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6日讯】“我走上这荒凉的高原是为了寻找美丽、真实、圣洁的生命。我找到了，但他们又离开了我……。”
基于中国知识份子高贵的天性与未泯的良知，袁红冰在遭中共关押与释放后，仍然坚持不辍、秘密写作四部长篇小说。而《金色的圣山》就是诉说圣洁、优美的西藏民族，横遭共产制度残害，让纯净如神话诗歌般优美的人物逐渐凋零，有如亲眼目证般撰载而成的精神苦旅。为什么袁红冰会对西藏的命运有着切身的关怀呢？本报特别越洋连线采访袁红冰教授，以飨读者……。
千年风砂后屹立的风流人物
历史上许多文采卓绝的风流人物，都是能够以自身高尚的个性与热情，洞察事物的真相，进而唤起周遭人追求美好境界的体认，从而促成了时代的使命。袁红冰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特质，无论经历多么残酷的挫折与打压，仍然不能改变与掩盖他对于事实与真理的崇仰。而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封闭的大陆引起学运风潮的原因。他说：“我认为人都要有一个信仰，也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哲学的，但是惟独不可以像现在中国共产党信的那样，人就是一块物质，不可以的。”
这样一个具有独特个性与思想的人，经过中共政体的洗脑与箝制，竟然还能维持表达纯净思想的勇气与自由，不能不归咎于他的独特人格。袁红冰说：“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崇拜毛泽东。”
他自言幼时就喜爱屈原的奇想奔放又炽烈热情的九歌与离骚，乃至司马迁的慷慨高奇的游侠列传，直到后来在北大发展教授的“英雄人格哲学”，无一不在呼应这些古文化人格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扥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众多人物，显出一种生命的高贵感，带给他极大的震憾：“我觉得人就是应该像那样做一个高贵的人。”
这样一个真挚的人物，在封闭压制、虚伪拜物的共产体制下，自然时常体会到强烈的感情所带来的痛苦：“我对人性的美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对世俗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厌倦。整个中国在物质中腐烂，很难找到一个高于物欲的心灵。……人是高于物质的一种精神的存在。因此我对于藏传佛教非常的关心。因为人的精神基本上被摧毁了，精神信仰是没有了，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那在那个高原之上还保留着这种精神信仰的可能，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精神信仰也在被摧残中。”
当孤独的心灵寻求共鸣时，在整个腐败的中国中，见到最后一块净土湮没消亡过程里，残余的一丝光芒。而这就是他写作“金色的圣山”的原因。
天降浩劫 云端般的苦难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袁红冰就读于北大，住在中央民族学院，与蒙古、藏族同学时有来往。回到住处大家把酒畅谈，听到他们描述过去历史与民族苦难而声泪俱下时，不禁为之动容。后来袁红冰就特殊管道，查阅到共产党部的机密档案资料，见到中共迫害藏族的情况，冲击可谓不小。当时那个苦难虽然遥远有如云端之上，但是袁红冰天性中的侠义特质，却遥遥的吸引着他正视这些苦难。他说：“我天性中有想要接近苦难的冲动，会刺激我的侠义精神，为这些苦难的人做些什么。”
后来袁红冰数度到西藏探访。中共统治之下，戕害藏族文化之烈，是外人难以想像的。如要修行多年的僧尼与僧侣公开性交，“印证”密宗男女双修的法门，否则焚寺毁院；或者禁止“天葬”，迫使相信不经天葬就无法超生的藏人，宁肯奔入荒野孤独死去，也不愿土葬……。这些事件一再撼动他的心灵。但是真正让他动手写作，是因为两件事情。袁红冰娓娓诉说：
