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1日讯】与上一次被送入医院病房，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用‘加护病房’作为题目，来叙述我遭受牢狱之灾的所见所闻，和自己身历其境的一些感受。
监狱这种地方，并不普遍，更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进去就能够进去的。看旧的公案小说，被官府捕获投入监狱的，不是汪洋大盗，就是谋财害命的恶棍﹔再就是冤情难伸的民妇。我自忖从不伤天害理，也不无事生非，更不与人结仇积怨，监狱这种地方，绝对与我无缘。只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光孝寺大院这样特定的环境，又偏偏碰上张代表这样的军人，‘不普遍’变成了‘普遍’，‘不随便’变成了‘随便’。我意想不到，但也无话可说——说了也白说。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时左右，我正在大殿前榕树下与一些同事闲聊。忽然从大殿左侧，窜出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为首的一个青年工人，手持半自动步枪，冷冷的枪口指着我的肚子，口气十分生硬的说：‘你对解放军有刻骨仇恨！’我立即回应：‘我没有仇恨。’青年人愣了一下，迟疑地说：‘没有仇恨？哪……’另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在旁边说：‘不要跟他啰哩罗嗦，带走！’
这种场面，我在现代剧或电影里见得多了。凡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务缉捕共产党的革命者，无不千篇一律地要大声吼出这句台词：‘不要跟他啰哩罗嗦，带走！’我有些奇怪，舞台上的情节，怎么搬到台下来了？其实，中国人是天才的摹仿者，舞台上斗争阶级敌人，戴高帽，挂黑牌，挺新奇的，各地就照搬。因此高帽满天飞，黑牌遍地挂。北京的红卫兵口唱‘语录歌’，脚跳‘忠字舞’，首先把自己学校的校长活活打死，各地也纷纷照搬，又有多少校长教师死于非命！
你们这十来个荷枪实弹的人，来势汹汹，吓不倒我。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既没有摆明身份，也没有军管会的任何证明文件，吼一声‘带走’，就能把我带走吗？我脑子急转了一下，不必跟他们硬顶。周围都有人，谅他们不敢动粗。如果我硬顶，必有一翻纠缠，反而为他们制造‘意外’或‘失手’的可能，对我更不利。于是，我决定跟他们走。
他们押着我，并不朝大院外走，反而穿过宿舍楼的走廊，转向西操场的第二排练场。我立即明白他们的意图。武斗期间，第二排练场是夜间警卫连络中心，设有一台报话机，南与本大院前楼，东与东大门外的电影机械厂，北与市第一人民医院，用报话机互通消息。预防被人窃听，我们还设定一些简单的暗语。大院防卫小组不知从哪里弄到一些手枪和手榴弹，有些就藏在排练场大镜子旁的壁橱里。我参加过多次夜间值班，最紧急的夜晚，也曾把手枪和报话机放在桌面上，以防万一。停止武斗，我们的夜间值班也自动取消了，我也再没有到过排练场，也不知道手枪和手榴弹作何处理。现在他们把我押到排练场，搜查了半天，找不到任何一件武器，下不了台，正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他们橇开一处地板盖，发现里面有许多纸灰，就喝问我：‘好大的胆子，你在这里秘密烧毁档案！’我立即反问：‘你们怎么知道是档案？’那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就是刚才说‘不要跟他啰哩罗嗦’的那个汉子，一言不发地走过来，稍稍猫腰，突然对我上腹右侧猛击一拳，又有人从后面踹我一脚，把我打倒在地板上。我立刻意识到，再不吭声，他们会继续毒打我。没等那汉子抬脚踢我，我忍痛喊叫一声：‘打人了！’这一喊果然有效，为首的那个青年人，一步跨过去，挡在那汉子前面，他不得不把抬起的脚放下，幸幸地喝道：‘看你再不老实！’
我可以作出判断，这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绝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恨不得把我痛打一顿，也有人分明在保护我，这一点也不奇怪。军代表要一碗水端平，对广州对立的两大派，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偏轻偏重，奉命组成的‘工人纠察队’，两派的成员都有，不是同床异梦，也是貌合神离。受军代表指派出来‘执行任务’，遇到观点相同或相反的人，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固然是中央极感头痛的所谓‘派性’，我倒是觉得，有点派性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可以相互制约，减少一些胡作非为。
我有腰腿痛病，平常弯腰转身都有困难，现在挨了一拳，又被踹了一脚，倒在地板上一时起不了身。那为首的青年想扶我起来，我说我腰腿有病，不要动我，让我再躺一会儿。这里抓不到我的任何‘辫子’，张代表又急忙筹划着下一步的斗争。我当时并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和‘工人纠察队’，都被撂在排练场里，好像被人忘记了。
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工人纠察队’撤走，我被带到大殿里来。从早上到现在，我滴水未进，口干舌燥。我知道，张代表既然决定要整我，‘戏’才开幕，不会很快收场。我必须保持镇静，尽量减少消耗体能，以应付可能更加险恶的环境。
