音。我有责任对大家指出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的时候会得到赞成的欢呼，有的时候得到的是寂静的抵抗。我在位时可能没有为这么多人带来过欢愉。’”卡翁达引用一段尚比亚一份独立报纸的编辑的话“卡翁达的声望大大的提高了。”（注7）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个失势的独裁者在民主制度下成为受益人，这是因为他强有力的声音。他们开始对这一点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希望能持续自己的声音和保护自己。民主体制必须提出新鲜的想法和实质的好处，来引发独裁者放弃权位。也许民主制度成立后，在日内瓦湖边或西班牙海岸边设定一份基金或设立一个研究所，让失势的独裁者居住撰写（或重写）他们的回忆录或准备参与选举。也许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可以有一个伊斯兰民主中心，让前任的伊斯兰独裁者居住、祈祷、谈古论今，讲述他们的论点。也许民主国家或联合国，可以保证独裁者和他的家人在他和平弃职后的安全。
为此，《纽约人》杂志莫菲（Cullen Murphy）建议创立一个“最后的归宿”（the Last Resort）——联合国出资购买并管辖的一个远离尘嚣的岛屿。独裁者们可以在任内随时（愈早愈好）住进岛上，可以带上大量财产并无人过问。他们的人和钱财将不受警方追查。所有生活条件由他们自己决定，有可能得负担很高的月租或奢侈的生活。联合国可以大做正面的宣传，但是不要提及所有的“贵宾”实际是不许离岛的。由于各“贵宾”的特殊背景，《纽约人》杂志提到，在那种社会肯定会产生社会问题：群斗、黑市或偶发的流血杀人事件（注8）。
在二○○二年末和二○○三年初，有一篇报导声称阿拉伯国家出力想说服海珊离境以避免战争。包括卡达的外交部长和海珊在巴格达的会面上做过这番努力（注9）。(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