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6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六日电）面对中国各地挖掘帝王陵墓的呼声，专家呼吁，在中国文物保护意识与技术尚未完备的当下，应审慎评估，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中国在一九五七年挖掘明神宗万历的“定陵”后，将万历帝后的棺椁“清理”出地宫，丢到山沟中；万历皇帝的尸骨不久后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砸碎焚毁。
广东“南方周末”报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日前在部落格上发表文章说，“是打开（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了”，引发广泛关注。类似的争论已持续五十年，但关于中国沉睡的帝王是否该开棺重见天日，迄今未有定论。
报导说，一九五六年开挖的北京定陵是明十三陵之一，埋葬着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的遗体，是唯一一座由中国当局主动挖掘的帝王陵墓。
一九五五年，中国当代文学家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人提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经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首肯，决定挖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
“长陵发掘委员会”随之成立，由赵其昌担任挖掘工作队队长。出于偶然的原因，进展迟缓的长陵挖掘工作转移到定陵。
一九五七年五月，使用铁铲、手电筒等工具，人们打开定陵地宫，取出丝绸、青花瓷等文物。第一个进入地宫的赵其昌也被称为“定陵挖掘第一人。”
现今八十高龄的赵其昌说，“我不但参与这事，更是这里面的主角，我个人就更不愿意谈这事。”他表示，市面上形形色色关于定陵的书籍都是“瞎说”，他只曾为一本内容相对真实的书籍写序。
这本名为“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的书籍，记载定陵文物被毁坏的经过：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曾铲下定陵第一铲土的工人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
随后，数十名警卫在主任指挥下，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将三具巨大的棺椁丢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赵其昌说，“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很多事很不严肃，经过我手毁的东西也不少。虽然不是我直接去毁，但至少也是在我当政时期。”
据报导，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有次陪同外宾参观定陵，定陵博物馆的一名负责人提议：“总理，您看是不是在这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画？”
周恩来惊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带愠怒对陪同人员说，“我参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随后，献策者红着脸躲到众人身后，不敢再吭声。
赵其昌表示，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当时是意识形态的必然。其后的文革，定陵更逃不过政治的阴影。
文革一开始，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就被摆到定陵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由一名二十岁的女讲解员组织展开批斗。在“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十多名大汉将石块猛地朝尸骨丢去，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而后，烈焰腾起，三具尸骨被炸碎，烟灰四散飘落。
一九六五年，郭沫若等人再度提出挖掘长陵，遭周恩来否决。
另一方面，中国文物大省陕西省对挖掘帝陵的兴趣更为热切。文革前，开挖中国第一个女皇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墓“乾陵”的准备工作就已完全做好。
郭沫若得知陕西发现乾陵地宫陵道，并计划开挖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盼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中保存在地宫内的书圣王羲之“兰亭序”手迹。
报导说，郭沫若打算以与周恩来多年的老交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说服周恩来。但当他说完开挖乾陵的好处及必要性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此后，不主动挖掘帝王陵成为中国的中央政策延续至今。
一名前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透露，陕西方面力主开挖乾陵由来已久。“一九八六年就提出过报告。一九九五年九月西安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陕西省领导又提出来，我还是不同意。公元两千年老山汉墓发掘后，陕西又有人提出‘抢救性发掘’秦始皇陵、乾陵的计划。对这些计划，国家文物局都给予坚决否决。”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王迅、赵化城等人认为，这里除了文物大省的利益驱动，还掺杂好奇心、成就感、时代气氛及学术潮流，以及部分考古人员急于见到文物的“私心”影响。
北大考古学教授宿白表示，有些省份一直主张要挖掘帝王陵墓，无非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定陵出土的丝制品是一个教训，现在不敢动，一动就成碎末了。
他指出，“万历至今才三四百年历史，乾陵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怎敢保证万无一失？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特别是丝绸，至今放在冰箱里冷藏不敢拿出来示人，不是足以说明保护条件不过关吗？”
赵其昌说，现在吵着要挖武则天陵、秦始皇陵，是把考古工作当成广告，文明的成果变成商品，从上到下都把它当做一种猎奇来看待。其实考古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历史价值。“但时下经济价值人们最愿意听，为政者最愿意讲。坚守考古这一事业真正价值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少。”
他表示，“定陵当时我是赞成挖的，但就是因为我经历的一切，现在我哪一个帝王陵都不赞成挖！”
另一方面，中国考古面临着猖獗盗墓和此起彼落的重大工程压力。目前进行的考古工作绝大多数都是抢救性挖掘，即因为工程建设发现的遗址或文物。
一名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说，“这些属于不挖不行的报批项目，差不多占到全部考古工作量的百分之八十。”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教授陈淳指出，挖宝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国际学界唾弃。“我们国内一些考古评奖活动简直办成挖宝大奖赛，找个好的墓去挖一下，轰动一下，这就不是在考古了。考古学的成就不是以你挖出来的宝贝的价值衡量，而是以你研究的水平。”
陈淳认为，考古学家应该像历史的侦探，在现场搜集任何有价值的讯息，试图复原当时的现场和犯罪过程，然后拿到法庭上指证。
他感叹，“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一零接报后，马上派人去案发现场，把里头的东西拿出来，然后用推土机推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