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9日讯】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有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
社教运动的由来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失败，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中国空前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权势上升，毛泽东处于守势，因此他决心搞掉刘少奇。
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起，毛处心积虑，通过他平空臆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来推动党内的权力斗争，以便彻底清除和他分庭抗礼并企图取代他的刘少奇。这就是毛一手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层背景。
毛泽东图藉社教倒刘少奇
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叫作“四清”（农村）和“五反”（城市）。后来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在基层进行，整的是基层干部，但重点是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要层层向上抓后台。这场运动从一九六三年持续到一九六五年。因为一时还没有把这场斗争引到中央，达到扳倒刘少奇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底又发动一场更大的“文化大革命”，取代了这个“四清”运动。
但是三年“四清”已经把中国农村（包括部分城市）斗得元气大伤了。目前解密的有关档案，揭露了毛怎么在中共中央内部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图谋。
以下是已解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档案摘要：
八届十中全会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请同志们要清醒地看到，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三股黑风正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三股黑风都有后台。”
会上，刘少奇、陈云、彭真、李富春等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讨论结果：各组都接受刘少奇、陈云、彭真、李富春等的意见。
毛泽东提出：“要保护少数。在复杂的政治气候下，少数是受压的，受压的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真理。”
在城市开展“五反”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了城市“五反”运动。
会上，有地方、部委代表提出：“社会上、党内己经对政治运动感到紧张、慌张，反感情绪正在高涨着。”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省保定地区开展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的经验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和反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单位，开展“五反”运动。
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暂缓在非党员和机关、团体中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批示：“阶级斗争有分党内外吗？注意：右倾正抢占阵地。”
五月初，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史良、竺可桢、胡子昂、季方，分别写信给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家主席刘少奇，反映社会民主党派、学术、教育界对政治运动不间断，感到不理解、不认识、难接受，生活、工作在恐慌中。
毛泽东制订农村社教运动纲领性文件
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书记参加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
该文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第一线，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干部。”
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贺龙、陈毅、乌兰夫表示：对这次会议情况不了解。
各地发生自杀事件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月、十月，中央派到地方、农村工作的联络员、调查组提出报告：在“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都发生了自杀事件。机关、企业、公社、大队都搞“专政”隔离室、拘留所。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发生了地主、富农子女全家自杀事件。机关、企业的“五反”运动，抄家面已扩散。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民主党派人士、原工商界人士已表现出抗拒的立场。
要夺权，要重新划阶级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三个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国基层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可能还不止。”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是阶级社会就有阶级区分。”
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该报告和批示指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
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严，火烧一下怕什么？你是正的、清的，火烧一下也有好处。在文化、文艺、学术、教育、理论界，我们提倡要引火烧身。”
宋庆龄请辞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宋庆龄致信毛、刘、朱、周，提出三点要求：（一）下一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再担任公职；（二）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思想跟不上，也很难理解；（三）闷着不讲，很难活着。
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宋庆龄必须挽留，下届任国家副主席不动。她可以在内部发表不同的观点，不作政治评议。
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分别到宋家进行挽留。
毛泽东新的阶级分析
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在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十二月十二日又在陈正人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我看不止二分之一，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来自上边。”“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对毛泽东上述批示，中央书记处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若干提法，是政治性的，政治局没有讨论过，不宜下达。
“四清”要先夺权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该指示指出：“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凡是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要坚持发动群众。”
社教运动的“战果”
一九六五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授权中央书记处，总结汇总城市和乡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发展。
五月七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总结汇总报告，该报告内容如下：中央和地方、部门，先后派出工作团（组）十三万五千二百十五个，到机关、企业、基层、学校、农村、公社，初步整顿、改组了十七万一千六百二十个党组织班子。
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体，五千七百六十个。组织结论：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
在社教运动过程中，有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多人接受了批判、帮助和自我检查。
在城市有四千一百二十八人非正常死亡；在农村有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二人非正常死亡。
十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全国各地区、部门必须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编后议
中国人里面，素质最低的是谁？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档案告诉人们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共中央完全沦为毛泽东的奴仆。它反映出中共中央委员们的素质太低。
应该说，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本来是有民主基础并且可以防止党内独裁的。这个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主席也好，总书记也好，都是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选出来的；决定问题时他也只有一票表决权，要服从多数。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一条党章规定主席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然而毛泽东却能把他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中央和全党。本来中共“八大”已经确定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此后主要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不管这种提法科不科学，但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再搞政治运动，这是符合全社会利益的。
可是毛泽东硬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新的政治路线”强加给中央和全党。解密的这些材料清清楚楚说明，毛在每一步上都是少数。只要那些多数人还有一点独立的人格，能行使自己的表决权，完全可以制止毛的胡作非为。但那多数总是被毛牵着鼻子走。“八大”通过的路线硬是被他改掉了，正是沿着他这条路线，才走到文化大革命。
毛死之后也是这样。中共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政治运动。但三中全会刚刚开完三个月，邓小平个人发表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并未经中央讨论通过，便成为“立国之本”了。接着他就亲自掀起一次又一次“反自由化运动”，直到下令血洗中国首都。
邓死以后江泽民也如法炮制。他一个人可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不但拖住中共中央跟他走，而且强迫人大立法来消灭法轮功，使千百万修炼法轮功的善良老百姓遭到群体灭绝的残酷迫害。
一谈起实行民主，中共和它的奴才们便拿中国人“素质低”作借口来阻挡。其实民主素质最低的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们，就是那些奉命举手的人大代表们。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国家的命运竟掌握在这样一群人手中，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２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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