一进入大殿，我就扫了一眼。来的人好像不少，全都站着，有的靠前些，有的靠后些，并不整齐。我好像也感觉到，院里对立的两派都来人，多数派来的人多，大多站得靠前些﹔少数派来的人少，都站得靠边靠后些。我和大家面对面站着，十几秒钟毫无动静，有点冷场。后边有人喊了一句口号，好像是‘打倒什么什么手’，我一下没听清。随后，少数派的那个头头从后面走上来，在我的左侧站住，并对我喝道：‘把手伸出来！’
我想，大庭广众，谅你不敢对我动粗。我刚把双手伸出去，那头头就将一瓶墨汁，浇在我左手上，我急忙把手收回，墨汁全泼在地上。突然，我的后脖颈受到重重的一击，回头看了一眼，见是那个姓牛的舞蹈演员，原来在我背后偷袭，用‘掌刀’狠狠一劈。我觉得脑袋嗡地一响，两眼金星四溅，不自觉地两手抱头，连忙蹲下。我好像听到有女人叫道：‘不准打人！’
不等我站起来，又有两个小青年急急走上来，用准备好的一条绳索，打着活扣，一下就套在我脖子上，要将我捆绑起来。忽然又上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搀扶着我站了起来，好像在帮忙捆绑我，其实，又把我脖子上拉得太紧的活扣，尽量松开。
捆绑完毕，两个小青年又押着我走出大殿，在正中大门外石板台阶上站定，台阶下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拿着照像机准备给我拍照。他显然是个新手，拍了两张，忽然停下，好像觉得不对——我站在台阶上，对我仰拍，形象显然高大——于是，他又摆摆手，反掌往下压。两个小青年会意，硬按着我跪下，我又顺势低下头，不让他拍到我的脸。年轻的解放军连喊两声‘把头抬起来’，我故意不睬他。忽然又过来一个人，从后面揪住我的头发，使我仰面对着镜头，才最后完成这个‘受私刑’的镜头。我非常气愤，这样拍下来的一张现场照片，大可以拿去向上级邀功。但你们也许想不到，会是你们胡作非为的罪证。
我又被押到前楼大门旁的传达室，这时才发现，我两个膝盖都磨破了，血慢慢渗出来，把裤子的膝盖处染红了。小时候在乡下，蹦绷跳跳，容易摔跤，摔破膝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有时，摔得厉害，膝盖擦掉铜钱大的一块皮，流血了，也没有哭。奶奶在我流血的膝盖上滴了两滴煤油，又在我小屁股上轻轻拍一巴掌，说：到外面玩去，小心点，不要摔跤。后来长大了，没有摔过跤，也没摔破过膝盖。如果不是在大殿门口石台阶上被强按跪地，绝不会磨破膝盖。
传达室里只有一张凳子，梁姨(专职门房传达)见周围没人，让我在凳子上坐下，并让我喝下大半碗凉开水。她一句话也没说，站在门口守着。我也没说话，只在心里感激她。我仍然被捆绑着，也无法揣测将会怎样来折磨我。我没有害怕，刚才梁姨偷偷给我喝了一碗水，好像一股清泉，滋润了我烦躁的心田，使我可以沉静下来，回顾一下自己二十年来走过的这段路程。
我一直相信，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可以信赖的革命武装。电影故事片《董存瑞》、《上甘岭》，曾经激励过我。长篇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鼓动我写作的翅膀，甚至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也展示了‘文化军人’的美好前景。现在我要反问自己，对解放军到底了解多少？
我当然知道，几百万军队，不可能要求每个军人都是模范，更无法保证没有老鼠屎。不过，如果老鼠屎太多了，难免要坏了一锅汤。我不说在我们大院里执行军管任务的张代表，是一粒老鼠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上级支持的。他的上级，还有上上级，从上到下，都支持现在这一整套方针、政策、做法。军管是当今的太上皇，可以发布公告，未经审判，取缔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民众﹔可以公然开枪，射杀他们认为‘不服从命令’的青少年学生﹔可以任意揪斗他们认为应该揪斗的人。
十八年前，我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投奔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军人。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在家乡的县城读书，最感不便、甚至可说身受其害的是物价暴涨。百万、千万、乃至亿元面额的新版钞票，一夜之间顿成废纸。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掉信心的同时，‘解放区’就具有无比的诱惑力。我正是抱着一种朦胧的个人追求，冒险投奔解放区的。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成为一名解放军，身穿蓝色军装，头戴五角帽，一日两顿大灶，一夜六十里行军，适宜的地点和时间，就停下来唱唱歌，扭扭秧歌舞。一群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虽然饭总不能吃得饱，但相处融洽，日子过得相当快活。
一九五０年三月，我以一名革命军人的身份，被保送去广州，进入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部深造。我在这里认真学习，像一块海绵，吸取各种新鲜的知识﹔我刻苦工作，带头参加许多文艺宣传演出活动，很快就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没有流露出革命军人的优越感，在同学中平等待人，相处甚欢，还意外地得到一位海外归来的女同学的爱情。要说得意，这个时期，恐怕是我一生中最感得意的了。
