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8日讯】储安平，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后起之秀。提起储安平，有两样东西历史不会忘却。
一件事是指：他是《观察》周刊主编，那是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重镇。
另一件是指他说过的两句话，清醒透彻，言简意赅。一句是：“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第35页）另一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天下”。有此二言，他已名垂青史。
储安平1928年入读上海光华大学（其前身是教会大学圣约翰）。校内有胡适、徐志摩、张寿镛、张东荪、钱基博、罗隆基、廖世承、潘光旦、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名教授。自由氛围，氤氲冉冉。后来他又到英国留学，投师政治学家拉斯基门下，习得自由主义费边派的基本思想脉络。
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但对政治问题已经有了浓厚兴趣。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有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它在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言论监督和促进作用。后来成为自由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费边主义的信徒
谈到储安平，不能不涉及他的基本思想背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大体共同的特点，几乎都受到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影响。拉斯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费边社的要角，后来成为英国工党主要的理论家，1945年出任工党的主席，当红一时。像储安平以及前面谈到的罗隆基，还有费孝通、王造时、、张君劢当年这些留学欧美的学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拉式的信徒。
当时美国杜威的弟子胡适引领一大批英国费边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费边社式的小团体“平社”，翻译拉斯基的著作，研究费边主义的理论，探讨中国的问题。在知识圈中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当年储安平所处的思想世界，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上升阶段。即普遍左倾化的时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尚未暴露出他的全部真相和弊端，各国知识分子大多是既想要欧美的政治自由，又想要社会主义所许诺的经济平等。企图“鱼与熊掌，二者得兼”。当年拉斯基、萧伯纳等人的费边主义，大体上迎合了这一主流倾向。它力图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投合了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是某种期盼已久的福音。因为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起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初始阶段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已经遭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其可接受性。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几乎是同时输入中国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精神基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精神资源的，而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苏俄式的，还是费边式或基尔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中的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自由知识界，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识到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对社会主义怀有偏好，这一两难的思想困境，在中国当年的自由主义者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因此，他们的左翼色彩是不容抹杀的。这也就容易解释，何以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们的同情常常落在共产党方面，这一点从民盟对国共两党的亲疏关系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基本的原因在于：首先，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代表现实的压迫性政治权力，是当下的现实的“恶”，势必成为自由主义质疑乃至挑战的主要对象；而共产党却是在野，并未构成现实的剥夺自由的国家权力，因而有时甚至成为自由派挑战执政当局的同盟军。其次，自由主义者当年费边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也使他们在感情上向左翼的共产党倾斜。
储安平，就是这一思潮中人。虽然，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它比章伯钧等要清醒得多，甚至比张东逊也要明白，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党治理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感情相当激烈的人。譬如，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因此，当1949年的历史性抉择摆在面前的时候，在局促的历史空间的催迫下，在被国民党查封《观察》的背景下，他最后不由自主，仍追随大多数自由派同仁，留在了中国大陆，埋下了悲剧性命运的种子。在这一点上，比较而言，胡适和傅斯年等当年被认为有点过时甚至保守的自由知识分子，应当说，是更稳健更智慧更有历史洞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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