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日讯】
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消长决定中国命运
现在，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深刻多了。在以前，尽管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严复先生即已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很长时期内，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还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一般看法：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如今人们大都知道自由主义代表一种政治诉求，一种人生态度：没有权力的被统治者以自由主义为武器，向专制统治者要求权利；专制统治者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打压弱势群体的权利要求，捍卫自己的统治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消长，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因此，深入了解自由主义，掌握自由主义的精神，对中国人而言，是有决定作用的头等大事。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自由主义产生于英国贵族同英王之间的权利斗争。按罗素的形象说法，“自由主义是‘遇事忍耐，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样维权，就不至于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在生活经验中不知不觉成了全民的信条。自由主义逐步壮大起来，以至于达到英王让权于贵族，英王贵族让权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让权于工人阶级的程度，同时又保留了英王、贵族、资产阶级的应有权利，促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此崇高的智慧典型地体现在美国总统约翰逊的这句话里：让他们从帐篷里朝外小便，强似被他们从外边朝帐篷里撒尿。
改革最可取
跟手握大权的统治者的“雅量”相比美的，是被统治者维护自己权利时的“现实”：维护权利不能幻想一步到位，一举成功，维权的导师是时间，由少到多最为可靠，所以改革，而不是革命最为可取。领导铁甲军革命的克伦威尔就忏悔道，“自然取得的东西比通过强硬手段取得的东西至少好一倍，它是我们的真正收获，也是我们子孙的财富……你们用武力实现的事情在我的眼里一文不值。”正是这位砍下英王查理头颅的护国公，接受部下的建议，否定了有人要送给他的英国国王的王冠，保护了他所热爱的旧英格兰传统权利，体现了丘吉尔总结的“英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截然不同。英国人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即使在叛乱之时，也本能地尊重法律和传统。那些破坏王权的人也向来深信，以国王的名义制定的法律是他们能够依靠的唯一基础。”所以，英国历史上会出现这样令今天的中国人都难以想像的事：“气象升平、物产丰富的年景，是英格兰发生农民暴乱的主要原因”（弗罗萨特语）。英格兰的农民不是要饿死了，为了死里逃生，才揭竿而起，而是要活得更好，要更多的权利。一三八一年的大起义，起义农民跟年轻国王谈判的要求就是：“废除严酷的法令，取消农奴制，分掉教会的财产”。
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不是简单地站在统治者一边还是站在被统治者一边，而是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从“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出发，人权成为追求的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为追求的目标，“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或者说基本善）——自由和社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的正义观成为追求的目标。从现实出发，考虑到每个人的合法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社会自会和谐稳定，和谐稳定的社会自会繁荣发达，这就是正义的力量。没有自由主义，无论是站在统治者一边的“真理”，还是站在被统治者一边的“真理”，都不可能建成正义的社会。
自由的代价取得真实的进步
然而，“自由不是无代价的”。即使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也是经由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武装革命，才几经波折，逐步完成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的。即使自由主义的嫡传国家美国，也是经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才走上快速发展的康壮大道的。在英国治下的印度，甘地要求独立，要经过许多次的牢狱之灾和绝食之痛才能成功。英国人统治的南非，曼德拉要争取黑人的权利，推翻种族歧视制度，要熬过漫长的铁窗生涯才能胜利。为了保障“四大自由”，和英国联手，美国献出几十万年轻的生命，才打败法西斯，把世界推进到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的历史表明，社会进化跟生物进化一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自由主义的历史也证明，惟有自由主义的代价能赢得真实的进步。
中国历来只有专制主义
中国的问题正在于自古以来只有专制主义，没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实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理想特别艰难。满清皇帝初起，连四贝勒执政，座受群臣朝贺都不能容忍，能容忍臣子分权？末代统治者“甯与外贼，不与家奴”的顽固，实在是本色当行。连儿皇帝变法都生命难保，遑论臣民维新。专制主义把自由主义推入血海，中国付出几将亡国灭种的惨重代价。
在中国，凡是想当皇帝的人都要大权独揽，消灭任何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人，也就是说，把别人都当成奴才——不仅仅是忠心干活的奴隶，而且是俯首贴耳的奴隶，即驯服工具。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利用各种力量，采用各种方法，把最高权力夺到手以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他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哪怕是最亲密的战友，最大的功臣，都得死于非命。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党天下”，搞“政治设计院”，建立清查肃反工作的“委员会”，就是公然向他的权力叫板，想分我一杯羹。虽然进言者不过是出于“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初衷，并没有非分之想，却已触犯逆鳞，不五马分尸，株连九族，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自由主义在毛泽东治下遭到空前的浩劫，与知识分子空前惨重代价相应的是，中国也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依然一穷二白，愚昧落后。
毛死邓继，专制主义照旧
屡败屡战的自由主义在毛泽东死后遇到一线转机，专制主义又在继承了毛泽东衣钵的邓小平身上还魂：民主墙被封，民运人士被抓，支持自由民主呼唤的头面人物下台，直到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至今，民间维权领袖人物被抓，异议人士判刑，异见报刊网站被封，还在不时上演。自由主义在得到空前大发展的同时，也遭遇到空前强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在飞跃发展的同时，社会也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中国仍然在为世界资本打工，中国穷人仍然在为富人打工，中国仍然是愚昧落后贫穷的代名词。
被统治者也有责任
这些问题的责任，并不完全在统治者身上，被统治者也有份。造反起义的乌合之众跟随领袖一哄而起，并没有自己的权利欲求，只要有保证吃饱的承诺，甘心情愿为大人物的抱负冲锋陷阵，你死我活，结果是胜利果实吃光之后便没有吃的对象，任由今天的新同志、过去的老“伙伴”，变成过去的旧主人、今天的新老板，而自己照样穷，照样饿。被统治者的群体无权利诉求，造成自己永远不得翻身的恶果，又正好满足了领导这个群体的领袖人物的野心。而野心的碰撞，正是农民领袖夺得天下后必杀功臣的根本原因，刘邦、朱元璋、毛泽东都逃不出这个规律。领袖的争权，是由群众的无权造成的。打破这个规律，只能靠被统治者群体觉悟到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所以，毛泽东批“让步政策”，当然有把打死的老虎再踩上一只脚的意思，而更重要的意思是，继续革命，把没有削平的山头削平，把没有打倒的对手打倒。由于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由于没有自由主义传统，开始提出权利诉求的自由主义追随者，往往盯住权利，忽视方法，失掉胜利的机会，“六四”即是教训。“毕其功于一役”，不现实，也不牢靠。缺乏自由主义，既使统治者失败，也使被统治者失败，而最大的失败者是中国，苦心孤诣，披肝沥胆两千年，一步不前，每况愈下。
用自由主义精神推动自由主义
失败乃成功之母，并不是一句空话，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失败中一往无前。自由主义色彩浓的变法失败了，不到十年，清廷就被迫颁布了比变法更激进的诏令。毛泽东的“万寿无疆”不绝于耳，邓小平就不得不祭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杀人当时虽然气壮如牛，旋即成为执政党的耻辱，掩盖粉饰，无所不用其极。如今，要抓的不再是广场静坐绝食的民运人士，而是敢于揭示这个伤疤的“不良”分子。收容制度被取消了，农业税被取消了，医疗改革的失败被承认了，教育改革的失败被默认了，对民间维权运动有所让步，自由主义的胜利是鼓舞人心的。只要中国人继续努力，用自由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推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节节胜利是可期的，全新的中国也是可期的。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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