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8日訊】儲安平，江蘇宜興人，1909年出生，，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後起之秀。提起儲安平，有兩樣東西歷史不會忘卻。
一件事是指：他是《觀察》周刊主編，那是20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重鎮。
另一件是指他說過的兩句話，清醒透徹，言簡意賅。一句是：“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五卷蔡尚思主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第35頁）另一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黨天下”。有此二言，他已名垂青史。
儲安平1928年入讀上海光華大學（其前身是教會大學聖約翰）。校內有胡適、徐志摩、張壽鏞、張東蓀、錢基博、羅隆基、廖世承、潘光旦、吳梅、盧前、蔣維喬、黃任之、江問漁、呂思勉、王造時、彭文應等名教授。自由氛圍，氤氳冉冉。後來他又到英國留學，投師政治學家拉斯基門下，習得自由主義費邊派的基本思想脈絡。
1931年10月他就編過一冊《中日問題各家論見》，書中所收的文章沒有一篇是作家寫的，而多是當時知名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頌華、武育干、羅隆基、陳獨秀、汪精衛、樊仲雲、陶希聖、王造時、陳啟天、張東蓀、薩孟武、張其昀、梁漱溟、高永晉等，當時儲安平只有21歲，但對政治問題已經有了濃厚興趣。
儲安平從英國回來後已是抗戰時期，大約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藍田國立師范學院教書，他在藍田師院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那時每逢周會，教授們都要輪流演講，輪到儲安平演講時，據說“連走廊都坐得滿滿的，中間不曉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139頁）在藍田師院時，儲安平剛剛32歲，他和許多知名的教授結下了友誼，這些人後來有不少成了《客觀》和《觀察》雜志的撰稿人，比如錢鍾書、高覺敷、鄒文海等。
儲安平在重慶的重要活動有兩事可記，那時他在中央政治學校做研究員。儲安平在重慶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創辦了《客觀》周刊。
《客觀》在當時西南地區很有影響，《觀察》後來的許多讀者也是由《客觀》而來的。以儲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觀》能成為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刊物。
1946年9月1日,《觀察》在上海創刊，每期6萬字。《觀察》的誕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希望通過刊物來參預國家政治生活的強烈願望。《觀察》後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種參預的價值和作用。由於《觀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超然態度創辦的，所以它能夠在具體政治具體態勢的評價中，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地進行暢所欲言的自由評說，體現了知識分子在事業之外對社會的關心。它在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的言論監督和促進作用。後來成為自由知識界的一面旗幟。
費邊主義的信徒
談到儲安平，不能不涉及他的基本思想背景。他們那一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有一個大體共同的特點，幾乎都受到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影響。拉斯基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著名的費邊主義思想家，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費邊社的要角，後來成為英國工黨主要的理論家，1945年出任工黨的主席，當紅一時。像儲安平以及前面談到的羅隆基，還有費孝通、王造時、、張君勱當年這些留學歐美的學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拉式的信徒。
當時美國杜威的弟子胡適引領一大批英國費邊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新月》雜志為中心，組織了一個費邊社式的小團體「平社」，翻譯拉斯基的著作，研究費邊主義的理論，探討中國的問題。在知識圈中有重要的影響。
此外，當年儲安平所處的思想世界，是社會主義思潮的上升階段。即普遍左傾化的時代。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試驗尚未暴露出他的全部真相和弊端，各國知識分子大多是既想要歐美的政治自由，又想要社會主義所許諾的經濟平等。企圖“魚與熊掌，二者得兼”。當年拉斯基、蕭伯納等人的費邊主義，大體上迎合了這一主流傾向。它力圖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部發展出一變種，即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體系。這種試圖調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新理論，投合了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似乎是某種期盼已久的福音。因為當資本主義在中國開始起步的時候，資本主義初始階段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在西方已經遭到了社會主義思潮的鋪天蓋地的批判，已經部分地失去了其可接受性。西方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幾乎是同時輸入中國的。古典的自由主義理論，作為為現代民主和市場經濟的精神基地，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是找不到任何對應的精神資源的，而社會主義理論，無論是蘇俄式的，還是費邊式或基爾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國文化中的家族主義集體主義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中獲得強有力的支持。
中國的自由知識界，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識到民主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對社會主義懷有偏好，這一兩難的思想困境，在中國當年的自由主義者身上，體現得相當明顯，因此，他們的左翼色彩是不容抹殺的。這也就容易解釋，何以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他們的同情常常落在共產黨方面，這一點從民盟對國共兩黨的親疏關系中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基本的原因在於：首先，國民黨當時是執政黨，代表現實的壓迫性政治權力，是當下的現實的“惡”，勢必成為自由主義質疑乃至挑戰的主要對象；而共產黨卻是在野，並未構成現實的剝奪自由的國家權力，因而有時甚至成為自由派挑戰執政當局的同盟軍。其次，自由主義者當年費邊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也使他們在感情上向左翼的共產黨傾斜。
儲安平，就是這一思潮中人。雖然，在對共產黨的認識上，它比章伯鈞等要清醒得多，甚至比張東遜也要明白，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共產黨治理下自由是“有無”的問題。然而，他同時又是一位感情相當激烈的人。譬如，儲安平的政論文字凡批評政府多取激烈態度，而胡適在批評政府時多注意分寸。因此，當1949年的歷史性抉擇擺在面前的時候，在局促的歷史空間的催迫下，在被國民黨查封《觀察》的背景下，他最後不由自主，仍追隨大多數自由派同仁，留在了中國大陸，埋下了悲劇性命運的種子。在這一點上，比較而言，胡適和傅斯年等當年被認為有點過時甚至保守的自由知識分子，應當說，是更穩健更智慧更有歷史洞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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