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5日讯】这里是个山青水秀，茂林修竹的好地方，尤其是那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茶园，依山峦起伏四方伸展，绵延十多里，地毯一般铺向天际，更显现出秀色无边。
我不是个唯心论者，不因自己处境危殆及心情恶劣，而无视茶山美景的存在。我也不是个鬼迷心窍的‘歌德派’，昧着良心去赞美法西斯的集中营。天地间美丑共存，不以人们的好恶而转移。
我们来到茶山之前，中心建筑物是一座监狱，周围的茶园，就是女犯人的劳改场。我们到了茶山之后，监狱换了招牌，叫做‘五七干校’，茶园依旧，功能依旧，成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场所。马克思主义者是赞美劳动的，‘劳动光荣’，‘劳动致富’，‘不劳动不得食’等口号，耳熟能详。但是，每每见到的却是把‘光荣的劳动’变成惩罚的手段，对犯人是这样，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军代表给我们‘干校’制定的校训：‘干在茶山，死在茶山，埋在茶山’，就给反马克思的‘劳动惩罚论’作了鲜明的注脚。
十年前我下放连山县上草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曾经把那里视为‘桃花源’，上草的山水很美，我和妻子、儿子自愿到那里落户，大跃进年月，劳动是拼着命干的，虽苦猷荣，虽苦猷乐。平心而论，茶山的景致不比上草的逊色，尤其是秀色可餐的茶园。在茶园里劳动，往往撩起一股诗一般的情愫，恍惚沉浸在歌舞节目《采茶扑蝶》的欢乐情调。我出生在茶乡，是喝着工夫茶长大的，老实说，生活在大片茶山之中，这还是第一次，应该说是喜悦的第一次。不过，无论如何我也喜悦不起来。离妻别子被押到茶山劳改场，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不知道是否还有‘归去’的一线希望。这时，我不得不承认，刚刚离开劳改场的这些女犯人，比起我们这些‘接班人’来，着实幸福多了。她们无论犯了多重的罪，判了多长的刑期，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终有服刑期满的时候。我们呢，没有刑期，只有‘干、死、埋’三字，而且都离不了‘茶山’。就是说，连一线‘生还’的希望都破灭了，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中国的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求死的文化传统，叫做‘士可杀，不可辱’。无端把我们这批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文化工作者，打、砸、抢、抄、抓折磨了三年之后，又押解到茶山劳改场，继续作无限期的折磨，‘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夫子的教导，潜移默化地鼓动知识分子作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反抗。来到茶山不到三个月，第一桩自杀事件就发生了，茶山有了第一座新塚。三年后，第一个从茶山被绑赴刑场的邱姓青年人，昂着头颅走了。
前者被认为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后者被认为‘反动透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样打着‘人民’的招牌，其实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样，与人民毫不相干。
过去二十年，虽然生活中有许多曲折，甚至逆境，都没有像这一次煎、炸、蒸、炖那么难熬。我知道自己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耐，但我有尽力保护自己小家庭的责任。一家人被迫分开了，心还连着，我和妻子、孩子，都有同等重要的份量，如果任何一方得不到保护，有了闪失，这个家就破碎了。
因为我被打入‘牛栏’，妻子所能承受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张代表把我抓去批斗并关进西村监狱的当天，还指使光孝寺大院里的‘造反派’，到我家里，当着妻子、孩子的面，翻箱倒柜，并逼问妻子，交出我‘暗藏的枪支’。妻子竭力辩解：既没有见过我持有枪支，也不知道我在家里私藏枪支，如果搜查不出枪来，就不能把‘私藏枪支’的罪名，强加给我们全家。张代表手握生死大权，哪里听得进我妻子的话。在搜查毫无所获之后，又将我十多年来写作的文稿全部搜走，企图从我的文稿中‘挑出思想反动’的证据。抄家还不算，又按照惯例，当众宣布对我‘停发工资’，每月只给我二十五元人民币生活费，银行存款，‘全数冻结’。