一九五一年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对照政策，我老老实实自报‘地主家庭出身’，觉得自己这个革命军人突然矮了半截。在‘消灭地主阶级’压倒一切的政治攻势面前，我感到极大的压力，抬不起头。父亲是一名乡绅，私立小学、中学董事长，没有想到竟然被斗争后处决。这当头一棒，几乎使我难以自持。陶铸提出‘依靠大军搞土改’，我虽然被指定为学习组副组长、土改队副队长，但那位半文盲的解放军连长的几句话，已经令我不寒自栗。他瞪着我说：‘我告诉你，我是共产党员，你是青年团员，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我是雇农，你是大学生，不管怎么说，你都得服从我。’我算什么革命军人？我第一次尝到‘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滋味。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震惊全国文艺界。胡风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被视为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对台戏。前者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后者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文献，我都读过，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对立的地方。更何况，我根本不知道胡风为何许人也。只觉得人民日报上的‘按语’非常严厉，把胡风定性为‘一个明火执杖，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集团’。毕竟这件事距离我太遥远，等到有一天，我所在单位的一位主要领导，忽然被隔离审查，才使我大吃一惊。经过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斗争，这位‘延安老干部’才被释放回来，说是‘搞错了’。把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干部，随便怀疑是‘胡风份子’，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是有人蓄意陷害，我无法分辨，也无从追究。
胡风被判入狱，中央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方针。我心里有些疑问，怕不是装饰着花环的陷阱罢？不久，我的疑问就有了残酷的答案：我前后工作过的两个文艺杂志编辑部，所有编辑人员，几乎全军覆没。我虽然没有掉下陷阱，还是吓出一身冷汗。从此，更加夹紧尾巴，不敢放言无忌。不是信得过的朋友，绝不随便说话，更不苟言笑。久而久之，连笑的本能也退化了。
大跃进时期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有幸深入农村，亲历各式各样的旷世奇观和灾难，亲耳听到一位老农民无限感慨地说：‘社会主义是这样，共产主义想就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启发教育，从这时开始，我学习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头脑想。这个过程当然十分痛苦，但也逐渐看到某些真相，明白某些事理。
我被扔在传达室，好像被人忘记了。不过，我自己很清醒，我仍然被一条绳索捆绑着，我被强按着跪地，膝盖磨破流血了，我被打过、斗过。除了好心的梁姨刚才偷偷给我喝了一碗水，整整八个小时，我没有吃过一口饭。
下午五时许，来了两个年轻的军人，把我押出大门口，走到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旁边，对我喝道：‘上车！’我说：‘我被你们捆绑着，怎样上车？’他们两人相互看了看，一人先跳上车，抓住绳索把我往车上拖，一人在下面帮着往上推。上了车以后，又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胸脯抵压在驾驶室后面的挡板上。我刚站定，车就开了。
卡车开出光孝路，左转弯朝中山路一直往东开去。一路上，看着街道两旁不多的行人，驻足抬头观看，车子又好像开得特别慢，我的感情很复杂，不仅有‘游街示众’的羞辱，也有被押赴刑场的慷慨。三十分钟后，车子开进沙河路警备司令部的大门，我被交给了一位军官。
军官为我解开绳索，让我在水龙头洗掉手上的墨水迹，还给我一枝药棉，沾上红汞涂抹膝盖的伤口，然后才对我说：‘如果真的犯了错，想明白了，说清楚，也就没事了。’我当然明白他说这些话的用意，安慰我，让我情绪平静下来，不要一时想不开，发生意外。无论如何，是一番好意。我还不至于那么傻，这点羞辱就受不了。
军官又让我上了一辆吉普车，他坐在驾驶员右侧的座位上，车子就开出大门，朝中山路往西而去。我不知道要把带到哪里去，又不好问，即使问了他也不会说。管它呢，总不会把我抛在荒郊野外罢！车子一直开到中山八路的西村，枴了个弯，在一个大铁皮门口停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广州最大也最老的西村监狱。
7/3/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