“后来是两件事促使我写作。一个是我进藏的时候，在无人区（西藏广大荒芜之处）的边缘，我看到了一个由骷髅搭成的墙。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关当局不准他们天葬，只准他们土葬，土葬在她们的观念里就等于永世不得翻身，在地狱里一般。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的亲人就把他们的骨头从地里挖出来，在他们的头盖骨刻下一些经文，然后用他们的头盖骨搭成一座墙。据说只有当他们的头盖骨被高原风化了以后，他们的灵魂才能转生。”
“我那次就是走到那个墙的时候喝了很多酒，加上缺氧，有一些醉，就睡在那里很久。醒来以后我就注视那些头盖骨，一个一个的注视那些头盖骨眼睛的黑洞，一个一个看过去，我觉得我能分清那些谁是老年人、谁是年轻的、谁是男的、谁是女的。我觉得我都能分辨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从那些眼眶的黑洞中，我感觉到他们向我倾诉苦难的渴望。我当时觉得他们似乎是要求我把他们的苦难告诉这个世界。当时我就萌生了想把这个事情写出来的愿望。”
另外一个写作动机，则是拉萨街头弹两弦琴的姑娘，纯洁灿烂的明眸。袁红冰回忆道：
“她是弹两弦琴卖唱的姑娘。拦住游客以后，站在那里弹琴，你给她两块钱。……但是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几乎灿烂的纯洁。……我的书也写到黑色对我来说是最灿烂的色彩，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整个中国的低地，眼睛都已经肮脏了，和他们对视的时候充满了物欲，充满了酒色财气。而一看到这个卖唱少女的眼睛时，我的心灵真是完全被吸引了。当时我就请她在拉萨的马路边坐下来，一直唱了一下午。……当时周围围观的有很多游客，但是我和她都没有感到这些游客的存在。我只看到、注视着她的眼睛。那时真有一种感觉：要对她的眼睛做万年的凝视。”
就是为了死亡枯骨眼睛的倾诉、艳丽如花少女的凝视，袁红冰写出了这部藏族的悲歌。
金色的圣山是我写作最大的骄傲
袁红冰非常喜爱藏人的纯净，他们不太注意世俗的东西，有强烈的精神向往。然而现在都被四川的汉地文化污染与矮化。或许是飞扬的生命情调相近，他说：“这本小说艺术的灵感，恰恰是在藏族人的人格上，找到最适合表现的题材。”
对于少于接触藏人文化的人而言，这部小说焕发着神异的色彩。书中景致伟丽壮阔，无论是荒野中的抗暴僧人，或是追求圣境的虔诚少女，都予人如崖般峻峭、如虹般绮丽的热情与悲伤。或许正因于此，当他们的生命因暴政浩劫，在扭曲的时空中交会，继而逐渐凋零时，特别令人不忍。
袁红冰描述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写得极其艰难，第一稿被搜去毁掉以后重新再写，过程对他来说毋宁是一种苦役。而第二本小说《文殇》因为是自传体小说，所以带有年少的诗意，却有写得过分轻松之感。他说：“唯独《金色的圣山》从艺术的角度是表现得最好的，是我文学艺术的极致。”
袁红冰为自己的四本钜着下了一个短评：“人们常问我，在这四本书中对那本最有感情，我说我都很有感情，但是我最骄傲的，就是《金色的圣山》。”
为了理想而坚持的生命
自从去年七月，袁红冰到澳洲提出政治避难的申请，现在还在等待申请的结果。他说：“这四本书小说写完以后，都觉得我剩下的生命都是多余的。……我原来还有一个打算，想写伊斯兰教回民的命运。但是因为对伊斯兰教还有一些部分掌握不好，因为有一些感动我的地方，也有一些我确实不能接受的地方；特别是他们的恐怖主义。……多余的生命，我想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文化复兴做一些事情。继续完成理想中国的愿望。”
在共产党暴政之间迅速物化腐败的中国大地，袁红冰出世的才华、艺术的灵感，终于能够栖息在藏族人的灵魂中，藉由藏传佛教苦难的命运，找到了共鸣的知音。
如诗如画的梦土，因为暴政无法长存人间的凄美悲声，值得在世间向往出尘圣境，与关怀净土命运的读者们，一探书中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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