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1日讯】亲爱的市长：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有关悉尼华人新年游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想和您交流一些我的想法，希望能帮助您看到表面现像下事情的全部。我会谈到法轮大法，中国共产党和它迫害法轮大法的原因。我知道我的信有点长，也有点散漫，但是我信中谈及的背景情况是和当前的游行一事相关的。我想请您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工作的角度来看这封信，希望您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心灵与另一个心灵的交流，而不仅仅是一个悉尼市民写给市长的信。因为，这些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小时候，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很糟糕，因为他的脾气坏，还虐待我的母亲。我们兄弟姐妹长大后，都对母亲说，如果她觉得很难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就和他离婚吧，我们都会支援她。我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和原则的女性。她依然和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她现在不再为自己的生活感到烦恼了。现在，她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她有了如此多的善意和智慧，使她能够原谅和理解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也变好了。
在我修练法轮大法之前，为了使自己从对父亲的憎恶中解脱出来，并治愈自己的心理创伤，我曾强迫自己原谅他。但那伤口依然很痛，因为幼年时的经历并不容易被忘记。只有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才渐渐为他那个灵魂感到惋惜。因为从我看的法轮大法书籍中，我明白了当一个人对其他人做了坏事时，他实际上是在伤害他自己，不幸的是，他自己却不知道。我问自己，如果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的父亲，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想同化真、善、忍原则的人呢？渐渐的，通过心灵的修炼，我对父亲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善意。2001年，我含着眼泪写了一封信给父亲。我告诉他，虽然他并不完美，但是我爱他。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给了我解决这一切的力量和勇气。因为受到了中国媒体造谣的毒害，我的父亲以前曾诋毁法轮大法，但是这封信改变了他。他现在和以前比起来像完全变了个人。
我还想说一个也是2001年发生我身上的事，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3年了。我的一个朋友和她的未婚夫从香港来到悉尼度假，他们从香港订了两张这里的一位著名作曲家作品的古典音乐会的门票。但是他们在度假时吵架了，因而决定提前离开悉尼。他们把门票留给了我。我的孩子那时很小，所以我又把票子给了我的一个朋友，并告诉他说，如果他不想去的话，票子随他处理。他打了电话给悉尼歌剧院要求退票，但通了没几句话后，电话奇怪地断线了。在那场音乐会演出的当天，他告诉我他不想去，让我也不要再想关于那门票的事了。我当时想，可能会有人在等退票，而我们的两个位子会空着浪费了。我告诉自己：“我就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有两个座位空着，告诉他们座位号，这样别人就可以坐那两个位子了。我不要求退款。”离演出开始还有大概两小时的时候，我怀着这样的想法拿起了电话。接电话的先生告诉我等一下，就去问他的上司了。然后他回来告诉我；“我们会给你退票的钱，要知道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又问了我怎么把钱寄给我。我让他把钱汇到我朋友在香港订票的那个账户上。几天后，我的朋友和她的未婚夫收到了那笔退款，十分惊讶。她说：“我自己都没能退成票，你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很高兴，夸我很会处理公共关系。我告诉他们：“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而是善良创造了奇迹。”我还告诉他们一句中国的老话；善有善报。
人们常常问我：“法轮大法是什么？”对我来说，法轮大法是一种能把一个自私的人变得高尚的东西，只要他选择了那条道路；是一种使一个人的生活中会发生像我刚才说的那些故事，使他的生活更有意义、充满善意的东西。以前，如果我的丈夫忘了我的生日，我不会原谅他。是法轮大法把我从那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成了一个总是先为别人着想的人。如果是过去，我不可能只因为考虑到别人就打电话给悉尼歌剧院。但是现在我发现做这样的事情非常值得，而且这也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个人的幸福，而现在，当我学会了先考虑到别人的利益时，我发现真正的幸福就在自己的心中。我明白了：给予就是拥有，智慧越多，生活越会如意。