说来也许难以置信，我和妻子工作了二十年，现在银行存款仅有五十大元。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我的工资评定为文艺十一级，九十二元五角，妻子是舞蹈演员，工资六十三元五角。按说，当时每月伙食费十八元，房租五元，不需再交水电费，两人合共一百五十多元，生活应当过得不错，银行存款也应当不少。一九五六年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需要添置一些家俱，更需要雇请一位带孩子兼顾一些家务的保姆，家庭开销增加。我又不会理财，从那时开始，家庭就形成一条惯例：每月工资我只有二十元的支配权，其余悉数交给妻子，家计全由妻子掌管。不管家不知柴米贵。我家计大权旁落，对妻子的艰辛还是知道的。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生了女儿，赶上吃饭不要钱之后，更赶上三年大饥荒，小命没丢掉，却落得终生残废。十多年工资不长一毛钱，家庭的开支却像雨后小河涨水。如今，飞来横祸，我被押送来茶山劳改场，又被停发工资，妻子就仅有六十三元，带着两个孩子，支撑着这个散猷未破的小家庭，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忍耐。
我和妻子咫尺天涯，但我知道妻子正默默地用尽全部感情，维护着这个家。只是不曾想到，军代表还要把她逼上绝路。早在去年十月，我还被关在西村监狱时，《人民日报》就曾发表过大块文章，介绍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据说在长篇《按语》中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除老弱病残者外，都要这样做’。广东的军管闻风而动，立即采取‘大动作’，不到两月，仅在英德县境内，就办起两座‘五七干校’，一座在铁路以西，叫茶山文艺五七干校，一座在路东，叫黄陂五七干校，把省党委和政府直属的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社会科学界、文化教育界数千工作人员，悉数赶进这两座‘干校’，采取完全封闭式的‘斗、批、改’。军管在这一‘大动作’中，塞进了‘私货’：一是篡改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十里之内，根本见不到一个农民；二是不按照毛‘除老弱病残著者外’的指示，一锅端。‘干校’五年，巨大的精神压力，奇苦的体力劳役，饥不得食，病不得医，妻离子散，许多人就在残酷的折磨下，含冤死去。
在我被押送来茶山‘干校’不久，妻子所在的单位，全部人员都被赶到三水县南边劳改场。妻子一个人，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和一个完全残废了的十岁女儿，如何能到三水县的‘干校’去？丈夫已被抓走，没有人可以商量，思念丈夫早已肠断，孩子如何安置，又添多少忧烦？她承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磨难。怎么办？真是急坏了，也烦透了。
儿子谷儿已经是个小生，现在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无学可上，带在身边就是了。女儿绿儿就不好办了，又聋又哑，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没人照顾，一天也活不下去。和谷儿一样带走，军代表又不准，还以‘除老弱病残者外’的最高指示压你，要你自己想法子解决。妻子余丽珍出生马来亚，一九五０年初只身回国参加革命，改名余健，考入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和我是同班同学，在国内，除我之外，就是谷儿和绿儿，再无其他亲人。如何安置绿儿，还真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急死了愁死了还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忽然想起广州好像还有一位远房亲戚。一九六０年老父亲和老母亲不辞辛劳，带着两个装满米面糖油等食物的大藤篮，从海外回来救济自己的女儿一家，才知道广州还有个堂叔。当时就见过这位堂叔，知道堂叔被打成右派，一直在郊区一个小农场劳动改造，生活非常艰难。堂叔和堂婶都是极老实的人，答应把绿儿交托给两老照看，也较为放心。于是，留下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资作为哺养费。妻子收拾好行囊，钉死窗户，锁上家门，就带着谷儿，到三水县南边‘干校’去。
临行前，还要办户口转移。妻子拿着户口簿到派出所办理迁移户口，一边走一边掉眼泪。结婚后才有单独的户口簿，不仅每月要凭户口簿去购买粮食和各种限量的副食品，更重要的是，户口簿登记着全家人的名字，标志着这是一个合法的家庭，受法律保护的一个社会小单元，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基本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丈夫和妻子的合法关系，父母和儿女的血缘关系，还有合法的姓名、年龄、住址等，都在户口簿里有明确的记载。如今，户主被押送到英德茶山劳改场，户籍也从户口簿上注销。女户主也即将带着儿子去三水南边劳改场，户籍也同样注销，就剩下一个残废的女儿，升格为唯一的户主，这个家的成员，实际上被无端分作三地，这个家已经在户口簿上被实际地注销了。而且，这个家的成员也不知道有没有团圆的机会，这样的生离如同死别，怎不令人悲恸欲绝？
