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日讯】在许万平被“秘密审判”的前一日，有位笔者熟识的朋友“顺便”来到重庆，批评我们“不会做上层工作，因而，与之缺乏沟通……”。他的所谓“上层”，明白指的是“国保”们，以及由“国保”（准确说是政法委）指派的“律师”。对此，笔者不得不予以反批评：“……沟通需要有渠道（工具），否则，如何沟通？而中共与中共当局的沟通工具（渠道），是各级统战部与政协机构。可是，它们的人找你沟通过吗？显然没有。那么，‘国保’们（公、检，法）是干什么的呢？这些部门的人，出来找我们是为了平等沟通吗？……它们的职能，明明表明是专制打压的工具，形象地说，就是‘镣铐’。请想想，同镣铐如何沟通呢？……”。这时，另一位自以为聪明的“不速之客”插言威胁道：“不给你们戴上手铐，算是客气的……”。是的，这句话正好回答了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可惜我们一些友人，对于“客气”一点的“镣铐”发生错觉，或者说自以为“将计就计”，很乐意和他们“沟通”起来，并且一厢情愿地把这类对话，淡化为“谈话”。更有友人，甚至把这美化为“良性互话”！
贵州友人陈西先生，于10年刑满后出狱，但仍然破剥夺政治权利5年。对此，他形象地戏言自己是“带着镣铐跳舞”；因为，他现在就要积极从事人权活动。不错，陈西的头脑很清醒一一他并不要求参加选举与被选举等公民权利；但他即便被带上无形的脚镣手铐，却还是一个人；作为人，他的人权是天赋的。所以，他享有做人的权利，这是不可剥夺的。所以，他可以堂堂正正地从事人权层面上的事情。即使以前在监狱中，他也要保持着做人的尊严。事实确证，陈西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现代硬汉子。
因此，陈西需要主动或被动地与“国保”们“沟通”。这是出于无奈，他深知这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他不认为这是政治上的良性互动。他既讲究原则立场，又讲究策略性妥协；为的是要做正当的人，做积极进取的人。对此，人们予以深深的理解与敬佩！
笔者曾在一些文字里与一些不同场合，再三地申述：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就是公民为争取实现宪政法治的一场公民运动。所以，它自然是以公民行为作为争取的手段。既然是公民行为，就自然是公开、合法的政治行为。一切公开性行为，总以合理合法为前提条件；只有合理合法的政治行为，才能理直气壮地公开进行。公开性不等于否定机密，不等于是“把钱包向小偷公开”。个人有隐私，国家、社团等均有机密；那么，谁会因此视之为不正当的“偷偷摸摸”呢？同样，合法性亦不是意味着必须向专制恶法低头屈服；相反，合法性正是要求依据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公法与遵守本国已有的民主性良法，并且依据良法而公开诉求修改、废弃旧法与批评、抵制恶法。如几次修改宪法、废除收容法等，就是例子。
既然公民行为是合理合法的正当行为，那就无所谓什么“不公开”的、或“不合法”的公民行为了。所以，如果因此而遭受政治迫害，那是迫害者在违法、犯罪。而这样的迫害者，不管是个人行为或是集团行为或者是政府行政行为，都属非法的违背人权、违反民主的专横与专制的罪恶行径。因而，必然引发民众的反感、谴责、抵制，特别是后者，甚至可能导致现代革命。
可是，我们的一些朋友，总是闹不明白其中道理。不是自我矮化公民行为，就是把公民行为秘密化。在认识上与实践中，不是犯.左，就是犯右！这里所谓的“左”，就是去干一些尚无生存空间的政治活动，比如在极权状况下，公开进行正式组党，甚至在电子资讯时代主张秘密组党或武装抗争……。这里的所谓“右”，就是不敢公开地行使公民权利与不敢运用公民行为进行斗争。因为惧怕遭受打击与迫害。可是，一些不公开活动，反而敢于参与，以为这样“比较安全”。
自然啦，在后极权主义一党专制的政治恐怖下，民众一般地处于沉默状态，不大敢于公开抗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你既然作为民运人士，即民主战士，却又那么畏惧，明明已具一定的活动空间，而不敢在这空间里展开有效抗争。这，岂不是在闹笑话吗？故而，最近有友人激动地主张：“平常以种种借口，避开抗争活动的‘民运人士’与不写文字的‘异议人士’，今后不必拉他签名了！……”。这种提议虽然有些偏激，但不是全无理由。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他人，但是，凡自以为是民运者或异议者，理应自觉提高认识，使自己更加名实相符。
