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街头的大使们
一旦大使们认识到了他们能够成为当地的政治角色，他们向当地人民表达关心，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支援民主人士的方式就很多了。其具体方式可以是很庄严的，也可以是被有些人认为可笑的，或者至少是轻松的，但却绝不是传统的外交方式。
比如说，假如派往中国的民主国家的大使和外交人员在北京的公园里，在他们有领事馆的城市里，在他们去全国其他城市的旅途中，开始练习法轮功的简单而又容易识别的功法，其意义就不同一般了。这种延伸的联合行动将向中国人民和当局表示，西方对中国压制法轮功，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的批评，不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最有力的方式，是所有民主国家的大使和职员们走向天安门广场，手里举着旗帜，和每周都在试图这样做却被殴打、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起，练习法轮功。如果有足够国家人数的大使和外交官这样做，那么中共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场镇压。
这个做法已经被人采用并动摇着害怕失去政权的中共当局。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三十五名西方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打开了写着法轮功原则“真善忍”的旗帜，并诵读法轮功的短篇经文。员警的反应快速而又残暴。他们用警车包围了抗议者，逮捕他们，几个人遭到殴打。其中一人挣脱后跑向围观的人群，用中文高喊：“法轮大法好！”但很快被员警抓走。随后几天，《华盛顿邮报》在叙述这次事件时说，“员警对待这些西方人士时，不像对待中国法轮功人士那样凶，至少他们没有抽出警棍。”这些人很快被中国驱逐出境，但是他们的使命很成功的完成了。这次事件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给成百万计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很大的鼓励。四个月之后，在二○○二年的情人节，来自德国、加拿大、英国、芬兰、比利时、瑞士、瑞典、波兰、美国、法国等十个国家的四十名外国人举行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抗议。他们全部被逮捕，驱逐出境，报导这次事件的七名记者也被拘留审问。这次事件再次成为《华盛顿邮报》世界新闻版的头条，并迅速传遍全国。
妻子和我为了“民主政体联盟”的发起会议设计了一些大徽章，上面写着“民主外交二○二五”，“所有独裁者下台二○二五”，“男女平等二○二五。”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女士戴着这些徽章在会场里走动并发表讲话。如果民主国家的大使和级别低的外交官们戴着这样的徽章去会见独裁者的代表，或者去见那个国家的人民，那将是个强有力的声明。有关资讯可根据不同国家做些调整。在中东地区，“男女平等二○二五”就比较合适；在非洲，可以用“发展需要民主”，像“选举自由／新闻自由二○二五”等是可以广泛适用的。正如苏联独裁者在一九六○年代无法阻挡我散发“自由”徽章，现在的独裁者恐怕也很难反对民主国家的大使们配戴“为了民主的外交二○二五”和“所有独裁者下台二○二五”的徽章。
这就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独裁者会因此而驱逐这样做的外交官吗？或者关闭试图成为“自由之家”的大使馆吗？独裁者的确会这样做的。历史上，有些独裁者以“干涉内部事务”为名宣布一些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前美国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哈兰（Hume Horan）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能深入沙乌地阿拉伯社会，了解发生的真实情况。沙乌地阿拉伯独裁者认为这是个威胁，在他上任几个月之后就要求美国将他召回，美国政府懦弱地默许了。当肯亚独裁者莫伊反复试图强迫哈姆斯顿大使离开，在哈姆斯顿自己的反对和议会的支援下，国务院和白宫终于没有退让。一九七○年代，我的上司斯尔伯曼（Laurence Silberman）大使为自由而战，在贝尔格勒受到南斯拉夫共产独裁者狄托（Josip Broz Tito）的反复压力，要求他离开。
所以是否让这些“自由斗士”大使们保留位置，大多数是取决于民主国家而不是独裁者。如果民主大国或者足够多的民主国家一起行动，独裁者就难以独裁了。
独裁者不能轻易地将一连串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关闭。当然他们会采取对应措施，但是主动权就不在他们了，而其弱点和恐惧就展现在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了。
我在匈牙利的经验显示，民主国家的老百姓明白这种动态，尽管他们有时不敢公开谈论。当外国外交官明确地表示对他们人民的尊重和想帮助他们自己主宰生活和政府时，当地人民并不会认为这是干涉内政。他们欢迎来自现代民主社会的新鲜空气。匈牙利各行各业人民，欢迎我以各种途径在他们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他们甚至让我做选拔匈牙利小姐电视直播的主持人。一九八九年三月，他们邀请我参加街头的自由游行，当我和我的外交人员这样做了之后，回响非常积极。正如邦尼斯大使告诉我的那样：“重要的是有对民主事务明确的兴趣和支援，并且让人看到。”但是，在独裁国家里积极“干涉”受压迫事件的外国民主人士，在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应该积极奉行“不干涉内政”的策略。这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在民主行为上的标准不同，而是“民主政体联盟”就应遵守这个原则。