如果法轮大法是这样的好，那为什么还会遭到迫害呢？按照逻辑，人们很容易这样问。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答案是这样的：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太多了，中国政府感到害怕。然而我问自己：为什么在所有自由的国家里，政府不会把各种各样非正统的信仰看成是一种威胁，而在中国，这些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会被认为威胁到了国家而需要被铲除呢？自从1999年迫害开始，反对法轮大法的宣传运动一直在升级。2001年，有中共少数最高领导导演的“自焚事件”可怕地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同胞的仇恨。整个国家机器都在为诽谤法轮大法和把非法迫害合理化服务。而到现在，随着中国把经济利益作为工具，与别的国家作著有关于内心良知和原则的交易的时候，这场迫害已经延伸到了其他自由的国度，
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彻底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读了这九篇评论，我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上，暴力和谎言是其维持统治的两个工具。在它历史上包括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各种运动中，中共造成了8千万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很有必要把中共和自由国家里的政党区分开来，因为中共的本质是反自然、反人类的。中国历史上那些罪恶的运动已经把如此众多的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都变得麻木和脆弱。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敢说出自己的心声。
中国共产党要求其成员绝对服从党的政策和决定，无论在道义上那是否正确。而法轮大法教导人们要真诚、善良，心中有这样高尚原则的人不可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去伤害任何无辜的人。但是，这对中共来说却不是件好事。举个例子说，如果中国军队里有足够多的人修炼法轮大法，“六·四”屠杀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心中有着道德原则的士兵们不会执行这种向学生开枪的命令。
这就是问什么中共不能容忍中国有像法轮大法这样的正信存在的原因。在西方国家，拥有信仰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而在中国，就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本性，要求享有精神自由和精神完整的权力的人们却被认为是涉入了政治。法轮大法修炼者对政治没有兴趣。怎么能把呼吁援助来制止迫害的人看作是搞政治呢？为什么在这场迫害发生前，中国领事馆前没有我们的和平请愿，中国城也没有我们讲真相的摊位呢？
法轮大法是一种修炼人身心的气功修炼方法，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接受这样的团体参加游行，是对有益于社会的中国文化精华和宇宙原则的推崇。而因为来自中国的压力而拒绝法轮大法参加游行则意味着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已延伸到了海外。这只是整个迫害的一部分。关于筹委会以何标准筛选参加农历新年游行的团体，那实际上只是取决于组委会是否选择听从中国政府的命令。如果筹委会决定听从中国政府的命令，而不是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那么只要他们提供的标准是为拒法轮大法于游行之外而服务的，这个标准就是为了追随中国政府意愿而制定的。在我写给筹委会负责人的信里，我也曾问了他这个标准的事。现在我知道了，我那时并没有看清楚这一事件的本质。因为，拒绝法轮大法修炼者参加当地节庆和游行的事件在澳洲其他地方如墨尔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发生。也许拒绝的方式有所不同，可目的却是相同的。
在我们的代表和筹委会负责人方劲武见面时，我们从口头上知道了拒绝我们参加游行的真正理由；1.如果组委会没有拒绝法轮大法参加游行，组委会成员可能会拿不到回中国的签证。2.一个从中国来参加游行的团体正和该组委会一起组织游行，如果让法轮大法参加游行，那个团体就会停止和组委会的合作，游行就办不成了。3.你们应该先和中国领事馆协商解决，而不是和我们。如果你们和中领馆达成协定，我们马上接受你们参加游行。
为了得到自己的合法权利，法轮大法修炼者们已经等了五年。然而，还有一些人要谴责说，如果我们在游行中出现，游行和整个农历新年庆典就会被搅乱。这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搅乱了游行，而是中国领事馆把政治带入了我们本地的活动中，是中共搅乱了我们社区庆典的和平气氛。
市长，在墨尔本有关新年游行的案子中，法律迫使墨尔本市政厅做了正确的事。法律能够支援其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很好。但是对我来说，澳洲人民能维护他们心中的价值标准却是更重要的。也许法律能改变人的行为，但法律改变不了人的心灵。正如《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的主要发言者、袁红冰教授所说：“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就是他心灵的旅程。”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我们的旅程中得到灵魂的升华。不要再让邪恶和丑恶毒害我们的心灵。
感谢您用宝贵的时间读我的信。
你诚挚的
一法轮大法修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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