名符其实的民主运动者（包括异议者）的前提条件，就是不怕专制打压，包括不怕坐牢（慢性死刑）。这是其觉悟所使然，而不是天生的不怕死（坐牢）。但在现实中，确有另一种情形者，即有的出于个人的某种动机，而显得颇为勇敢，比如亡命之徒。但这和义勇的民运人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民运者虽然为了理想事业而无所畏惧，但却是热爱生活与珍惜生命的文明人。他们懂得凡事均应量力而为，但又勇于去做能够可行的积极之事。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牺牲自我利益的崇高品质，所以平常显得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模范人物如高智晟、焦国标、严正学、杨建利、刘贤斌等等。这些友人的共同特征是大智大勇与正气浩然。他们都是公民行为的最最凸显者。
而亡命者却不同，他们内心怀着的，是个人动机而非大义正气。不过在现时期，这种人有可能混入民运团队；但观其言行，必定会表现出各种非规则举止。比如，在一定范围内，只要谁给钱与多给钱，就认准谁，就跟着干，而不顾是与非。他们在政治行动上，往往犹似无头苍蝇，乱碰乱撞！比如，这里已经打着XX党的旗号，可一看，举着白旗登陆的连战很“吃香”，于是，又想着主动去请缨，愿为另开天地打头阵。总之，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必须的。又如，只想着把事情做大，却又不知民主规则为何物。如此这般等等，其结果，这类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害群之马，既害自己，又损大事业！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权民主运动是一场大浪淘沙的过程，即是造就人物的过程。一个人，只要真正具有良心，那么，在人权民主运动的洗礼下，就会产生良知。只有良知者，才会产生义勇。人权民主运动是千千万万个良知义勇者。推展的全民性运动；如果缺乏大量的良知义勇者，民运是成不了气候的。
这里所谓的良知义勇者，就是具有现代公民觉悟的人。然而，由于极权专制政治的高压与封建传统文化的世代浸染，就目前来说，这些觉醒公民在中国，为数相对还不是太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权民主运动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多，其素质亦会越发提高。这正是非暴力天鹅绒革命与将来的2次颜色革命所必具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请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全国各地，都有大批像现在北京维权律师群体这样的存在，各处的维权抗争相互呼应，相互有效支持，那将会是怎样令人鼓舞的光明景况！而太石村的维权抗争，就是初步显示了这一景况，故有社会学者称之为“民主化过程中的小岗村”，是不错的。
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一切反动专制政权的真正掘墓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专制者自己。如果民运人士发生错觉，以为自己是专制体制的当然掘墓人，就很可笑了；这叫做，无自知之明的自不量力。当然啰，促使极权专制的消亡，民运人士是出了一份大力的。但这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与力量。其实，民运的进展与专制的消失，都是时代发展之使然；前者只可能是后者的替代者，如果搞得像样的话。就拿近代的史实作比照，例如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专制政权，若不是它自身的反动腐败透顶，中共那时即使最强大，也决然打不垮它。这一点真理，是跑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而实践亦确证是如此。……
由此可知，中共专制制度的消亡，亦将是它自己反动凶残、制度性腐败所导致的结果。这本是早已存在的共识，只是我们某些友人闹不清楚，老是处在自己的幻觉中！不是有时以为自己了不起，就是有时自卑地悲观失望。其实，民运能否成气候，只决定自己将来像不像样，而不能决定中共专制的命运。即是说，并不是等待你民运实力多强大了，才能够去打倒极权专制。若是这样，我看再等待它200年，恐怕也不成功。