‘干校’的苦役对我来说并不算苦，最苦的是对妻子的思念。我和妻子共同经营的这个小家庭，在社会群体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生命体，和全国亿万个小小生命体一样，是幸运的也是脆弱的。家庭成员之间感情融洽，所以幸福；但经不起阶级斗争‘无亲棒’的一击，所以脆弱。家庭被‘打’散，妻子孤立无援，最需要亲人安慰、勉励、共同承担苦难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灵魂的折磨，绝不是苦役可以抵消的。
这是个极不正常的年代，连冬天的气温起落也很大。大太阳天，中午常常暴升至摄氏十五度，凌晨又常常暴跌至零度以下。没有保暖设备，猪圈四面透风，又不准烧火盆，整夜难眠，早晨起来，屋檐下挂着一尺来长的冰棒，水盆里结着一分厚的冰面，穿上三四条棉布裤子，站在门外做‘早请罪’仪式，冷得两条腿直发抖，牙齿直打架，唱《东方红》也荒腔走碉。
初到茶场，指定我们的劳动，是在原来监狱里可容纳千人的土场子上，和三合土，并把新土夯实。这是相当吃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带上自己的饭钵，排队步行二十分钟，到伙房领取一份早饭，站在门外就地解决，然后就到土场子上去，筛沙子，筛黄土，按比例加上熟石灰，和成三合土，铺好一块，夯实一块，最后还要蹲在地上，用木拍子拍，把三合土尽可能拍得光滑些。太阳快下山时到伙房领取晚饭，就地吃了，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回到猪圈里来。临睡前，再做一次‘晚请罪’，唱一回《大海航行靠舵手》，才能钻进稻草铺里去睡。可是，又哪里能睡得着觉？
如此折腾了一个多月，脸上和双手冻得裂痕累累，有些小裂口还渗出血来，腰腿也隐隐作痛，最难受的是吃不饱，伙食没有油水，吃了饭身体还是发不出热气来，躯体都是冰凉的，胃痛日益加剧。痛得实在不能动弹了，才准假到十里外一家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我是胃出血，要住院留医。可是张代表不准，我只能在猪圈里躺着，休息几天。
吃些止痛药，喝些白开水，胃里好像暖和些，疼痛也好像减轻些。躺在稻草铺上，昏头昏脑，半睡半醒，忽然觉得有人在我肚子上踢了一脚，惊醒过来，又想起光孝寺大院里挨的那一拳。正在饥寒交迫，情绪非常低落之际，我忽然收到一个包裹。我见到包裹皮上缝着一块巴掌大的白布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落款处是妻子的名字。没有邮票，显然是托人带来的。
我拆开包裹皮，见是一条新缝制的蓝布棉裤，心头一热，鼻子一酸，禁不住眼泪就下来了。妻子的手艺我非常熟悉，早在结婚前，她就给我打了一件羊毛背心，草青色的，花纹也好看。生了孩子，全家人的衣着，都一手包揽了。她父亲在南洋开裁衣店，一九六0年国内大饥荒，父亲母亲不辞辛劳，带着米面糖油等食物前来救济，还带来一辆英国‘来里’二十四吋脚踏车，一部日本凤牌缝纫机。脚踏车就成为妻子上班的专用工具，在人们眼里，似乎还有点‘华侨关系’的荣耀，缝纫机就是全家衣着的生产工厂。妻子自己剪裁的连衣裙，穿在身上，常常叫我眼睛一亮，还是那么美丽（她少女时在南洋女中读书，同学都叫她Beautiful girl )，两个孩子的衣着，夏单冬棉，还用彩线锈上一些好看的花鸟，大扮得漂漂亮亮。我的衣裤，也不必操心，到时她就给我缝好一套新衣服务。可以想像得到，妻子在照料两个孩子睡下以后，连夜赶着缝好这条棉裤，急忙托人带来给我。两个裤带里，各藏着五张一元的钞票，我真想痛哭一场。我忽然想起‘寒衣谁为寄边城’的诗句，虽然我并非远戍边疆，但是，妻子对离人的惦念，今古相同，心境相通。
广州人的穿衣习惯是，‘上头蒸松糕，下边卖凉粉’，就是说，只管上身暖和，下面一条单裤也能过冬。许多人都不穿棉衣，更不要说棉裤了。妻子连夜给我赶缝棉裤，就是要我注意保暖，旧病不复发，新病不趁虚而入，只要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我非常感激妻子，也非常感激给我带来棉裤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在这样特殊的年代，这样特殊的环境，人性被严重扭曲，我们这些被专政的‘牛鬼蛇神’，就像瘟疫一般，避之犹恐不及，不准我们‘乱说乱动’。我们也编成一个班，但没有正式的名号，只把我们叫做‘牛班’。我们的所有信件物件，都必须接受检查。不过，新棉裤似乎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军代表那样革命，同情心依旧默默地散发着热和光。
8/4/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