独裁者和他的大使及大使馆，经常干预他们所在民主国家的内政——这些事实正足以用来劝说民主国家胆小的外交部长们，要对独裁国家内的民主人士们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沙乌地阿拉伯驻英国大使写了一首诗，名叫〈殉道者〉（The Martyrs），于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语报纸《生活报》（Al Hayat）上刊出。他的大使馆，还有沙国驻欧洲、北美、中东、非洲和亚洲的使馆和设施都建有学校，教当地人仇恨当地国家的非回教社会，甚至经常提倡暴力。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及其领事馆，积极参与对美国公民的人身攻击、窃听、跟踪和监视。他们是如此明目张胆，国会在二○○二年七月通过了立法来对付这个问题。美国公民由个人和团体也在二○○二年对中国大使馆提出诉讼。在华盛顿，许多的政治游说人士每年都从缅甸、沙乌地阿拉伯、黎巴嫩，或者其他亚非独裁者的大使馆里接受大笔款项，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和国会。
关键的通讯联络
大使馆可以是生活在封闭社会中人们的关键通讯联络机构——既可以把资讯送出去，也可以接收进来。追溯至五、六○年代，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有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就是把俄罗斯或其他苏维埃联邦作家的地下稿件偷偷地从苏联弄出来。
民主国家的外交人员，不应再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冒着失去职业的危险。这应是所有民主政府的既定政策，来鼓励这种资讯的自由流通。同等重要的是，使馆可对封闭社会中的发展情况提供重要的报导。通常外交人员也是最知情的外国观察员；有时他们是仅有的外国人，能够获取并送出有关镇压和抵抗的资讯。在大多数的独裁国家，外国新闻记者根本就不存在。就算记者是在那里，他们的消息来源也通常受到严重限制。使馆的报告应尽可能让公众知道，并广播到封闭的社会中去。尽管通讯革命削减了这种控制，集权政府仍试图控制人民的所见、所闻和所读。突破这种控制的新手段，必须成为民主大使锦囊妙计中的一部分。而受压迫的民主人士的声音不应被忽视。
使馆可以从多方面协助，把大小资讯带进封闭的社会。外交官应该减少接见其他外交使节以及独裁政府的官员和代表。他们必须走出去，包括走出首府所在地、花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民主人士在一起。大学和学生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还有作家、教授、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宗教信仰人士——任何一种能够形成文明社会的潜在和已存在的群体——都必须在大使的活动卡片上。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从另一个更加先进而令人兴奋的国度里来的人会见本地自由人士，可说是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情。从旧苏联时代过来的人，通常能回想起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当时他们是那么的渴望提问和学习。像在缅甸、北韩和辛巴威这些地方，人们（外国人）会见当地的民主人士，转达他们的观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这对提高他们的期望有着无与伦比的帮助。
此外，还可以经由其他的途径送出资讯。如许多民主国家的使馆，在独裁国家里有文化中心、图书馆和其他的设施。我们应该给使馆提供民主图书馆和书刊杂志，并在所在国全面铺开。除了有关民主的基本文章外，应有一些关于用非暴力手段驱逐独裁者、成立民主管理制度的手册。像电影“甘地”和“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和“推翻独裁者”系列，都应该要很容易得手。
我们也必须充分利用电子手段。使馆可提供不受政治审查的自由网际网路的网咖服务。网路上应提供民主图书馆。
我们也可考虑在位置良好的使馆建筑物上设置电子新闻萤幕的可行性。以下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德国出版商艾斯布林格（Axel Springer）在西柏林他的高大建筑物上，竖起一个电子新闻萤幕，让东德人可以越过柏林围墙看到新闻。此外，在使馆的前面放一个大萤幕，来播放民主的新闻和消息，也同样有戏剧般的效应。
在广播中或网际网路上，民主国家的大使、总理和总统可以每周发表“茶余饭后”的谈话，或举行星期六早晨的广播论坛；可能的话，这些讲话应经由卫星或其他独立电视播放。也许这些节目可以叫做“民主时间”，在每周相同时间播放。考虑到独裁国家的数量及相关的语种，和民主国家的数量，这个任务可以分开来做。英国首相可以每周向中国人民讲一次话，而法国总统可以向卢安达人发表讲话，而西班牙首相可以向古巴人演讲；下个星期可以是另一个组合。这类每周讲话的内容在连续的、一致的忠告和坚定团结下，可以产生无法估算的影响。就像英国人和美国人等着每周一次听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讲话，来激励精神士气那样；正在和独裁者进行抗争的人们，在听到以下民主过来人士的证词时，肯定也会清醒地站起来：如南韩的金大中、墨西哥的福克斯（Vicente Fox）、和捷克的哈威尔（Vaclav Havel）。我们有近一百个新兴或是成立已久的民主国家，可以找到足够的发言人对四十五个独裁统治国家提供演说。
使馆做为运动的指挥部
民主国家的使馆必须进行互相之间的内部重组，集中力量以达成最重要的目标，并且帮助当地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目前使馆主要分成许多项工作，如政治、经济、商业、军事、情报、领事、援助等。虽然他们不太清楚非暴力的战略、组织、战术，以便驱逐独裁者、引进民主，但他们都有重要的资源和关系给这场抗争提供支援。在使馆内亦无组织机构是专责于帮助当地的民主人士去实现其目标。
大使们应把自己做为主要的民主官员（民主总裁）。许多大使倾向于把和民主人士打交道的任务分配给下级官员，而自己和独裁者保持大使亲善关系，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经由和反对派直接接触，大使对独裁者的影响力反而提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