依据笔者观察，目前中国民运中一些人最主要的缺点，是不理解哈威尔！
某些友人谈到哈威尔，很显得不以为然，认为哈威尔只不过是东欧的“幸运儿”，含意是没啥值得学习。并且总强调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各国不一样，其理由也颇多。这些友人的脑子里，塞满了中国式的权谋权术，津津乐道，如何怎样……。不过，这一点不足为怪，因为，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等专制文化土壤太肥沃，它生长出来的事物，自然不可能太漂亮。但问题在于，作为民主运动者，应当首先克服之，不然，难以名符其实，难胜其任。
基督徒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有原罪。这大概是不错的，因为人类毕竟亦是动物嘛。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动物。所以，人又被看作“半是天使半禽兽”，即：人性有善、恶2面。总的说一个人，善性得到发扬，就会产生良心、良知；反之，若发掘了恶性一面，就可能会做负面的事，直至犯有罪恶。这，当然是概念性的简单分析，而现实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即绝大多数的人，是处于这2者的中间状态层面；而只有相对的少数人，才处在正、负面的2端，才能显得善、恶分明。比如在现阶段，名实相符的民主运动者与不肯悔悟的极权专制者，就是处于这2端的人们。
那么，作为现代民主运动者，却又不理解哈威尔思维（精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值得大家深思与研究吗？例如有的友人认为，太.石村，维权之路走不通，因为它遭到.黑.恶势力打压，郭飞熊等又被抓捕（本文撰写时已闻获释），因而失败了。从表像上看，这些好像仅仅是策略认识上的分歧问题，其实是理解哈威尔与否的大问题（实质性的）。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不理解哈威尔的友人就是恶。但是，凡事均有一个源头问题。比如，汪精卫、周作人等，决不是天生的汉奸胚，但又不是偶然所致，而是某种不正的实质性思路，经长时期发展所使然。
所以，现在有一个实质性问题严重存在，就是一些民运友人无视或不相信公民行为的强大力量，这意味着什么？依笔者看来，这自然同一个人的经历与文化水平高低有关，可是有的友人经历丰富，文化水准亦不低，但就是不甚相信公民行为的力量，就是不看重哈威尔的思维。其实，哈威尔先生正是后极权社会的良心凸显者，是后极权专制体制的克星。正由于存在众多哈威尔式群体抗争，前苏联反变革势力才最终感到无奈，东欧各国才发生巨变。正是前苏联变革与东欧变革互相呼应，互相有效支持，才获得各自变革的成功与进展。
现在，我们的极权专制者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内心非常害怕。于是，他们施展出了新招一一国家恐怖加黑社会凶残。例如最近，就专门制造了“九寨沟黑恐事件”（赵昕无端被殴），无耻地发出恐吓资讯，妄图以此阻遏公民行为。然而，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是，立马回应它的是：北京著名律师高智晟和硬骨学者焦国标的结伴半月行，以及著名画家严正学推出了卓越的“行为艺术”新作品；同时，还有贵州首次人权研讨会与成都的杜甫草堂人权日纪念活动，等等。对此，内心恐惧万分而显得手忙脚乱的中共政法委，竟然竭斯底里大发作，于平安夜前夕，宣告重判许万平，拘捕杨天水，以及不久前逮捕谭凯、陶士季、李建平、刘如平等异议人士（其中有律师）。再一次使平安之夜显得不平安！
笔者感觉，这2005年是个多事之秋，从年初赵紫阳先生辞世，到中共破例纪念胡耀邦先生，其间的前前后后，全国连续不断地发生惊人事件，但好的事件少，而坏的消息多。从总体观之，其间政治天空一片漆黑！然而，这正是黎明之前的时刻，也就是，这是“最后的斗争”时刻，虽然异常严酷却又充满希冀，它要求大家保持大脑清醒而不要沉睡。正如朱学渊先生来信中所言：“只差米稀稀啦”（四川方言，其意是只差一点点了）！从发展态势角度看去，我觉得情形正是这样。
那么，就以此篇杂感作为我迎接2006年的号角之声吧！
2005.12.28-30.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转自《网路文摘》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