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26日
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使人们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大家又围着王明、杨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闹腾开了。照例是在全上公开谴责一番，或在背地里骂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种看法已成定论。大家都确信毛挽救了党，使党没有采取王明的“投降国民党”的路线。“王明是舔蒋介石的靴子的”，人们绕着弯用这样的话来说他。
国际主义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于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忠于党的利益”—横遭诽谤，这个格言现在已被遗忘！毛泽东的领导阶层逐渐使大家相信，王明“从1931-1934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培植异己份子。”据说，远在1931年王明出现在上海时，他就像个大官僚那样，武断地决定与党的命运有关的问题。愚蠢而又可笑，但谁都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
整风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甚至王明过去的合作者也开始诋毁他了。例如，杨尚昆说，王明对蒋总司令“推行”了阶级投降路线。这话竟出之于杨的口，而杨又岂只是王明过去的一个同志而已。
在上海时期，他们共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共同反对毛泽东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活动。
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使从前的“莫斯科派”成员不得安宁。他们受到诽谤。党员对他们毫不同情。整风“揭露了这些投降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整风使人人都相信，“幸亏有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导，才使延安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
在党的会议上，发言的人没完没了地说，“毛泽东同志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他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宣传，都要大家记住：“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考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
最可悲的一点是，民族主义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造力的表现。这是毛泽东的政治纲领的基础。我跟陈伯达谈过话后，对这一点就确信不疑了。陈是毛的思想传声筒。
我确信，代表大会采取同民族主义思想完全一致的路线！
上次，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与往常不同的谈话。没喝威士忌，没喝烧酒，也没有客人们的喧闹声。我们正谈到一些琐事时，毛不知不觉地转了话题，谈到了死亡的问题，谈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无法抗拒的无情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听他一个人讲。如果你不听，他全记在心里，可是还和和气气地，一直等到你走。他喜欢人家听着。谁有反对意见，他就会很生气，虽然他不表现出来。他还会客气地跟你分手，但会把什么都记住！
他在考虑和谈话着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问题。想到死亡，他便消沈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诗人的话，并朗读了几段他自己写的诗，他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了。
他变得温和，同时又很激动。他那雕像似的庄严样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讲话讲得很快，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他要强调的话。他挥手叫所有想进屋的人都走开。
他还问我问题，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时好像已经忘记我在旁边了。
他不耐烦地把手伸到棉袄兜里摸着，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着。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袄掉下一个钮扣，他气冲冲地把它踢到一边。
这以后，他又问问题。很遗憾，我没听懂他说的一句古话。他看着我，等我回答。他那双闪闪发统一编号的湿润的眼睛，显露出激动的神情。他不想揭露我的无知。不，他只是自个儿陷入沉思而已。
我能说什么呢？我耸耸肩膀，承认我不懂，但是，我会懂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读点东西。
“但是”，我说，“革命前，我在乡村学校里学《圣经》，《圣经》上说，死就是：生于土……归于土。
毛咧咧嘴，把烟头扔到地上。
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看中了哪个单身漂亮姑娘了吗？别害臊。……”我对这问题一笑就过去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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